我们家有一位常来的“丫姑老爷”，——那女人从前是我的祖母身边的丫头，我想来应该尊他为“丫姑老爷”庶几合式，就是怀着此种希望的。他算是乡下人中间境况较好的了，他是一个向来小康的自耕农，有六七亩稻田和靠二十担的“叶”。他的祖父手里，据说还要“好”；帐簿有一叠。他本人又是非常勤俭，不喝酒，不吸烟，连小茶馆也不上。他使用他的田地不让那田地有半个月的空闲。我们家那“丫小姐”，也委实精明能干，粗细都来得。凭这么一对儿，照理该可以兴家立业的了；然而不然，近年来也拖了债了。可不算多，大大小小百十来块罢？他希望在今年的“头蚕”里可以还清这百十来块的债。他向我的婶娘“掇转”二三十元，预备趁这时桑叶还不贵，添买几担叶。（我们那里称这样的“期货叶”为“赊叶”，不过我不大明白是否这个“赊”字。）我觉得他这“希望”是筑在沙滩上的，我劝他还不如待价而沽他自己的二十来担叶，不要自己养蚕。我把养蚕的“危险”的原因都说给他听了，可是他沉默了半晌后，摇着头说道：
“少爷！不养蚕也没有法子想。卖叶呵，二十担叶有四十块卖算是顶好了。一担茧子的‘叶本’总要二十担叶，可是去年茧子价钱卖到五十块一担。只要蚕好！到新米收起来，还有半年；我们乡下人去年的米能够吃到立夏边，算是难得的了，不养蚕，下半年吃什么？”
“可是今年茧子价钱不会像去年那样好了！”
我用了确定的语气告诉他。
于是这个老实人不作声了，用他的细眼睛看看我的面孔，又看看地下。
“你是自己的田，去年这里四乡收成也还好，怎么你就只够吃到立夏边呢？而且你又新背了几十块钱债？”
我转换了谈话的题目了。可是我这话刚出口，这老实人的脸色就更加难看，——我猜想他几乎要哭出来。他叹了口气说：
“有是应该还有几担，我早已当了。镇里东西样样都贵了，乡下人田地里种出来的东西却贵不起来，完粮呢，去年又比前年贵，——一年一年加上去。零零碎碎又有许多捐，我是记不清了。我们是拼命省，去年阿大的娘生了个把月病，拼着没有看郎中吃药，——这么着，总算不过欠了几十洋钿新债。今年蚕再不好，那就——”
他顿住了，在养蚕这一项上，乡下人的迷信特别厉害，凡是和蚕有关系的不吉利字面，甚至同音字，他们都忌讳出口的。
我们的谈话就此断了。我给这位“丫姑老爷”算一算，觉得他的自耕农地位未必能够再保持两三年。可是他在村坊里算是最“过得去”的。人家都用了羡妒的眼光望着他：第一，因为他不过欠下百十来块钱债，第二，他的债都是向镇上熟人那里“掇转”来，所以并没花利息。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这位聪明的“丫姑老爷”深懂得“理财”方法，便做一个财政总长好像也干得下：他仗着镇上有几个还能够过得去的熟人，就总是这里那里十元二十元地“掇”，他的期限不长，至多三个月，“掇”了甲的钱去还乙，又“掇”了丙的钱去还甲，这样用了“十个缸九个盖”的方法，他不会到期拖欠，他就能够“掇”而不走付利息的“借”那一条路了；可是他的开支却不能不一天一天大，他的进项却没法增加，所以他的债终于也是一年多似一年。他是在慢性地走上破产！也就是聪明的勤俭的小康的自耕农的无可避免的命运了！
后来我听说他的蚕也不好，又加以茧价太贱，他只好自己缫丝了，但是把丝去卖，那就简直没有人要；他拿到当铺里，也不要，结果他算是拿丝进去换出了去年当在那里的米，他赔了利息，可是这掉换的标准是一车丝换出六斗米，照市价还不到六块钱！
东南富饶之区的乡下人生命线的蚕丝，现在是整个儿断了！
然而乡下人间接的负担又在那里一项一项地新加出来。上海虽然已经“停战”，可是为的要“长期抵抗”，向一般小商人征收的“国难捐”就来了。照告示上看，这“国难捐”是各项捐税照加二成，六个月为期。有一个小商人谈起这件事，就哭丧着脸说：
“市面已经冷落得很。小小镇头，旧年年底就倒闭了二十多家铺子。现在又加上这国难捐，我们只好不做生意。”
“国难！要是上海还在那里打仗，这捐也还有个名目！”
又一个人说：我认识这个人，是杂货店的老板。他这铺子，据我所知，至少也有三十年的历史；可是三十年来从他的父亲到他手里，这铺子始终是不死不活，若有若无。现在他本人是老板，他的老婆和母亲就是店员；——不，应该说他之所以名为老板，无非因为他是一家中惟一的男子，他并不招呼店里的事情，而且实在亦无须他招呼；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到处跑，把镇上的“新闻”或是轮船埠上客人从外埠带来的新闻，或是长途电话局里所得的外埠新闻，广播台似的告诉他所有的相识者，——他是镇上义务的活动“两脚新闻报”。此外，他还要替几个朋友人家帮衬婚丧素事，甚至于日常家务。他就是这么一位身子空，心肠热的年青人。每天他的表情最严肃的时候，是靠在别家铺子的柜台上借看那隔天的上海报纸。
当时我听了他那句话，我就想到他这匆忙而特别的生活与脾气，我忍不住心里这么想：要是他放在上海，又碰着适当的环境，那他怕不是鼎鼎大名交际博士黄警顽②第二！
“能够只收六个月，也就罢了；凶在六个月期满后一定还要延期！”
原先说话的那位小商人表示了让步似的又加这一句。我就问道：
“可是告示上明明说只收六个月？”
“不错，六个月！期限满了以后，我们商会就捏住这句话可以不付。可是他们也有新法子；再来一个新名目，——譬如说‘省难捐’罢，反正我们的‘难’天天有，再多收六个月的二成！捐加了上去，总不会减的，一向如此！”
那小商人又愤愤地说。他是已经过了中年还算过得去的商人，六个月的附捐二成，在他还可以忍痛应付，他的愤愤和悲痛是这附捐将要永远附加。我们那位“两脚新闻报”却始终在那里哗然争论这“国难捐”没有名目。他对我说：
“你说是不是：已经不打东洋人了，还要来抽捐，那不是太岂有此理？”
“还要打呢！刚才县里来了电话，有一师兵要开来，叫商会里预备三件事：住的地方，困的稻草，吃的东西！”
忽然跑来了一个人插进来说。于是“国难捐”的问题就无形搁置，大家都纷纷议论这一师兵开来干什么。难道要守这镇么？不像！镇虽然是五六万人口的大镇，可是既没有工业，也不是商业要区，更不是军事上形胜之地，日本兵如果要来究竟为的什么？有人猜那一师兵从江西调来，经过湖州，要开到“前线”去，而这里不过是“过路”罢了。这是最“合理”的解释，汹汹然的人心就平静了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