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天下士聪明者居多，但成大事者寡，多少“英雄豪杰”抱恨终天。纵观三国风流人物，多经天纬地之才，然而，各自的命运又是那么的不同。有的晚节不保，有的中道败亡，以至于前功尽弃，功亏一篑，其中魏国著名将领钟会就因为有才无德而客死他乡。
钟会，字士季，古代著名谋士、将领，是三国后期魏国统治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钟会是魏国太傅钟繇的小儿子，聪慧早熟，悟性绝世，博闻强识，少年时就已蜚声政坛。他从4岁开始习诵“四书五经”，15岁已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钟会22岁时担任中书侍郎，29岁时封关内侯，31岁时因功升为司隶校尉，负责京畿六郡治安，可谓是少年得志。在征讨毌丘俭、诸葛诞期间，他更是才气大展，为司马昭出谋划策，屡建奇功。上至皇帝、下至群臣，都对才华横溢的钟会非常赏识，并予以重任，典掌军事机密。
随着名声的日益显赫，钟会有才无德的本性开始慢慢显露出来。景元元年末，钟会出任司隶校尉，只因他晤见嵇康时受到慢待，便在嵇康受别人牵连获罪时，乘机报复，落井下石。他对司马昭说：“嵇康曾经图谋援助毌丘俭，因为山涛反对才没有得逞。历史上齐国杀华士，鲁国杀少正卯，是由于这些人危害时局，扰乱教化，所以圣贤抛弃他们。嵇康、吕安享有盛名，但言辞放肆，诽谤经典，是帝王所不能容忍的，应当乘此机会杀掉他。”于是，司马昭便把嵇康和吕安一起杀了。
钟会甘当司马昭的鹰犬，他到处搜寻政敌，陷人于非罪，往往不择手段。在司马氏和曹氏的斗争中，许多名士做了牺牲品。
公元263年，司马昭令钟会、邓艾、诸葛绪分三路出兵伐蜀。开战不久，钟会为专军权，窃取功名，先后向司马昭秘密诬告诸葛绪作战不力、邓艾有异志，从而使二人先后被“槛车征还”。后来，钟会的野心越来越大，欲据蜀自立，与蜀汉降将姜维共谋其事。最终由于部下的叛变而失败，钟会本人也死于乱兵之中。
有才无德者，必将害人害己，古往今来皆是如此。钟会聪明过人，功名盖世，并有幸平蜀灭刘，结束分裂，本该流芳百世，得到后人的敬仰。但他过于自负，认为自己是百战百胜的“圣人”，从而产生了分裂国家的企图。“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国家统一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潮流，更是人民的心愿。钟会想要继续割据是不得人心的，怎么可能不失败？然而“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钟会已经被私欲蒙蔽了双眼，丧失了一个人应有的道德节操，因此他不得善终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人们常说：“有德无才要误事，有才无德要坏事。”这只是从能否做成事来谈才能与品德。然而实际上，无论从哪方面讲，有才无德的人对企业和社会的危害都是最大的。因此，一个品德低下的人，无论具备多么出色的才能，都不可能得到信任和重用。
三国时代的蜀中大将魏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论武艺，魏延在蜀中为佼佼者，有万夫不当之勇。他勇略过人，所向披靡，除司马懿以外，能与魏延匹敌者几无其人。魏延英勇善战，曾以少胜多大败曹爽率领的十余万魏军。在管理军队方面，魏延“善养士卒”，克敌斩将，治军有方，可独当一面，绝不逊于关羽、张飞等蜀汉一流大将也。论智谋，他也非常出色，曾提出过走子午谷直取魏都城的建议，为后世军事家、史学家大为推崇。
然而魏延终生未得重用，领兵打仗处处受掣肘，时时被诸葛亮控制于股掌间。如此一位军事奇才，为何难以得志呢？究其原因，就是魏延才能高超，人品低下，难以令人放心任用。换言之，魏延之所以被排挤，与他为人孤傲、过分自信的处世方式是分不开的。因此，即使他非常有才能，但在诸葛亮眼中，他是个有才无德的“危险品”，不得不防。
魏延的悲剧值得职场中人深思，试想我们周围那些能力出众而无良好品行的人，有几个会得到老板的重用？对公司而言，有才无德的员工无疑是企业内部的一种不稳定因素，随时都可能阻碍企业的前进。甚至可以说，缺乏良好人品的员工能力越强、才智越高，对公司的危害就越大。因此，一个品德低下的员工，无论具备多高的才能，都很难得到公司的信任与重用。所以说，我们在提高工作能力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自己的道德修养。要知道，小事靠才，大事靠德，如果没有优良的品德，是无法获得大成功的。
一个人的伟大，首先是灵魂的伟大，其次才是才华的出众以及取得的成就。可见德才两者，无疑是德为主，才居次。一个人才疏学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人才高八斗，却心术不正。因此衡量与评价个人价值时，应该以道德为首要。历史经验证明，一个人如果有德有才，才由德驭，就会充分为善，造福社会，成就事业。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是美国历史上一位充满戏剧性的传奇人物，深受人民的爱戴。他出身贫寒，凭着坚强的意志、良好的军人素质、丰富的理论知识以及高超的指挥艺术获得成功，并成为美国唯一当上总统的五星上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艾森豪威尔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政治、外交才能，被誉为“军人政治家外交家”。1941年，艾森豪威尔出任第三集团军参谋长，其间曾成功地组织实施大规模军事演习，并解决了当时军队后勤保障的难题，因此受到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重视。在决定美国究竟是“先欧后亚”，还是“先亚后欧”，还是“欧亚并重”的战略问题时，艾森豪威尔的表现同样出色。他虽然对日本人深怀仇恨，但从大局考虑，不仅坚决主张“先欧后亚”战略，而且制定出一份名为《给欧洲战区指挥将领的指令》的报告，对美军赴欧洲作战时各军兵种统一指挥问题提出了详细合理的建议。1943年，已晋升为中将的艾森豪威尔指挥英美联军，在非洲大败法西斯军队，并攻占西西里，将战火引向意大利本土。1944年，艾森豪威尔不负众望，实现诺曼底登陆，从而成功地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加快了“二战”的结束。
幸运的是，艾森豪威尔不仅能力出众，而且品德高尚。他坚定、果断、宽宏大量，对部属充分信任，对人民更是关爱有加。一次，艾森豪威尔乘车去参加一个紧急军事会议，当时大雪纷飞，天气异常寒冷。坐在车中的艾森豪威尔看着窗外肃杀的景象，思索着军队的下一步计划。忽然，他看到一对法国老夫妇坐在路边，冻得瑟瑟发抖。于是，艾森豪威尔立即命令停车，让身旁的翻译官去询问一下情况。这时，一位参谋急忙提醒说：“我们必须按时赶到总部开会，这种事情还是交给当地的警方处理吧。
”但艾森豪威尔坚持要下车去问，他说：“在这么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如果等到警方赶来，这对老夫妇可能早就冻死了！”经过询问，原来这对老夫妇是去巴黎投奔儿子，但是汽车却在中途抛锚了。艾森豪威尔听后，二话没说，立即请他们上车，并且特地先将老夫妇送到巴黎儿子家里，然后才赶回总部。此时的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份，也没有俯视被救援者的傲气，他命令停车的刹那，也没有复杂的思考过程，只是出于人性中善良的本能。然而，事后得到的情报却让所有的随行人员震惊不已——原来，那天德国纳粹的阻击兵早已预先埋伏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如果艾森豪威尔没有为救那对老夫妇于危难之间而改变行车路线，可能早已牺牲。
因为有才，艾森豪威尔改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因为有德，他逢凶化吉，躲过了暗杀。古人云：“福在积善，祸在积恶。”凡是有德之人，不但会造福人类，也会给自己带来幸福。所以说，在道德与事业、道德与成功的关系中，道德是最为重要的。德是事业的基础，更是一个人长久保持成功和荣誉的根基。正如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所说：“富贵名誉，自道德来者，如山林中花，自是舒徐繁衍；自功业来者，如盆槛中花，便有迁徙兴废。若以权力得者，如瓶钵中花，其根不植，其萎可立而待矣。”在实际的生活和工作中，不思德、种德，是难以成就大业的。
对一个国家而言，人才的重要性同样是毋庸置疑的，它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最终成就。因此，胡锦涛总书记针对人才问题提出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事实证明，人有良好德行，才能敬业向上，积极进取，精益求精；人若无德，其才就如无本之木，难以丰茂。而领导干部更应该不断加强道德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清正廉明，以德驭才。在选拔人才时，也要注意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真正把那些品德好同时又有真才实学、能力突出的干部选拔上来。才不足并不要紧，可以通过培训和实践锻炼来提高；而德不足则很难弥补，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德是根本，选人用人，一定要有德，如果没有德，宁愿选择无才之人，以避免百姓和社会遭受有才无德之人的迫害。
古人云：“文章者，人之枝叶也；道德者，人之根本也；必根本立而枝叶繁焉。中鲜道德，外饰文章，虽有枝叶，其本立亡。”道德是人立身的根本，假如个人品行败坏，心术不端，那么有了学术不但不会施德行善，反而会做出更多的坏事来。因此，学问只有掌握在有德之人手中才能发挥出良好的作用，也才能对人和社会有益。
要记住，“德”必须驭“才”，“才”必须从“德”，绝不能舍本逐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