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诚
青年作家海岩的中篇小说《死于青春》讲述了一个年仅十九岁的警察的悲壮的故事。当我读着这部九万多字的作品时，我的情绪随着主人公陆小祥的命运的沉浮，重重地被一种早已消逝的对政治生活的提心吊胆的恐惧感所笼罩。惨绝人寰的唐山大地震，劳改农场监改干部中的复杂斗争，使那些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无孔不入的左的人物和左的思想、左的政策和左的做法更显出狰狞的面目。一个纯厚正直、执拗的追求真理、本该得到一切人都能得到的幸福与爱情的青年警察，他在维护人与人之间的正常的、纯厚的、仁爱的关系中所作的一切努力，所做的一切有益的事情，都成了把他关押起来的罪证，最终死于他的至亲好友刘成德的枪弹之下。读完陆小祥的故事之后，人们能不义愤填膺，仰天长叹：谁之罪？
我没有全部读过作者的小说，只读完了《啄木鸟》编辑部向我提供的《我不是一个好警察》、《我的孩子，我的故乡》和上面所说的《死于青春》三部。从我所读过的这三部小说中，我以为《死于青春》写得最为深刻，最为成熟，也最耐咀嚼。其所以深刻，是因为作者不仅写出了青年主人公陆小祥的富于个性的性格和哀婉动人的故事，而且从他的短促而不凡的生活史这一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造成他的人生悲剧的社会原因。这部小说所概括的社会问题，既有当时的时代特点，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小说的全部情节、人物纠葛以及生活画面，自始至终是通过第一人称的“我”的回忆、倒叙和内心自白而得以展开的。“我”在十年前曾经是市公安局的一个共青团委书记，年轻的姑娘，地震之后被派往震区——清河农场参加抗震救灾工作，在那段生活中结识了与她一起工作的当地的警察陆小祥，两人在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萌发了炽热的初恋。陆小祥虽然缺乏较高的文化教养，但他的心灵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感情、纯厚的扶危济困的道德感、追求真理而达到刚直不阿的精神、不畏险阻而勇于献身的革命责任心深深地打动了这个从城里来到农场的姑娘，两个人在孩儿河畔羞怯地、然而又是热烈地相爱了。由于社会环境的不正常（在劳改农场这个被认为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左的思想不断升级，以及孔局长一类人物的欺上瞒下获取个人升迁的资本的行为，等等），陆小祥的一切作为，一切在常人看来是正当的、有益于革命事业的举动，都成了构成他破坏抗震救灾、同情反革命的罪证。他被关押审查，但他拒绝作检查，拒绝承认错误，恶劣的环境和非人的待遇并未迫使这个虽然入世未深然而却与环境不妥协的青年改变初衷。他的青春是壮丽的，狂放的，透明的。他虽然死在人民政权和亲朋好友的枪弹之下，但他的结论却不能由孔局长一类人物去作，父亲一般仁慈、宽厚、苦干、为人民事业不惜牺牲一切的洪场长以及农场的乡亲们深情地、愤怒地安葬了他的遗体。这样一个警察，他的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纯厚的乡情，同当时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最后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他的悲壮的死亡，对于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来说，带有普遍性。陆小祥虽然离开人世已经十年了，我们的社会已经由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转变到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新时期，“我”对小祥的眷恋依然那样强烈，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泯灭，并没有因为生活的改变（大学毕业了，结了婚，生活也好了）而将小祥的期待遗忘，每当对丈夫继平的庸俗的灵魂产生某些厌恶的时候，这种强烈的眷恋就达到不可抑制的地步，以至于在大年初一，所有的普通人都在家庭里团聚享受着天伦之乐的时节，“我”却弃家而出走，来到依然是荒野漫漫的茶淀农场，寻找失落的旧爱，追回甜美而苦涩的记忆，凭悼那个在湿漉漉的河滩拥抱了她、亲吻了她，从而在那一秒钟里享受了一生全部爱情的陆小祥的坟茔。
如果把陆小祥的悲剧理解为人道主义思想与不人道的社会政治的冲突还不至于大错的话，那么，我还要说，“我”的离弃丈夫、公婆、双亲而出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真正的有意义的生活的追求与庸俗寡淡人生的冲突。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以至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从而作出出走的决断，这不是某一社会所独有的现象，而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的解决。我们也不必讳言在我们这个新的社会制度或新的历史时期存在着这样的悲剧，也不必把文学作品里写了这样的冲突和悲剧就上纲为为社会主义抹黑。陆小祥的悲剧是容易理解的。他挺身而出要闯三十里长堤，在为迎战暴动的犯人而组织的敢死队里所表现的英勇豪气，揭露马盛利医生在震后见死不救时的血气方刚，为埋葬刘成德的父亲而慷慨地献出自己准备结婚用的大立柜，由于揭发了秦文忠而导致秦文忠被捕之后的心理的矛盾与自责……这些相互矛盾又相互协调的思想、品德、因素、举动，其核心是正直的做人，是对真理的追求和对谬误的排拒，是人道主义的处世思想；而这些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相抵触的，最终是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的。十年之后，“我”的出走，也是个人与社会冲突的一种表现，不过，这次的冲突同小祥与社会的冲突，性质是不同的。在作者的笔下，“我”的追求是相当朦胧的。但可以看出，“我”时时把现在的丈夫与小祥放在一个感情的和世俗的天平上，把小祥的追求和哲学当作自己的追求与哲学，于是就对继平的庸俗（亦即社会的庸俗市侩倾向）产生了厌恶，从而使家庭生活出现了断裂。即使作为肉体的小祥已经在这个现实世界上不复存在了，但作为精神的小祥却在她心灵中永存。不仅他的忠厚正直，他的勇敢热情，他的倔犟粗野，他的羞涩局促，而且还有他的不因左的重压而牺牲人与人之间的纯厚的情谊和了解，为人民事业而英勇献身的社会责任感，时刻都成为在“我”胸中涌动着的精神力量。但她在继平身上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宁可辞掉医生的职务而到中外合资的大饭店里做按摩师以获取更多的钱的委猥琐而庸俗的灵魂。也许她是一个心志太高而想入非非的女子，但她对市侩主义的鄙弃却是正在八十年代一部分青年中诞生的一种时代意识。小说在这方面的笔墨，显得太少了，未能充分揭示出“我”出走的更为深刻的原因，这不能不是一个减弱了作品的现实感的缺憾。
《死于青春》所采取的叙事方式，决定了作品基本上是按照事物发展的自然序列而结构情节的写法，时不时插入一些叙述者的心灵的剖白。这种叙事方式使故事比较集中，省却了许多不必要的枝蔓和赘疣，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把叙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的波澜公之于众，沟通了读者的感应的心弦。作者也注意克服这种叙事方式所带来的一些局限，在可能的场合和关节扩大自己的画面，包容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小说比较充分地揭示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受左的思想毒害较深的人物，如孔局长、肖科长。孔局长是左的思想和权位观念合二而一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头脑里为人民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被历史的风云驱赶得荡然无存了。这种人物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一种市侩，但属于官僚市侩类型的人物。如果说这种人物还有什么独创性的话，那就是对一切事物的判断与处理要以不损伤他的地位为前提，否则他会翻脸不认人。黄朝英的抗震模范就是典型的一例。陆小祥从群众中发现了黄朝英的先进事迹，得到了孔局长的首肯，他认为他的辖区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使他脸面增光的先进典型。但当陆小祥经过详细调查，终于发现黄朝英是个假典型，并大胆地予以否定时，孔局长却感到这样一来可能危及他的根本利益，宁可将错就错，欺骗国人，以求个人仕途的平安。这还不算，从此而导致了陆小祥被关押审查的悲剧。这个人物在新时期文学中固然不是新的贡献，但在这部作品中出现，却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肖科长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并不能给读者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他是作为陆小祥、“我”和孔局长、洪场长之间的润滑油的角色而存在的。在考虑自己的升迁上，他与孔局长是有共同性的，但他还较为通达，不像孔局长那样阴险到成为一个“政治动物”。洪场长是一个地方干部，具有实事求是、苦干实干、身先士卒、富有人情味等素质，他以一心为公而与孔局长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在转弯抹角地进行着斡旋，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他的“氏族”中的力量。（作者有如下一段叙述：“清河农场的干部之间，以兄弟姐妹相称的随处可见，甚至还有不少呼爹喊妈的；后生对前辈不管是否真有亲缘，一般也都称叔道婶，使你竟会情不自禁地以为置身在一个血亲氏族社会的部落中。”）小祥是老场长的后代，他受亡友委托把小祥抚养成人，如今小祥罹难，洪场长不好当面顶撞孔局长这样的上司，但总是设法走出困境，笔墨所至，相当动人。小祥埋葬后，“我”被送回北京前发现的那份“简报”里称：“九月二十一日陆下葬时，农场少数干部、职工约百余人围聚不散，其中有农场副场长洪××，农场分局副局长李××等领导干部，他们不但未对群众做疏导工作，反而向陆脱帽致哀。……”洪场长上了孔局长、肖科长们的黑名单。在洪场长身上，被孔局长指控的那些“资产阶级人性论”，不言而喻，恰恰是孔局长身上不见踪迹的。这些不同类型的人物，加上秦文忠、张玉海、刘成德、黄朝英、马盛利这各色人等所组成的茶淀农场，是一个特殊的人类社会。在这个特殊的社会里发生的一桩桩见所未见的事情，是十年前社会生活的必然产物，就像那一个个人物是十年前社会生活所造就的一样。
文学作品不再是政治的简单的工具。文学作品的任务在于能动地反映社会生活和解剖人的灵魂。因此，文学回到文学的本意上来，不是路子窄了，而是更宽了。作家有权写他所熟悉的生活，也有权塑造自己笔下的人物。这是外界无法干涉也干涉不了的。海岩赋予他笔下每个人物以社会政治的、道德的、审美的评价，体现了他对社会生活的总体看法。我想，他对个人与社会环境冲突的描写，尽管并不充分，或并不自觉，总能启发人们思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