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芳，我们有多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在一起说话了？在这个万籁俱寂的深夜，心贴着心，喃喃细语，不会被人打扰，也不会打扰别人，这样从容、尽情地拥抱着叙谈着，哦，一晃快四十年了。
四十年，我心里从未这么安静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小成，咱们的儿子，他终于离开我寻你而去了。谁能想到像他这样健康的躯壳竟会先我而成为你的伴影？可惜他的灵魂并不像躯壳那么健康，也许不能随你在天堂久驻。
我们不止一次谈论过天堂、地狱、命运和人生。从我们两心相许那天起，老天爷就像是把一切都注定了似的，看去貌似偶然，其实在劫难逃。假使父亲不是因为搞到了一点大米让全家吃了顿饱饭，就不会给日本人抓了“经济犯”；假使我不是替在牢里做下病来的父亲抓药，也不会在“同仁堂”门口让警察抓了伕子；假使不是那警察有个把兄弟在绥远当军官，我当完了伕子也不会被充了壮丁，也不会再被那军官派到青岛去运海货；假使晚去半个月，我大概也就跟着董其武将军反了水，而不会被钱师长留下当厨子，以致漂洋过海几十年不能反顾。命运对我们真是苛刻透了。在那边，我常常一个人渴酒发疯，骂天骂地，如果天地间尚有一丝公平之念，也不该对一个小民的一生这样草率这样无情的。
你信奉上帝，我敬过菩萨，可你看不见幸福的天堂和乐园，我也找不到极乐的东土和西天。而今天，现在，就在这个安宁的夜晚，我们难道不是同在一块净地之上吗？我们都是“轮回图”上的投生儿，茫茫苦海的幸存者，佛说九九八十一难之后，福星自然返照。周围是这样安静，窗外的夜丁香开了花，花气袭人。身上盖的，身下铺的，又厚又暄。二勇今天晒了被子。如果那场煤气中毒的浩劫是我的最后一难的话，那么二勇，便是我的福星了。
对了敏芳，你见过二勇吗？他就住在咱们那条胡同的西口。你在的时候他还小，也许没有印象了，高高的个儿，不如小成那么结实，却是漂漂亮亮一副眉眼。我没想到小成长大了会胖成这样。我走的时候他才六岁，又瘦又黄，和他那只可爱的却又先天不足的鸽子一样病弱不堪。
还记得那只鸽子吗？深灰，青靛，却毫不给人乌暗的感觉，它的脊背看去那么光滑、柔和。你一定记得我原来执意不准小成养它，一来怕孩子玩物丧志，二来那年头纨绔们为养鸽子寻衅打架的事层出不穷，我不想惹是非，为此孩子哭过好几次呢。他爱那鸽子，胜过吃穿，常常久久抱着它喃喃低语，简直视为小小知己，可以托之以心。对于这种童贞的、近于神圣的爱的萌芽，身为人父，我不能一味扼杀。后来我们一直养着它，就像家里的一口人似的养着，我不知道这多病的生灵后来究竟活了多久，我叫警察绑走后再也没有听到它的音信。
敏芳，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情景，就在前门外的“同仁堂”门口，几个警察拧着我的胳膊，小成又哭又喊抱着我的腿，鸽子扑棱棱从他怀里惊恐地飞出去，警察使劲踹了他一脚，他还是抱着我的腿死也不撒手。啊，我的儿子！他抱着我，就像是你在抱着我，是我的亲人，我的家，生我养我的北京城在用力地抱着我，不让我走！六岁孩子能有多大力气？可你知道吗？当那帮没有人性的东西硬把小成拉开的刹那，我就像落水人突然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的木头似的那么绝望，我那时候就想，大概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见不到家，见不到北平啦！
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啊！
转眼快四十年过去了。一怀愁绪，半生离索，当一切成于既往，我们在自己心造的天地中幽幽重聚，但愿能够十分平静了。然而我无法忘记那些年，多少次梦寐之中见到你，见到小成，见到我们常常路过的文津街、三海上的金鳌玉蝀桥、煤山、那古旧而亲切的东四牌楼啊！亲人、故乡，蓬山咫尺，像可望不可即的海市蜃楼一样在梦中流连，每逢梦破人醒，悲从中来时，我常常会钻心地痛感到人世间的无味和自身的渺小、孤单。说实话，要是没有对你，对小成，对故乡的怀念寄托，我一定没有这么命长。
刚到台湾那几年，你知道我是怎么活过来的？几十万军队突然挤上那个孤岛，当官的靠一口美国面粉养活着，当兵的足足三年没吃圆过一回肚子。北方人在那儿水土不服，个个一身脓包水泡。想家呀，想老婆孩子呀，真是离恨千端，别愁万种，光我们一个师部，自杀的，两个，疯的，一个。我同屋的张大全，沈阳人，把手榴弹捆在肚子上寻了短见，留下几行绝命诗，当官的缴去不准大家看。其实当官的也想家，钱师长就整天盼着叫着想打回去，巴望着美国人能帮着打回去。他家客厅里高挂着古诗条幅：“愿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杯土”。耿耿于怀，吟咏起来，声泪俱下。而我们这些当兵的呢，想的就简单得多——只要能回去就行，别管是打回去，跑回去，还是投降回去。
我在军队整整干了十三年。从教书匠沦为火头军，斯文扫地，已全然顾念不得。我从三等兵一直干到上士，上士又分三等，我干到最高一等。到了1960年，我们这些胡子兵退了伍。那阵子，成群的外国人拥进来开工厂、办商店、设银行，把台湾搞得热闹起来了。我进了中山北路一家名叫樱楼的餐馆工作。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日本东家，老板叫浅沼，对我不错。敏芳，我想你一定不会怪我竟然愿意给日本人做事吧。杀父之仇，刻骨铭心，自然不敢一朝忘却，但是，和咱们同文同种的一个大国，总不会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吧？咱们和日本的仇，是和那些想叫咱们亡国灭种的疯子们的仇，用不着和善良的东洋百姓过不去。世界本来是挺安静的，就是让那些疯子们搞得疯狂了。
浅沼先生的性子有时有点暴躁，但很重义气。他知道我的身世后，拍桌子大骂过那些绑架我的警察们。我们在一起共事好几年，彼此以诚相待。日本和台湾断交后，大批日本商人纷纷东渡回国去了，他也把樱楼托付给我，带着太太走了。到了1970年，索性把这家餐馆送给了我，不过那时候樱楼已经为他挣够了钱，从里到外都老朽了。
我就这样安身立命许多年，倒也顾全了温饱，就是总想你们。
我也养了一只鸽子，做为一种向往，或者说是一种凭吊……那鸽子也是灰色的，灰色中带着点青靛，它的咕咕叫声和小成的那只灰鸽尤其相似，听了令人神往。它喜欢转动着灵巧的脖子东张西望，也常用滚圆的眼睛出神地看我，我们经常这样久久对视，我看出它是想和我说话，只是说不出声来。啊，那简直就是小成的化身。它陪着我，度过了那么久那么久的日子，那些日子里给我帮助最大的，除了浅沼先生，就是它。
不，我并不是因为从浅沼先生那里得了糊口延命的饭碗而感激他，为了樱楼的兴隆，我毕竟付出了无愧的劳动。我要感激的，是浅沼先生在我命运的转折中所起的作用。我现在能够躺在被二勇认真晒过的又厚又暄的褥子上，在这弥漫着丁香花醉人气息的夜晚，与你，我的红颜薄命的亡妻，幽幽相聚，一叙生前死后，如果这一切在命运中早有伏线的话，那么浅沼先生，便是这伏线的一端。
那时候浅沼先生已经开始和大陆做生意，我就托他寻访你和小成的下落。二十年中，你给我托了无数次梦，说你和孩子都还健在，只是乱世之中辗转流落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偏僻地方去了，无数次醒来，我都记不清那是个什么地方。
在一个闷热的黄昏，我印象很清楚，天像是要下雨，深灰、混浊。浅沼先生突然来到樱楼，告诉我他在北京寻找你们的经过。我那时都顾不上照例的寒暄，光是木呆呆地盯着他的嘴巴，心里害怕，膝盖直哆嗦，摆手想叫他快说，又想叫他等一等，容我镇定一下再说。那瞬间我脑子里似乎一片空白，又似乎涌出一千个或凶或吉或悲或喜的结局，连那只善解人意的鸽子都察觉出情形不对，惶惶不安地飞到我的手上，尖嘴用力敲打我胸前的纽扣，仿佛在问：“怎么啦，怎么啦？”
浅沼先生拿来了你的照片，是你去世的前一年照下的。眉目依稀，无情岁月虽使红颜老去，但以往的音容宛在，呼之欲出。敏芳，你虽有青春之身不肯再嫁，情愿守几十年的寡拉扯小成等我回来，可你终于没能等到我，我知道你在煎熬中盼望着共叙团圆的一天，只是实在熬不住才先去了，我能想象到你弥留时的心境，我仿佛已经看到了你走时频频回首，吃力地向我张望的模样。敏芳，要不是为了小成，我们爱情的见证和结晶，我们血肉和生命的延续，我那时就该去跳海，为什么要活到现在？
浅沼先生也带来了小成的照片，是小成和他太太的结婚照，仿佛他们早就算定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正是失去你的时候，不肯亵渎我的悲痛，所以照得过分严肃，穿着也太素朴，以至于完全不像个结婚照。浅沼先生说，这是他们1971年照的，已经过去四年了，现在的小成比四年前还要胖一些。浅沼先生还说，当小成听说我还活在台湾时，样子很惊慌，如同活见鬼一样。是啊，他和我分别的时候才六岁，也许早就想不起世间还有这么个父亲了。
可是不，浅沼先生摇着头，他说现在大陆上的情形颇有些古怪，“海外关系”统统被看做是一种极不光彩的事情，人人噤若寒蝉。其实对台湾人来说，这是不难理解的，这儿的人同样也怕沾上“通共”的边。可是，我们毕竟是亲人，是父子啊！孰能没有天伦？
儿子竟没有给我写一封信，连一声“爸爸”都没叫，那张照片，也不知浅沼先生是如何到手的，问他，他只一味摇头叹气。
我写了一封信，托浅沼先生有便时带到北京去。敏芳，我总得知道你的生前身后是如何安排的，有什么欲了未了的遗愿；也想知道儿子现在的生活，是否快乐平安；问他还记不记得三十年前父子离别的一幕！可那信一去没了回音。一湾海水，把我们隔绝在两个世界里。
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怪罪小成，我心目中的小成仍然是个可爱、懂事、又特别重感情的孩子，他不愿和我相认，只是怕担上政治的压力而已。于是我不再给他写信，生怕妨碍了他在大陆的自处。就连二勇，在当时的环境下，倘使对海外关系没有小成那般恐惧，恐怕也是憎恨的吧！二勇那时还是个不更事的少年呢。
我继续操持着樱楼的生意。痛定之后，心里比过去多少踏实了些。我总算知道了我唯一的儿子，至今还与我同在，心里像有了一个小小的亮光，在黑暗中引着我往前走。敏芳，我那时就只有这么一个念头，我得往前走，走到那么一天，我能去找我的儿子，也许真有那么一天，我能摸到那个影影绰绰的亮光。
台湾那些年经济搞得很乱，票子一个劲儿发毛，但樱楼总算在风雨飘摇中维持下来，没有关门大吉。来这儿照应的都是老主顾，钱师长也常来。他早退了休，靠几十年宦囊积蓄在台北做寓公，已是须眉皤然的老人了，这几年举手投足，更添了几分学者般的飘逸与悠闲，优悠中又带着一点淡淡的伤感，和那些三十年前漂洋过海的老军人们一样，总觉得到老连归葬的坟地也看不到似的，心里虚。
是的，钱师长还不如我，我还有个实实在在的盼头，他却不行。要是照着浅沼先生的说法，凡当过国军营长以上、三青团区队长以上、一贯道点传师以上的人员，按大陆上的法律都要以反革命论处。钱师长半生戎马，杀人无其数，共产党绝不会饶他。我曾经忍不住怀着孩子般的好奇仔细注意过他的那双手，竟是那么细弱、柔软，而且白得像女人，指甲也修得很精心，谁能想到这双手已经在血泊里浸泡了二十年啊！钱师长对大陆曾经那么深恶痛绝过，如今老了，也变得惇惇怀故了，常忍不住登高远望，向着落日余晖，用发哑的嗓门儿歪歪扭扭吼两段莱芜梆子，吟几句思乡感怀的诗文。可是，“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他的生年是回不去了，他回去，人家共产党就是杀了他也是不冤的，所谓君子之仇，十年得报，这已经三十年了。他呢，也早已绝意归途，只能悲歌当泣，远望当归，聊以胡思乱想罢了。
而我的盼头居然来得比想像的还快，1981年的夏天，不期然接到了儿子的一封短短的信，我高兴得发狂。现在我想不起那封信具体都说了些什么，总之是问我好，并且说他也很好，现在在一家饭店里当服务员，只是经济紧张，希望我能寄些钱去。尺牍之中，我仿佛听见了小成抱着我的腿哭喊的回声，那声音唤起我深埋多年的亲子之爱。当天我就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并且把我存在银行的全部美元取出来，一块寄到日本，托浅沼先生给儿子寄去。敏芳，也许只有你才能体会我当时的兴奋，我总算能够尽一点人父之责了，我是个父亲啊！
从那天起我戒了酒。五个月之后，小成又来信了，还是那么短，问候之外还是要我再寄些钱去。我又寄了，并且又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依依山水之恋，拳拳父子之情，字里行间，意犹未尽。我日日夜夜等着他的回音，希望他别那么匆忙，别那么简短，我盼着他能耐心地和我这个孤身在外的老父亲叙叙家常啊！
我等了整整一年，神不守舍的一年。
论人之常情，儿子不会这么久不理我，我预感到出了什么事。
我从来鄙薄巫道，那时居然也去找了个测字先生，拈了一个“欢”字，测字先生凝神作状地参悟了半天，大摇其头说：“‘欢’，附半个‘难’字，非佳象，怕多少要有些难过的关节了。”见我不语，又说：“也非一难到底，后继者‘欠’也，附‘迁’音。”他啰啰唆唆玄而又玄地做了一通近乎忏语的发挥，意思是：我这一辈子，迁，主遇难呈祥。
测字，本是方士糊口延命之所为，几乎是骗钱的行径，但既听了，就忍不住瞎琢磨，琢磨，就多少有些不安——为什么偏偏就拈了这么个字呢，大非吉兆。
果然，一天中午忽然有几个警察到樱楼来，要我去警署说话，不许我多问，也不许我回家，粗暴地要带我走。那时我突然想起三十几年前在同仁堂门口被几个警察绑架的一幕，于是说死也不肯走。可那些警察威胁说这是依法传讯，如果我拒传事情就更麻烦，樱楼的伙计们也纷纷劝我不要吃眼前亏，先去了再说。我当时真想，如果小成在，如果他还能紧紧抱住我的腿，那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他们走的。可我是一个人，从肉体到精神都是孤单单的一个人，我就是真的回不来了，人们无非茶余饭后做个谈资，没人会像你，我的妻；像小成，我的儿，那样悲痛洒泪！没有人会！
他们把我带到台北景美警察分局，说是传讯，可往地下屋里一关三天不闻不问。我惦念我的鸽子，想着谁会去给它喂食喂水……
到了第四天，他们像是才想起来似的，把我叫去问话，问话的是个麻子，他拿出一封信给我看。
“知道是谁写的吗？”
这当然是明知故问，那正是小成的来信，短短的，不知写了些什么。
“是我儿子的信。”
“你儿子是共党的什么干部？”
“他不是干部，是饭店的侍者。”
“你还想赖？”警察老练而邪恶地笑着，“你看看这张信纸吧，认识共党的简体字吗？”
信纸上方，红字函头：北京万宁宾馆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是干什么的你当然晓得喽，是共党现行的政权机关，你儿子能够使用这种信纸，不是干部是什么？”
我说不上话，只用眼睛狠狠盯着那张麻脸，那脸上集中了人类最专横、最败坏、最愚昧的表情，我憎恨这脸！
到现在我也没有闹懂那革命委员会是怎么回事，二勇后来对我说过，七十年代前后，大陆上连托儿所、养老院，连卖酱油、烙大饼的小铺小店，都有革命委员会。可这种满天盖地到处都是的东西却构成了莫须有的罪名，使我身陷囹圄。警察们三天两头逼审我，用种种不人道的手段对待我，要我招供所谓“通共”的内幕，并且恫吓说要送我到火烧岛去。[1]
“一朝进公门，九牛拉不出”，在警署地下屋我一直过了三个月，全仗朋友在外奔走营救，连钱师长都找了他的一些老关系。但警察们却是些认钱不认人的家伙，一直久押不放，也不送院审判。我气恨交加，大病一场，朋友们送药来，他们竟不准我接受，朋友中有个吃法律饭的为我据理争诉，说照着政府的“羁押法实施细则”规定：“被告亲友送入药物，经看守所医师检查合格后得许可之”。警方不准我接受药物是违法的。但警察们借口没有检查设备，仍然拒收，直到牢里接二连三有人病倒，上吐下泻，症状与我无二，才疑心是发了瘟病，急忙把我们隔离起来，打了针。打针的警察不知是不懂还是懒，我们四个病人只用一个针头，只换屁股不换针。我病得连抗议的力气也没有，横着心随他去打，敏芳，要不是你在天之灵的保佑，我也许就活不过那一关了。
后来，朋友们背着我用樱楼这些年的积蓄上下打点，疏通关节，正是：钱能通神，一买就灵。恰好又赶上九月十八日发生了两名警察抢劫三重市彰化银行十一万台币的丑闻巨案，舆论哗然，所以，到了天气渐冷的深秋，我被放了出来，警察们说：“误会了。”
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写信给浅沼先生，要他转告小成，以后来信，千万别再用官家的信纸，什么“革命委员会”，什么“公社”，这种字眼儿都别用，信封上也别写简化字。为了防备再出事，我把儿子的前两封信，连同他和他太太的照片一起烧了。在那照片上，儿子穿着“毛式”的服装，更加上他太太的脸上没有妆，头发又没烫，外人看了，自然会刺眼、生疑。
那是深夜，和现在一样安静的深夜，连我的鸽子也沉沉睡去了。我一个人，身伴四壁，望着儿子的脸在枯黄色的火苗中丝丝作响地变焦，变皱，哆嗦着打起卷来，直到化成一撮黑灰……就像我忘不了儿子抱着我的腿的情景一样，我也一直记着那黄色的火、乌黑的灰，还有那窜了一下就完全消失了的青烟……
是不是，我也到该撒手而去的时候了？何苦留着一个躯壳无味地耗蚀？
我本来也应该有一个完满的家，三世同堂，一团和气，妻儿老小，厮守终生，可我没有。半生流离在外，朝朝暮暮，岁岁年年，嚼着生活的苦味，难道真的就这样老死他乡了吗？或者早就应该想开，有如蝼蚁的芸芸众生啊，你可以痛痛快快地死，也可以好死不如懒活着，但你不能死抱着自己的愿望不放，因为世界是大家的世界，包括你，也包括别人，也包括那些官僚、政客、老板和混账警察们，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拳头比你大，你就只能忍着，你是渺小的，你没有想怎样就怎样的能耐！
我活着，和樱楼一样半死不活地维持着。老军人们照旧到那儿聚饮，酒后的话题照旧是大陆。说到当年乡里事，或眉飞色舞，或热泪横流，我过去和他们一样，“越是天涯无家客，越是逢人说故乡”，说到全聚德的烤鸭、六必居的酱菜，还有东来顺的涮锅子……那膘白肉嫩，见热即熟的西口大羊啊，我能说得叫人垂下涎水来。可是现在，我不想再说，也不想再听别人说。我重开酒戒，天天花钱买醉，以酒浇愁，其实也无所谓浇愁，不过图一时昏噩而已，盼在醉乡之中，把人生烦闷种种，一刀割于肚肠之外罢了。我盘算着卖掉樱楼，然后找个地方，无求无欲地躲着去，老死了算！
钱师长好久没来光顾了，他病倒在三军总医院里，我去看他时，已经整天离不开输液瓶了，连医生说起来，也全是一副聊尽人事的口气。他身上盖着被子，瘦得几乎使人感觉不出人形来，声音已完全哑了，却出奇的清楚。
“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去年秋天，十一月。”
“你的儿子，还来信吗？”
我摇摇头，不想和他扯这个，他也不再问，脸上没有一点表情，似乎又恢复了那早已被人忘却的军人的严峻，又似乎在想着什么很遥远的往事，眼球凝止不动，一动不动，而我，我什么也不想，不想！
“你说，你怎么……不回去？”
我没想到他会突然这样问我。
“回哪儿？”
“找你的儿子。”
我没有回答，这个令我半生魂牵梦系，然而此刻又是这样猝不及防的问题，我没法回答。
钱师长的声音柔和起来，连那被苍老和疾病拖得形销骨立的脸也柔和起来，“你应当回去，你不同我。”
我全身轰地一下，就像个在一道难题面前已经绝望的人，突然被人简单地提醒了那样，目瞪口呆！对了，我为什么不回去？趁现在还没有病老到他这种地步，为什么不走？
“你应当回去，你不同我。”
钱师长欠了共产党的血债，现在又只苟延一口剩气暖着胸口，欲归无计，死了心。可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不错，我同他不一样，我没有杀过共产党，怕得什么？儿子就在对面，隔着一湾海水，从日本绕过去，不过两站路程。想到这儿，我的胸膛紧张得怦怦直跳，凭这样有劲儿的心跳，我也有资格去争取享几年天伦之乐，了却望子思乡的一段心肠，也省得再受那些警察的勒逼纠缠了。为什么不走？走！
我是急性子，决心一下，兴奋得几夜没合眼，恨不能一步跨回去，可是不，这是决定我余生的大事，欲速则不达，得一步一步走。
头一步是给浅沼先生写信，请他帮我办好去日本访友的入境手续。然后，得把樱楼卖掉，换成现金。台湾为了防止外币流出，规定临时出境人员只能兑换一千美元外币，我就靠一个常在黑市走动的熟人帮忙，好歹把钱全都换成了美元，兑价虽苛刻，总算没让黑帮敲了竹杠。几个月的牢狱之灾使我变得谨慎起来，事情完全瞒着左右耳目，遮着声色形迹，悄悄进行，只有几个顶靠近的朋友知情。他们当然也劝过我，“一动不如一静吧，跑不出去就是通共的罪名，再复系狱，何苦来哉？”我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既动了这个念头，不去碰一碰运气，我不死心。”他们说：“老大年纪了，‘遇饮酒时须饮酒，得高歌处且高歌’，大陆生活，清汤寡水，不是个享晚福的地方。”我说：“等你们进棺材的时候，眼巴巴望着父母之乡的黄土，不羡慕我吗？”同是天涯沦落人，一语触动，无以为答。是的，我们和那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不同，尽管那些本地人在每年的冬至，也喜欢用糯米做些“冬节丸”贴在门窗上，但那不过是一种例行的贡奉，或者说是一种传统的习惯，表示不忘在大陆的祖宗和先人罢了，并非真的记挂他们的温饱。这些人更重视和依赖的，是眼前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不像我们这些生长在大陆的人，与从小长大的故乡，与连筋带血的骨肉，有着千丝万缕的留恋，我知道，大家帮我，也是想看看，我能不能走，走以后又怎么样，好，我就走个样儿给你们看看！
出境手续办得很顺利。虽然这几年去日本旅游和探亲访友已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几十年的坎坷使我对过分轻易的事情总是戒心无穷……我提心吊胆等着出境的那一天。从提出申请到获准出境其实不足一个月，在我却仿佛熬过了漫长的一个世纪。
四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来了。
临去机场的最后一件事，是和我的鸽子告别，我嘱咐它往北，往北一直飞，别管浩浩重洋，别管高山大川……我喃喃对它说了许多鼓励的话，相约在北京会合，心里也知道那是没影儿的事。
我终于松开手，朝天用力一抛，鸽子飞起来，转了一圈，又直通通地飞回到我的手上，我再抛起来，它在上面转着，疑惑地望着我，我挥手示意它往北飞，它犹犹豫豫地盘旋了一会儿，终于振翅飞去了。啊，它真的是往北飞去的！我心里一酸，同时又差点欢呼了起来！
机场的海关和边防那天检查得格外严，警察似乎也比往日多。房子卖了，鸽子走了，至少在我的感觉上，身后已无一步可退了。我横着心一道道关口往外闯，活像个惊弓之鸟的偷渡客，又像个胆大包天的冒险家。终于，我坐在机舱里，系上安全带，但仍不敢放心喘气。我身边坐着个戴墨镜的年轻人，这家伙从过安全门就一直跟着我，我暗暗发慌，是便衣警察？难说。
飞机起飞的时候，台北机场斜风微雨，雨落在椭圆形的机窗上，立即被甩成一条条细细的线，不，一根根迅猛的箭，我想起“归心似箭”这句古话来了。
路上没有发生任何事。到了东京羽田机场，我提着行李走出候机大楼，回头看看，没再发现那年轻人跟在后面，是我多心了？别，小心没大错。
叫了辆“的士”，我先让司机随便转了两条街，回头看看，依然无事，我这才觉出背上已经冷汗淋漓，浑身像乏透了似的酸疼。本想先到浅沼先生家去，拿出纸片想给司机写地址，可笔一沾纸，不知怎么突然就改了主意，写下了这么一行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一个年轻而又文质彬彬的外交官接待了我。一听他那地道的北京口音，我就忍不住激动起来，可年轻人提的问题却马上打断了我的情绪。
“您因为什么想回国呢？”
我怔了半天，没答出话来。我不知这是因为他的年龄尚难以去体会别人，还是纯粹的例行公事，——平地里冒出个台湾来客，他当然要查明“动机”。
于是我答非所问：“您家在北京？”他打了一个愣，说：“在。”“那咱们是同乡啦。”他对我这种乡土感情似乎并不怎么响应，只是礼貌地点了一下头，说：“很荣幸。”我又问：“您想家吗？”他说：“有点想吧，我都出来四个月了。”我说：“那么我已经出来四十年了！”他眨眨眼睛，然后会意地笑了，并且马上伸出一只手，说：“欢迎您回来，我代表北京人欢迎您回来！”
敏芳，你知道我听了这话激动得心都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我真想张开双臂拥抱那位青年，我的乡亲啊！
大使馆里的同志都很热情，他们很耐心很带感情地听我叙述了我这一生的经历，很快帮我往北京发了电报，替我买好了回国的飞机票，还专门派人陪我上市场买东西。小成在信里提过他儿子——我的孙子——要考大学，很需要一台录音机学外语，对，得买个小录音机做为给孙子的见面礼。还买什么？该给儿子买块好表，可大使馆的同志说，带手表回去要上税，很不合算，不如买一支带电子表的原子笔，上面有表，可是算笔。好，就买它。可惜不知道儿子太太的身量，不然应该买几件好看的衣服送她，也罢，索性买料子吧。
大使馆的同志说，这些东西咱们国家都有，买多了带着也不方便。行，这已经够我拿的了。
四月二十四日，我离开东京回国。不管进天堂还是入地狱，我都记着这个日子。
我坐的是咱们中国的飞机，咱们中国的航空小姐个个都漂亮、和气、像可爱的天使，把我这个只身异地四十载的老人接回北京来。北京，我朝思暮想的故乡。
飞机降落的时候，北京的天已经黑了，机场大厅里灯火通明。大厅看上去还挺新的，但比起羽田机场毕竟简陋得多了。我独自叫了辆“的士”往城里去。在通往城区的道路两旁，挤簇着浓浓的灌木丛和高高的槐树，那是咱们北京最常见的树。在黑黝黝的树荫掩映下，金黄色的路灯明灭不定，把路边的行人和远处的楼房映出一个朦胧的轮廓，我心里喊了一声：“啊，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带着不可抑制的狂喜，也带着那么一点伤感回到北京来了。这就是常常梦见的长安街吗？它原来不过是天安门的两臂，从东单到西单统共只有八里地，现在仿佛是一夜间长大了似的，不知开阔、崭新了多少倍。汽车走了很久，可一问司机，说是才刚刚进了建国门，金色的路灯仍然像两条灿烂的流星，直通到望不到边的前方，那份气派，那种辉煌，使我兴奋得眼泪直往下吞，我说：“司机先生，请你停一停，我要下车自己走。”我从建国门内大街一直走到东单，一点也不累，我是六十几岁的人了，手里还提着大皮箱。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新生儿，满眼都是陌生的东西，长安街居然这样伟大了。
儿子的信上说过，他们还住在无量大人胡同的老房子里，于是我从东单口往北走，走了老半天，竟然搞不清是走过了头儿还是没走到，总也不见无量大人胡同的牌子。街道的样子变化很大，哪儿是哪儿都认不出来了，想跟谁问个路，话到嘴边老是开不了口，哦，可真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了。
走到一栋大楼跟前，我终于忍不住向几个年轻人问路，可都说没这个胡同，又问一个年纪大的，才知道我已经走过了头。无量大人胡同现在叫红星胡同，而跟前这座计算机中心大楼就是原来“无量大人”斜对过那座有名的“那家花园”。
红星胡同？我心里茫然，听着有那么点不是味儿，说不清为什么，也可能是觉着不如无量大人胡同叫着那么顺口吧。
找到胡同，找家还是不容易。快四十年过去了，只见旧时地，不见旧时人，老街旧邻大概没剩几家。已经晚上十点钟了，胡同里人不多，灯暗，门牌号也看不清。改朝换代多少年，门牌号不知换了多少次，看清了也没用。我心里有点发慌。
迎面过来一个中年人，戴眼镜，样子挺和善，我站定了唤他：
“先生，请问原来的139号院在哪里？”
“什么时候的139号？”
“民国……啊，一九四七年时候……”
“哎哟，那可是老皇历了。”
“总还有些老住户吧？”
“那时候的住户？怕不多了。”中年人想了一下，“对了，你跟我来，我领你找一个人去。”
我连连点头称谢，心里踏实了些，如果真能找到个几十年前的人物，他准会记得我们那个院子，说不定还是熟人呢。
中年人把我领进不远的一个小四合院，不，靠大门一面没有房子，所以应该说是个三合院。那古朴、素净的院落立即唤起我许多温暖的回忆。墙根栽着夜丁香，一片翠绿、一片浓香。我印象中这院里当年曾住过一位在“北平国立图书馆”做事的学究，还有他的很有风度的太太。这胡同雅，当年住着不少学子名士，一代名旦梅兰芳就在这胡同住过。
正房坐北朝南，亮着灯，中年人喊了一声：
“二勇！”
应着喊声，屋门咣地拉开了，一个身穿深红运动衫的半桩男孩毛毛躁躁地探出身子来，看见中年人，把头点了一下：“哟，王叔叔。”
“瞧，给你领一个客人来，找人的。”中年人又转过脸冲我说：“他熟，这一带他最熟。”
台湾就有那么一种专门研究民俗学和地方史的学究们，他们熟掌故、擅诗文，谈及地方上的风土人物，市井变迁，以及习俗传说之类，如数家珍，可做这类学问的多半都是上了岁数的遗老们，后生之辈如何得知其详？我望着那小伙子，一个大约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完全孩子气的圆脸，单薄的两肩，眨着一对大而单纯的眼睛。四十年前，连他的父亲大概还托着鼻涕，而中年人居然把我荐给这么个黄口小儿，并且像大功告成似的转身走了，只留下我和他，我呆呆地站在那儿，茫然不知所措。
“大爷从哪儿来？”那年轻人让开半个身子，做着请客进屋的样子。
“从台湾来。”
“台湾？”年轻人瞪起吃惊的眼睛，接着眼珠转了转，上下打量我。
“我是回来找人的。”
“噢，”年轻人的情绪似乎松弛了些，“您是台湾同胞吧？”
“啊？啊，就算是吧。”
“您回来找谁呢？”
“旧门牌139号，有个叫小成的，大名叫……”
“嘿！”年轻人不等我说完就抢过话来，“您准是找121号的那人，他妈去世了，他爸爸就在台湾呢。”
“对对，我现在回来了呀！”
“您就是吗？您就是他父亲吗？对了，你们长得还真挺像的，我领您去找，您先进屋坐坐，我穿上衣服领您去找。”
听这年轻人满有把握的口气，我又惊又喜，心想大陆竟有这等奇事，街道上这些快成了古董的旧事，一个毛头小伙儿居然如此熟悉。
我进了屋。这屋子里外两间，很宽敞，也很高，是那种冬暖夏凉的好房子。我问：“你一个人住这儿？”
他点头：“我爸爸妈妈都在国外工作。”
我说：“想不到北京的住房现在这么宽敞，比台湾好得多了。”
他说：“住房？挤得没办法，这是我爷爷的私房，粉碎‘四人帮’以后才还给我们的。”
小伙子进屋穿衣服去了，我在桌子旁边坐下，点上根烟，等他。
外屋只亮着一盏幽幽的台灯，灯座是个古色古香的花瓶，罩子却极洋气；一只簇新的写字台摆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而那乌黑沉重的红木书柜已被日月磨去了光泽，想必是小伙子爷爷的家底儿吧。也许当年我住在这条胡同的时候，这些家具就已经摆在这间屋子里了，如今置身其侧，浑然如温旧梦，不禁使人感慨系之。只可惜墙上装点得过于琐碎：有挂轴字画，虽欠古朴，却也儒雅一脉；也有新派挂历，一色美人头像，俗红艳绿；还有几个镶在镜框里的奖状之类。雅俗共备一堂。这年轻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咕咕咕，”一串熟悉的声音惊醒我，我眼睛蓦地一亮，就像一个神奇的梦，我发现这挨身的桌子上，一臂之隔，竟站着一只鸽子，灰色的鸽子。难道它真的飞回来了吗？我差点叫出声来！不对，这不是我的鸽子，它的颜色偏淡了些，精气神似乎也不那么抖擞。然而我的心潮却怎么也压不住地澎湃起来，不自觉地在感情上认定那就是我的鸽子，是刚刚飞渡重洋，追随我回来的鸽子，我亲眼看见，它的确是往北飞的啊！我忍不住伸出手去抱它，它往旁边跳了两步，最后还是让我捧在手心里，轻轻抚摸它光滑的脊背。
这难道是菩萨的安排？
里屋的门拉开了，我抬起头，想对鸽子的主人笑一下，可是咣地一声，我愣住了，鸽子惊惶地从我怀里挣扎着飞出去，那一刹那间我只觉得全身剧烈地打了个冷战；只觉得头皮忽地炸了一下；只觉得一股子麻苏苏、酸溜溜的电流从后脚跟、腿肚子，一直贯穿了整个儿脊梁骨，敏芳，你知道我看见了什么？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警察！
我俨然也是长者了，本来不应该无端憎恨一个素昧平生的青年，不应该无端恐惧一个正在帮助我的后生，但那一刻我的确是被一种下意识的慌乱和厌恶的情绪攫住，以至于在那个小伙子弯腰去提我的皮箱时，竟尖声叫了起来：
“不！不！”
也许我的叫声太恐怖太尖锐了，那年轻人吃惊地后退半步，手足无措地看着我，又看着皮箱，以为做错了什么事，他这种不安和歉意的神情使我猛省，我怎么能拿着自己这大半生的积怨和伤痕，在一个全不相干的孩子身上发泄呢？人不能那么没理智。
“这皮箱怎么了？”年轻人问。
“啊，没有，我是说这箱子沉，我自己提。”
“咳，没事。”年轻人挥了一下手，“别看我瘦，我有干巴劲儿。”
他故做轻松地提起皮箱，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用目光催我走，我连忙把抽了半截的香烟匆匆掐灭，塞进衣服口袋，听到他“哟”地叫了一声，我才发觉这个动作有点失态。
“我们在外面，”我想解释一句，“在外面安身立命不容易，一点一滴省着过。”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半截香烟，笑笑说：“我们习惯这样了，让你见笑了。”
“没有没有，这是应该的，咱们都是中国人嘛。”小伙子反倒有点不好意思了，“我是怕您烧了口袋，这么好的衣服。”
敏芳，我忘了跟你说一句了，他就是二勇，我刚才提起过的二勇。他在派出所里当警察，对咱们这一带户籍人口的变迁，是个名副其实的专家呢。敏芳，你看这孩子怎么样？
那天，是二勇领我穿过大半条胡同，找到了我们原来住过的院子，那院子变得几乎快认不出来了，比过去拥挤，也旧了许多，颜色好像也变了，空地被许多简易的小棚子占去了大半。我心里茫然。
找邻居一打听，小成刚好在一个星期以前搬了家，搬到不远的那片新楼里去了，具体地方谁也说不清。二勇领我去找。天黑，那片新楼区的地上坑坑洼洼，幽黄幽黄的路灯照着二勇一晃一晃的背，——那箱子确是很沉的，他不时换着手，又不时站下来等我，嘴里老是说着“快到了，快到了，”仿佛在安抚一个不耐烦的孩子。
找了一个楼，进去一敲门，说楼里没有这家人。下来，再换一个楼，进去敲门，又说没有。二勇看我气喘吁吁的样子，在路边站下了。
“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呢？北京完全变了，路遥八千里，人别四十秋，我已是人地两生了，能有什么办法？
快十二点了，春夜，乍暖还寒。做为一个萍水相逢的人，不管如何好善乐施，帮忙至此，也该算仁至义尽了，可我真怕他说一声抱歉，丢下我走开。这么晚了，街上已看不见人，一个筋疲力尽的孤老头子，你让我上哪儿去？
“也许，能找个旅馆？”我试探着问。
“北京住店难，这么晚了根本找不到。”年轻人不假思索地答。
“也许……再找两个楼，能找到他们？”
“深更半夜的，就怕再敲人家门人家也挺烦的。”
“是啊是啊，把你也耽误得这么晚，实在……”
“我没事。”
年轻人看着我，眨眨眼睛，“要不然，上我家住一宿？”
我望望他的大盖帽，心里犹豫，“这怎么敢当……”
“没事儿，我家就我一人，被子、床单，都有干净的。要不然您说怎么办？”
万般无奈，我只好感谢他的盛情，可那实在是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谢，他毕竟是一个警察呀！尽管看上去是一个多么讨人喜爱的少年。
这个警察的家看上去是温暖而干净的，那些老式家具所特有的那种陈旧的书香气，使人依依，恍然觉得就是我自己用过的旧物。
当然，还有那只很安静的鸽子。
“你也喜欢鸽子？”我问他。
“喜欢，北京一般还不让养呢，我这只入了信鸽协会了，算是在籍的，有证书。”
“北京也有信鸽协会？”
“有，去年还搞了一次从北京到上海的竞翔呢，还给它们评了名次，发了奖。”
“你的鸽子是第几名？”
“咳，”他笑了，“没评上，到发奖那天它还没回来呢，都以为它再也回不来了。那时候把我难过的，饭也吃不下……”
“它给你丢脸了。”
“那倒没什么，我主要是舍不得它，它可懂事呢。”
“怎么又回来了？”
“它自己回来的，那天早上自己飞回来的，又脏又瘦，站在窗户外面咕咕地叫我。”二勇笑了一下，“其实它忘不了家，走得再远也会回来，就是笨点儿。”
二勇的话使我联想到自己，不觉怦然心动。
二勇用年轻人特有的热情和直率招待我，像倒家底儿似的搬出新被子，新床单，还换了干净枕巾，用热水叫我烫了脚。他自己就支个折叠床睡在外屋。他的慷慨好客搞得我一宿不能安枕，除了想小成他们，就是计划着如何报答他。
天快亮的时候我才睡过去，醒来日照已经老高。我披衣出来，外屋没人，桌子上放着一只小暖壶和一盘子深红色的炸油饼。鸽子在它自己专用的小酒盅里喝水，喝两口就直起脖子往窗外望一下。我顺着它的眼睛看，二勇正穿着个雪白的小背心，在院子里练哑铃呢。听见屋里的响动，他跑了进来。
“油饼，您吃得惯吗？”
“行，行，这是咱们北京人的家乡饭。”我高兴地说。
真的，不管是不是心理作用，我反正好久没有这么好的胃口了。暖瓶里装的是豆浆，很甜很甜的豆浆，典型的北京式早餐，便宜，实惠，又香。
吃罢早饭，我想，是到了该表示一下的时候了。于是我从钱包里取出了一百美元。想了一下，又加了一倍，可放在桌面上，心里还是有些不安，觉得应当再加上一倍才过得去。
“您干什么？您这是干什么？”小家伙很激灵，马上看出我的意思了。
“不成敬意，盛情容当后报。”我说：“我们以后是近邻了。”
“不成不成，说死了也不成，我是民警，要是收您钱，非受处分不可。您瞧，我家还不错，像缺钱花的吗？”
“我知道你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年轻那会儿看过解放军的传单，现在又不打仗了，大可不必如此讲究嘛。”
“我们公安人员现在讲，‘八大纪律，十项注意’，更严。”
“可你招待得这么好，我不表示一点谢意，良心上如何过得去呢？”
“我又不是开店的，我平常老是一个人住，来个客人还是个新鲜呢。再说您是从外面回来的，外面的条件比这儿好得多，这儿不过一套铺盖，俩油饼，算什么呀。”
相争不下，我想，也罢，反正来日方长，于是说：“好，钱我收回去，可是有个小小的纪念品，你说什么也得收下。”他问：“什么？”我把那支带电子表的原子笔拿出来了，他一看就摆手，“这也不行，这也不行。”我说：“你要是不收，我就没法跨出这个门坎了，我这把年纪，图得就是个心安理得。”他眨了一会儿眼睛，只好收了。
看看表，已经到九点钟了，二勇说今天是他的休息日，可以帮我出去找找儿子，他叫我留在家里不要动，然后搬出自行车，叮叮咣咣地走了。
等了足足两个小时，不见他回来，但我心里仍然是踏实的，我相信这孩子。
中午快十二点钟，他回来了，站在院子里喊了一声：“老先生！”我出去一看，和他一块来的还有一对中年男女，他们看着我，我看着他们，谁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后还是二勇对着那男的说了句：“他就是你爸爸！”
“爸爸！”
“小成？”
对，他正是小成，我在照片里见过的小成，很胖，既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也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就像听到无量大人改名叫红星一样，我心里蓦然有种隔膜感，可还是扑上去抱住了他。这毕竟是我的儿子，这毕竟是父子重逢，几十年魂牵梦系于兹的时刻啊！想到这儿，我的眼泪忽地就下来了。敏芳，你走得太早了，为什么不能熬到这一天呢？
小成没哭，忙着给我介绍他的爱人。爱人？这个词儿初听来有点刺耳，在台湾，爱人即是情人，在这儿，其实指的是儿子的太太。
儿子太太长得也挺富态，已经完全不是照片里那个满面呆板的土丫头了，头发也蓬蓬地烫起来，看着还很少相，她左一声爸，右一声爸，叫得我高兴啊，心里直发晕，跟他们回家的时候都忘了向二勇道一声扰了。我只记得当时那只鸽子在咕咕地叫。
敏芳，你还记得圣经吗？这些年，我有时也喜欢读几段圣经故事来打发苦闷，圣经里关于以色列父子团圆的动人篇章，不知多少次把我引向淳朴的远古，引向美好的未来。今天，我自己，不正是那个最后活了一百四十七岁的以色列老人吗？我能活二百岁！
我和儿子，和儿子太太，欢天喜地回到家。儿子的家就在那片新楼里，两间房，都不算大，卫生间和厨房也嫌简陋。但我想到这就是我度晚年、享天伦的家，是我最终的栖巢和归宿了，所以总觉得那么自在、舒坦。
我们的第三代：大孙子，已经是十七岁的大人了，孙女小，才六岁，都长得墩墩实实的，站在屋里漠然地看着我这陌生的不速之客，在儿子再三催促下，才呆呆地叫了声爷爷。
哈，我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爷爷！
敏芳，我是不是高兴得忘形了？也许是的，那时候整个儿世界在我的感觉上只有一种气氛，一个颜色，是一片温暖而柔和的红色，象征着喜庆与和睦。我真的以为别人，以为这个家，都如我一样，那么单纯地、毫无保留地欢迎我的归来。
不，我并不是说这个家不欢迎我，那天下午和那天晚上的气氛都是令人陶醉的，首先是有不少客人登门道喜，其后一位姓程的女干部代表区政府也来表示欢迎和祝贺，并且非常正式地致了一通“欢迎词”，有些话说得真诚而热情，感人肺腑。儿子和他太太下午都请了假，在小厨房里挤成一团，那热烈的寒暄与祝贺声，那压力锅噗噗的喷气声，还有丝丝啦啦的煎鱼声，菜刀和砧板砰砰的碰撞声，无不带给我久已不曾体验的愉悦。
我怎能不深深地呼吸，怎能不发自内心地高喊：这是我的孩子，这是我的家！
当然，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久别重逢的快乐中，可我那时哪儿想得到，我的孩子，我的故乡，实际上已经变得很陌生了，我实际上是走进一个新的生活里了。
到了晚上，宴席、宾客、尽欢而散。新生活中最先碰到的问题，是睡觉。
两间屋，三代人，自然就有个睡法问题。儿子和媳妇叽叽咕咕地商量了半天，决定叫孙女随他们两口子睡大屋，孙子在过道里支个折叠床，把两个孩子原来睡觉的小屋腾给我了。当我听见孙子在走道里对他母亲嘟囔了一句：“以后我天天都要搭床了吗？真麻烦。”才意识到我的突然归来，的确把这个家庭原来的秩序小小地打破了，至少给孙子带来了麻烦，我心里惶惶不安起来。
我把那台小录音机拿出来，招呼孙子，“来，爷爷送你一件礼物，你在学外文吗？”
“录音机！”孙子惊喜地扔下折叠床，接过去摆弄开了，媳妇应声走来。
“哟，早知道爸要买这玩意儿，真应该告诉您一声，别买这种一用的，只能录不能收，要买，不如买个两用的、大个儿的呢，还有那种双卡的，更好。反正一次可以带进一大件来，免税。”
我愣了半天，不知该说什么，“使馆的人说，大个儿的北京也有。”
“那多贵呀，贵好几倍。”
孙子抱着录音机，怕被人抢去似的，说：“还是小的好，买来大的你们又该拿去听音乐了，还是不给我。”
“要是有大的，拿寄卖店去一卖，三七牌的，两千多块呢，能买十个小的来，还少得了你的？”
儿子正蹲在那儿给孙女洗脚，这时直起腰来，说：“我顶腻歪那帮物价局的，不管什么破玩意儿，沾个洋字，立马身价百倍，在国外没人要的便宜货，到咱们这儿都成宝贝了，两千多块？我才不叫他们抓冤大头呢，冒傻气！”
媳妇不理他，又说：“爸，回头得空儿，好好跟我们扯扯外面的事，反正这辈子咱也出不了国了，眼见不着，耳闻也是福气。”
我笑笑，说：“那好，我跟你们扯扯外面的事，奇事多着呢。你们给我扯扯大陆的事，咱这北京，我都眼生了，都摸不着道了。”
媳妇说：“爸，我们还真没料到您这么急就回来了，我们俩原先还合计呢，想劝您搬到日本去，然后让孙子到您那儿自费留学，经年隔月的再想法把我和小成也办出去投亲靠友，咱们不就能在外国团圆了吗，那多好。”
我愣了半天，说：“美不美，家乡水。外面看着好，可咱们住着不舒服。你们不知道，我这半辈子，就好像一直在外头跑单帮，如今回了家，才真正觉得安稳了。”
儿子埋怨媳妇：“爸都回来了，你还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别看外国人一个个的都挺阔，干起活儿来可得玩儿命，不玩儿命解雇你。要讲舒服，还是中国好。”
我说：“就是这话，年轻时有把力气，还能活一天乐一天，到老了，那个认钱不认人的地方，谁管你呀。老人最惨。这边呢，再怎么穷，是我的家乡，有我的亲人，我为什么不回来养老？”
儿子点头，“那当然了，小日本有什么好的，那么多人挤在一个小窄条上，谁还爱凑那份热闹去。甭说别的，咱们中国，光卖地方，一亩地十万块，这钱就老了去了，不信算算，比日本保险富他妈一倍，你说还比什么吧，比人，咱也是世界第一！我顶看不上那号崇洋媚外的。”
媳妇翻翻白眼，问他：“你给孩子洗完了没有？”
“洗完了。”
“洗完了不赶快擦干净，论‘侃大山’[2]，你才是世界第一！”
话就这么岔开去了，时间确是很晚，孙子吵着怕明天起不来床误了上学，于是收拾睡觉，一夜无话。
开头几天过得很快，白天，一家人各自上班、上学、上幼儿园，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我并不觉得寂寞，我愿意各处走走，买报纸看，吃北京的风味小吃——炒肝、豆腐脑儿，卤煮火烧，还有焦圈、薄脆、大麻花、糖耳朵、艾窝窝，一样小吃就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吃完这些“古董”，再瞧瞧电影，我也得快点熟悉今天的生活。晚上照例叫家里人给我说说，说北京这几十年的沿革变迁。
不过，媳妇倒更有兴趣猎奇外面的事情，仿佛那是一个百谈不厌的话题。
“爸，听说在国外一个星期能盖起一座摩天大楼来，真事假事？”
“我没见过。”我真的没见过。
“穷人也骑摩托车？”
“摩托车，那倒多。”
他们有时也问：“爸，您在外面用什么牌的彩电？几英寸的？”
“十八英寸，美国货。”
“冰箱呢？”
这些天，于街谈巷议之中，我也粗知了些北京的时尚：家用电器，是人们顶注目的东西。彩电、冰箱、洗衣机、摩托车，这几大件成了富裕和小康的公认标志，但除了洗衣机之外，儿子的家在这方面还是个空白。媳妇常常说起她的某同学、同事、朋友或者其他什么熟人在海外的亲戚寄了多少钱回来，买了什么牌的冰箱，多少英寸的彩电，几功能的洗衣机之类的事，虽不题破，意思我是明白的。照理，做为父亲，从孩子六岁起就没有尽到养育的责任，如今是应当补还的。于是我买了彩电、冰箱，还买了台电风扇，但是对他们最眼馋的摩托车，出手就不得不犹豫了。我的钱不多，六十多岁了，也难再有作为，我得留下点钱来养老，不能再拖累孩子们。可是听到媳妇仍然不断说起她的同学、同事或其他熟人得了外财的事情，我心里总是惶然，自愧不能让他们满意。
儿子的朋友不多，在左邻右舍中的人缘似乎不够好，家里平时难得有客。街道上那位姓程的女干部倒是来过几次，帮我办了落户口的手续，还问我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因为发觉孙子每天在过道里搭床睡觉越来越啧有烦言，所以斗胆提出可否帮助找到一所三套间的房子，老程做了一通北京住房如何紧张的解释，最后还是答应尽力去办。
敏芳，那阵子我只想你，一有空儿就想。我心里害怕，因为不知什么缘故，客居海外四十年后，在自己孩子的家里，我仍然有种半是主人半是客的感觉，也许你能体会这是为什么。
老人啊，老人总是讨人嫌的，总是累赘啊！
不然，儿子和我之间的话何以越来越少？媳妇何以常常无端发脾气？我不敢承认这是因为我。我也常常扪心自问：是不是太独了，太孤僻了？几十年独身生活，一天到晚只有自己，自己就是自己生活的全部内容，这种经历大概很容易潜移默化养成一种自私的、封闭的性格吧，不然的话，连埋头读书的孙子，还有尚不知事的孙女，何以也难于和他们沟通呢？
孙子的学校里近来又给高年级学生加了政治经济学课程，他的作业很多，所以平时不大有闲同我说话，甚至也很少同他的父母和妹妹亲热，读书把他读傻了。不知他母亲原来给他如何许的愿，他本来一直盼着能到国外找爷爷自费留学去，如今连爷爷都拔锅卷铺地回来了，因此十分失望，情绪不好。
我呢？也开始常常觉得不愉快了，尤其不喜欢家里那个永恒的话题——“国外……”
“爸，一直没问您，您在外面住几间房？”
“三间，加一个厨房。”
“噢——”儿子不屑地拉了个长音，“也不多呀。”媳妇却争论说：“这就不错啦，一个人三间，给我我就知足，还要怎么享福呀，房子多了你又懒得打扫！”
那一次我终于忍耐不住了，说：“你们怎么从来不问我，这些年我一个人在外面吃了多少苦，你们都知道我坐过牢，可你们从来不问。”
“哎，对了，爸，”媳妇突然来了兴趣，眼神都有些发邪了，“他们都说国外的监狱也比咱们吃得好，真事假事？”
我的脑袋轰地一声，脸色一定很难看，张了半天嘴，可一句话也说不出。
“妈就是崇洋媚外，”孙子哼了一声：“其实资本主义国家，虚假繁荣，经济危机……”
“那你整天还跟我嚷着要出国留学，啊？你别去呀！”媳妇遭了小辈抢白，有点恼羞成怒。
孙子的脸倏地红了，“外国的教育质量好，我要不是为了学本事……”
“在中国就不能学本事啦？还不是想整天吃西餐去，回来还能高人一等。”
“算了算了，”儿子有些不耐烦了，“动不动就是外国，外国怎么啦？外国人就高人一等啦？我就不服这个气！今儿嘿，有个老外，不到三点钟就到我们酒吧来了，要喝啤酒，我根本不理他，不到营业时间，就是里根来了我也不卖！嘿，那老外倒没说什么，旁边那个翻译倒不耐烦了，非让我卖给他们不可，说国外的酒店里，都是二十四小时服务的。我问他了，这是中国外国，咹？到中国来就得懂中国规矩，三点半营业，想喝酒是不是，三点半再来，现在我不伺候。我顶恨这号吃洋饭的，狗仗人势！”
我躲开他们的大屋子，他们吵得我心慌。
北京的早晨，天亮得真快。他们都没醒，我一个人悄悄起来了。真快，回来都快两个月了，气候已经序入初夏，渐渐热了起来，早上的清风却尚存着些湿意，或许这不应该算风，只不过是一丝丝一片片的凉气。天很蓝，显着那么干净，开阔。我干吗起这么早？干吗要到这儿来？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颐和园、香山、故宫、雍王府，还有八达岭，都去过了，可还没有到这儿来，这儿近，却偏偏没有来过。
同仁堂，门脸子已经焕然一新了。
同仁堂是靠着向御药房供给生药发家的，离它不远的内联升鞋店也是靠揽宫里活儿出的名，还有瑞蚨祥绸庄、南豫丰烟店……都是百年多的老字号，如今门脸子也都阔气了，但名字没换。
天还早，店门都没开，街面比过去显得宽展了些，也整齐，也漂亮。敏芳，你一定知道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咱们的神经都会敏感地一跳，你没猜错，我就是从这儿踏上妻离子散的远途的！漫漫经年，往事如烟，不管到了什么时候，我只要站在这条街上，两腿都会忍不住发抖。
不，我并非为了追怀痛苦，也不需要咀嚼仇恨，我只希望这条街能引起我一线活生生的记忆，能把我的小成，我六岁的儿子，真真切切推到我的眼前，我真想抱一抱他呀。敏芳，孩子的妈！那天小成抱着我的腿，嘴里大声呼喊着，我没想到他会有那么大的力气！正是这力气支持我熬过孤独半生，熬到满头白发，熬到终于千辛万险回到了家！可是，我的小成，他在哪儿！
商店开了门，街上热闹起来了，男的、女的、少的、老的，一个个在我眼前过去。也许我永远找不到他了……
“老先生，您来买东西？”
“哦，没有，”我慌慌张张说了一句，定神看去——一个高高的青年，眉清目秀，也善气。
“您不记得我了？我是二勇。”
啊——二勇！那活泼的声音，我怎么能不记得呢。我忽然觉得这孩子就像命运之神，带着我的盼望、我的追求、我的想象，总是悄悄地，不期而至。
他穿着白而挺的长袖衬衫，下摆随便地松在直筒裤的外面，袖子卷着，露着晒成健康色的半截胳膊，又黑又软的头发不经意地披在前额上，有点乱，但不粗野，比他穿着警察制服的样子可爱了许多。他是谁？小成……？我强忍住泪水。
“你……今天又休息？”
“休息。”二勇笑道：“买点东西。”
我看看他手上，“买锁？”
“嗯，我们现在要说服大家都换上这种新锁，保险，防盗。”
“噢，”我接过那锁，下意识地摸摸看看，脑子里却不知在想什么。
“我那个管片都已经换完了，就剩最后一家，说死也不想花这个钱，财迷到家了。”二勇说起他的工作，认真得忘情，“碰上这种抠门儿的，你真没辙，我只好给他垫上吧，要是让小偷撬了门，还是我们的事。”
后来他又说了些什么，我忘了，他是怎么走的，也忘了。我糊里糊涂地走回家来，心里空茫一片，不知是因为失去了什么还是发现了什么，反正心里没滋味。
家里没人，我孤零零地从这个屋走到那个屋，心里突然有点慌，因为我意识到一种沉重的、似曾相识的寂寞感，正在不可抗拒地袭来。我不愿意，实在不愿意再回到这围困了我几十年的寂寞中去。我明白，或许正是因为二勇，这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使我发觉了自己生活的无味。一个人，如果能像他那样，单纯地沉浸在工作和事业中，那大概永远不会感到寂寞和无味的。喝茶看报，养花植草，打打太极八卦，或是提笼架鸟的各处溜达溜达，北京的老人都这么过，不是也自得其乐吗？不不，我是辛苦劳动了一辈子的人，命定享不了闲情逸致的福，有时候，忘我反而是一种幸福。二勇是幸福的，虽然他得去替那个吝啬鬼买锁，花钱搭精神，但谁能说他不幸福呢？我老了，可身体还康健，我可以，也应该去做点什么事情，比方可以到儿子的宾馆去教他们做日本菜，按地道的日本方式摆台、走菜，这方面他们一定干得不地道。
对，这事晚上就和小成说！
“爸，您就消停着吧，出那份洋相干什么！”
小成反对，他几乎不听我说完。
“爸回来到底带了多少钱？是不是怕花完了没处挣去？”媳妇正在擦饭桌，此时也疑心地停下手来。
我不理她，只一味对儿子说：“我不愿意总闲着，闲出病来。”
“外国佬到咱这儿来，吃的就是中餐，烤鸭，川味儿，在外国想吃，有吗？吃哪门子日本菜呀，日本还不是跟中国学的。”
儿子的鄙夷洋人，实在几近一种愚昧的排外。我说：“至少北京有很多日本人，他们爱吃日本菜。”
“爸！我们单位的人都知道您在海外是大老板，您要是去烧菜，摆台，不说明您不过是个厨子，是个跑堂的吗，叫我的脸往哪儿搁？”
啊，原来儿子也怕这个。你的清高，那国粹式的清高，哪儿去了！
我沉下脸，“是的，你爸爸就是厨子，就是跑堂的！我过去寄给你们的钱，现在买这些东西的钱，就是这么挣来的，干干净净！你要是觉得丢脸，可以把它们砸了，扔出去！”
小成呆了，他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发了火，我……我也不知道。
小成当夜失眠，第二天没去上班，躺在床上，早饭也不吃。媳妇和孩子们走后，我坐在他床边，拉过他的手，我想到就是这双手，曾经多么深情地抱过我的腿啊，我心一酸，说：“孩子，是我的脾气不好，你就原谅了吧。”
小成哭了，一张脸扭得很歪，他说他觉得人生无味，从小失去父亲的庇护，孤苦成人，实在没有享过一天福；他抱怨晚辈不懂孝敬，而我，这个没有尽到父爱的长辈，又不能理解他；他还说到他的妻子——在“文革”时期“革命组织”中结识的战友，如今变得怎样自私、怎样俗不可耐，结婚十八年，最近才发现她还悄悄藏着一个婚前的存折，以备将来离婚于万一，只是现在怕物价再涨才拿了出来。如此同床异梦不说，可惜的是，十八年前的五百多块钱，如今只顶三百块用了。小成瞪大一双浮肿的眼睛，气恨地说：也许三百块都不值了！
敏芳，我实在不愿意继续说下去了，小成的这些话已经使我冷战连连。夫妻之间，徒有名分，形似势利之交，哪还有一丝家室温暖可言？但愿这些人间的凉气，不致使你在天堂的琼楼玉宇之中，不胜其寒吧。
有人敲门。
是街道办事处的老程来了，给我送来一张购物卡片，说是凭这张卡片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一些不好买的紧俏商品。她还说了许多话，似乎是讲了一通什么道理，又似乎是替发这张卡片的原因做了一番注释，我心里乱，懵懵懂懂地听着，却不知所云。
“您不舒服？”老程发觉不对。
“心里不痛快？”她又问。
我摇摇头，我并不盼着有人能理解我、同情我。我这一辈子的经历大概是太特殊了，感情和脾气都可能与常人大异，喜怒哀乐也就不易被人体会。我知道最好的办法是自己消化自己的烦处，就算一股脑倒给人家，换来一点同情，难道就能从此轻松了吗？同情心人皆有之，可等别人把该说的同情话说完了，仍然自己面对一切，又何必呢？
“是不是，小成他们惹您生气啦？媳妇对您怎么样？”
我胸口一阵乱跳，想到家丑不可外扬，摇头想否认，但无效。
“您不用瞒着，您儿媳妇的毛病，街道上都知道，不是一天两天了。没关系，现在不是小成妈在的时候，‘四人帮’正搞得风气不正，老太太受了欺负也没个仗义执言，现在不同了，大家都讲精神文明，您有什么不愉快，我们不能不管，何况她也有组织嘛。”
我迟疑了一下，说：“大概都是因为我自己太闲了，闲来生事……要是有事干……您看，我这身子还活泛。”
“咱们区里有‘老人之家’，下棋、唱戏、看电影，还有书报杂志，您可以随时去看。”见我不即答言，她犹豫着又说：“听说您在台湾是开餐馆的，我们街道上正准备办个青年餐厅，他们都没经验，你要有闲兴，去指点指点什么的，也行。”
“是吗？”我一下兴奋起来，“如蒙信托，一定竭尽所知，以备顾问。您知道吗，我是略懂些日本菜的。你们不准备搞日本菜？这没关系，我可以帮他们搞快餐，现在吃快餐的人最多。”
老程也挺高兴，答应帮我去联系联系。她又提起我的房子，说政府考虑到我的困难，同意帮我换到附近的一个地方去住，三间大屋，是平房，只是没有暖气，叫我和家里人商量商量。
她走了，小成也起来了，拖着鞋从里屋走出来，头发乱蓬蓬地呲着，见了我就说：“我顶烦这些街道干部，婆婆妈妈的，往人家里一坐，屁股死沉，国家养着他们干什么呀。”
敏芳，或许这也得归结为我的错，谁让孩子从小就没有父亲呢，他的人格并不是在一个健全的家庭中造成的，以致那从小受压抑的自卑心，变成了现在全没来由地仇视别人的心理，如果这确是我无意间种下的苦果，那么现在，则是到了往下吞的时候了。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们就是否搬到平房去的问题开始了争吵，吵了整整一个夏天又一个秋天，直到严冬将即，才终于以两票对一票形成了决议：搬。小成和孙女中立，媳妇呢，主要是舍不得那个坐式马桶和冬天的暖气。
我和孙子的动机是一致，搬了，可以成全孙子有个独立的屋子住，另外，不晓得什么鬼差神使，我又想起了那个测字先生的话：迁，主遇难呈祥。
搬家那天很忙乱，小成单位里出了辆卡车，老程替我们雇来了两个临时工，大件家什都是他们扛了。小成和孙子忙着布置屋子，媳妇主要是拢着孙女，怕她磕了碰了惹祸。三间屋，挺宽敞，墙壁是新粉刷的，四白落地。老程特地用不无夸耀的口气对我说，这是前几天公安派出所支援了几个人，作为爱民劳动帮着刷的。我想那准保有二勇。
天冷了，可那几天市面上突然炉子脱销，儿子只好从单位里暂借了个蜂窝煤炉子。三间屋，一个炉子安在哪儿呢？媳妇嘟嘟囔囔老是念叨怕孙女冻出毛病来，还说怕我不会弄蜂窝煤炉子，回头非煤气中毒把全家熏着不可……儿子苦着脸找我商量，我说炉子就安在你们屋里好了，把孩子冻着不是玩儿的。可我心里不痛快，主要是看不惯媳妇那转弯抹角的样子。
到了晚上，安好了炉子，四处都归掇完了，也吃过了乔迁之后的第一顿饭，舒舒服服地坐在客厅里。日光灯明晃晃的，屋子显得很白，很亮，也宽阔。小成和媳妇有说有笑，很起劲地计划着该添办些什么家具，墙上如何装点布置。孙子想买一个书柜，吵着说他的书已经多得没处放。对，是该买个书柜了，如果儿子和媳妇从小多看了几本书的话，我想大概不致像现在这么狭隘，这么贪财吧。
快八点钟的时候，传来敲门声，这是新居的第一个造访者。孙女争着跑去开门。进来的是两个警察，一看见那大盖帽我的心就跳起来，儿子认得为首的一个就是新居的管片民警，我也看出后面那年轻的原来是二勇。二勇老气横秋地和我打了个招呼。看架势，他们好像是找儿子说公事。不知是不是出于对警察本能的疏远，我回避开了。他们在客厅里同儿子和媳妇说话，开始声音还平和，后来不知怎么儿子激动起来，腔调不大对头了，可又听不清他们说的是什么事。
“我不同意，不同意，这种事总归不能强迫命令吧！”儿子高腔大嗓叫着，弄得我紧张起来，他居然一点不怕警察。
“谁强迫命令你啦，这不是在做你思想工作吗。”是那个老警察的声音。
“思想工作也不是万能的，我反正不同意，怎么着吧！”这口气何止是不怕，简直近乎挑衅了。
“不同意也就算了，也是为你们好，何必这么大嗓门儿。”
“我自己家，我乐意多大声就多大声，管得着吗？”
谈不下去，接着就是脚步声，开门声。他们走了。我心里惶惶然，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但又想到二勇，这孩子在谈话时似乎一声没吭，而且总归他是个好人，小成不该这么不礼貌，于是我走出来问：
“出了什么事？”
“咳，”媳妇摆了一下手，一脸不屑，“派出所也是撑的，非叫我们把大门换上保险锁。”
“哦，那不是好事吗？”
“爸，要不怎么说您老实呢，”儿子说：“您没听见吗，他们要替居民统一代买，这么一来，买进就可以是批发价，卖出却是零售价，好大的赚头呢。别看他们穿着‘官儿服’挺神气，可没处抓挠奖金去，看着别人手里哗哗的票子，能不眼红吗！嘿，就生出这么个损招来捞钱，明着还打个维护治安的幌子，蒙谁呀！这年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谁跟钱有仇？嘿，我呀，偏不让他占这个便宜。”
假使撇开我自己对警察的成见，那我实在不能苟同这种近似诽谤的说法了。我痛心小成总是用这种非常阴暗的心理去衡量、猜度一切人一切事，其实又常常并无任何根据，甚至仅仅是出于一种习惯，他那么固执，那么自信、自鸣得意，而且说：“爸，国内的事，您不懂！”
是，也许是我不懂，可一个将近“从心”之年的人，他的良知、他的直感，是不会骗人的。我信任二勇！
第二天，我照常到“青年餐厅”去上班，我在那儿上班已经好几个月了。几个月前他们开张时，老程领我去看，我提了几条建议，他们按着重新布置了餐位、灯光，增加了一些厨房设备，试了几天，挺好，于是由街道办事处正式发聘书，我就成了那儿的顾问了。我不是图钱，图的是有个寄托。那儿的年轻人挺尊重我，我也喜欢他们，有时候在家里实在不愉快了，我就想想这个餐馆，想想二勇和老程他们，心里还能觉着没白回来。
这天晚上回了家，一进院就听见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儿子正哈着腰往门上安锁，一看，正是派出所动员换的那种保险锁，我心里挺高兴，问：
“什么时候买回来的？”
孙女嘴快，说：“是警察叔叔拿来的。”
儿子拍拍手，说：“咳，是二勇送来的。”
“你们给钱了吗？”
“他没说要钱。”
我一下火了，“你怎么能不给钱？人家没要钱，咱们可得要脸！”
儿子冷笑：“您以为他会吃亏吗？他多安一家锁就多一份功劳，到时候评个先进，奖金比锁钱可多了去啦，这年头，谁也不是二百五。”
媳妇从屋里踱出来，“到底多少钱一把？太贵了咱还不要呢。”
我说：“就是十万八万，也得把钱给人家，我快七十岁了，不能陪你们丢这份人。”我拿出二十块钱，把正在温习功课的孙子叫出来，“去，给二勇送去！”
孙子一脸不高兴，“你们老占我的时间，老占我的时间，马上就该考试了，毕不了业你们谁负责。到现在我连价值规律还没背会呢，我们老师说了……”
我说：“你听爷爷的话，把钱送去，告诉他是你父母亲叫你送去的。咱们为人，得明白为人的价值，千万别把良心看得不值钱了。”
儿子这才说：“好，你去吧，反正就这么几个钱的事，爷爷是海外回来的，场面人，叫人家说小器也不好。”
孙子拉着脸走了。晚饭的气氛很别扭，我一句话也不想和他们说。
吃完饭，桌上的碗筷尚未撤净，孙女跑过来了，站在我面前，一副怯生生的表情，眨巴着眼睛酝酿半天没说出话来。
“怎么啦？”我叹口气，拍拍她的脸蛋。
“说呀。”当妈妈的一边收拾着桌子，一边督促，“和爷爷好好说。”
“爷爷……”她拿着一支笔，“你把这支笔给我……给我吧，做，做纪念。”结结巴巴说完了，立即转身跑开，缩进妈妈的身后，一脸如释重负的形迹。
我认出，那就是我在东京买的那支带电子表的笔，后来不是送给二勇了吗？
“这当爷爷的也真逗，”媳妇不知道是在对谁说，“回来都大半年了，这么个小玩意还藏着掖着的，要不是昨天搬家，我从您提箱的布兜里翻出来，还不知道您带回这么个东西来呢。这玩意现在还新鲜，再过几年一普及，就不值钱了。”
“给我！把笔给我！”
我的叫喊声想必是太大了，太凶狠了，太过分了，一刹那间我看到了一张张猝然惊怔的脸，紧接着就是孙女裂帛般的号啕。我难道发疯了吗？难道人老了，也会像孩子那样不懂克制吗？我说不清是恨谁，恨小成，恨媳妇，恨我自己，还是恨二勇？二勇，你连这样一点真情实意的薄礼也不肯接受吗！
媳妇最先反应过来，使劲搡了孙女一把：“哭什么！”她脸上笑着，话音却狠：“他爷爷，值得了几个钱的东西，至于和孩子发这么大火吗？”
“你们，知道不知道世上还有比钱更值钱的东西，啊？”
“黄金呗！”孙子插嘴说：“黄金最值钱，不过，黄金本身也属于货币，其实也是钱。”
我敲着桌子冲儿子叫道：“你们，别叫孩子沾一身的铜臭，孩子小！”
儿子点着头，风马牛不相及地说：“就是，孩子还太小，用这种笔也糟践了。”
我眼睛直发黑，踉踉跄跄地逃出家门。
钱，你这无情、丑恶、势利的东西！
外面有风，马路上，邻近人家泼出的水已经结成薄而结实的冰，啊，是冬天了。这浓浓的夜，我到哪儿去？
敏芳，我随你去吧，那很远很远的天堂，是否也是这么嘈杂，这么阴凉？
我常常瞎想，我们的天堂应该是一片淡淡的素色，绝不追求珠光宝气的豪华；应该是安静而单纯的清流，哪怕不如醇厚的琼浆；天上飞着鸽子，青灰色的鸽子，小成奔跑雀跃，张开两臂，追着笑着，“我的鸽子！”我也跟着跑起来：“我的鸽子……”敏芳，你笑什么？你的神情从来被忧郁主宰着，等到老了，又病容满面，你现在笑什么？你笑起来仍然那么好看。瞧，这就是我们的天堂，——一个地道的北京四合院，不，是三合院，院子不大，却开满淡雅的丁香花。真的，这不是梦，隔墙可闻，花气微醺……
“是找二勇的。”
在院门侧畔，几个闲聊的小童直瞪瞪地看着我，不知谁说了这么一句。
哦，这原来是二勇的家，是胡思乱想把我领到这儿来了。
院门是虚掩着的，我颤巍巍推开它，想喊一声：“二勇……”
堂屋里灯挺亮，有说笑声传来，隔窗看，一群警察正围坐着玩扑克。想必都是二勇的同事了。不知是不是我此刻的心境太孤单太寂寞的缘故，我真想就这么走进去，也变成他们当中的一员，也一起说啊笑啊玩扑克！
二勇输了，正老老实实地被一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毫不留情地用力弹脑门儿，两条黑而长的尾毛疼得几乎扭到一起去了，周围的伙伴们哈哈地乐，大声开着玩笑，那玩笑开得……有点荤。
啊，是那只灰色的鸽子最先看见了我，直对着飞过来，隔着玻璃窗咕咕地叫，又看看他的主人，又咕咕地叫。
“嘿，二勇，你家来客人啦。”
警察们止住笑声，一起转过头，望着窗外我这不速而来的老者。
“啊，是您来了，快请进。”二勇揉着脑门儿站起来。
屋子里真暖和，是炉子，还是暖气？
“得，二勇，这下你也甭想报仇了，快招待客人吧。”那五大三粗的警察得意地冲二勇扮着鬼脸，抓起他的大盖帽，“明天见。”
“不不，你们玩吧，我路过，随便看看。”
“我们玩半天了，也该散了，您坐您坐。”
警察们大声吆喝着同二勇告别，走了。我也不知所措地站起来。
“您找我有事儿？”
“没事，路过，随便进来看看。”
“那……您再坐会儿。”
“没什么事，不坐了。”
可我心里明白白的，怎么就一下子留恋起这个地方了？
二勇疑惑地看着我，“您一定有事。”
“我，我……想还你钱。”
“噢——，您的孙子来过了，其实您不用那么认真。”
“不，我不是说这笔钱。”我的眼睛回避开，可究意还欠了他什么钱，我也说不清。
二勇把话岔开了：“我听青年餐厅那帮人说，您烧菜的技术特棒。”
“啊。”我含含糊糊应了一声。
“你一个人住在这儿，”我又问：“不闷吗？”
“没事，我乐意一个人，自由。”
“您一个人在国外，”他又问：“闷吗？”
“闷。”
“噢，”他点了一下头，又说：“不过咱们不一样，我在这儿有好多同学、同事、朋友什么的，我爸爸妈妈也常回来。还有它，”他看一眼那只安静地谛听我们说话的鸽子，“它总陪着我。再说，我们所里又特别忙，我想犯闷还来不及呢。”
“是，你很喜欢这儿，喜欢你干的事，喜欢你的亲人和朋友，还有你的鸽子，这就好，这就算什么都有了，人还要什么？”
“可不是。”他笑笑。
我离开这个小小的三合院。二勇要送我回去。我坚决不让。街上，挺冷，但仍然有三五成群穿得圆圆的人在散步、闲聊；也有人来去匆匆地赶路。一个两三岁的孩子举着红彤彤的纸灯笼，站在一个门口，几个大人群星簇月般地围在他身旁指手画脚。孩子尖声地叫着笑着，又新鲜，又害怕。一群女学生迎面过来了，热烈争辩着什么，笑得多么好听，响亮！
天堂究竟在哪儿？又是大家常说的那句老话吗——在人间？或者说，在自己的心里？
我冒昧地想，大概宇宙间本来没有什么天堂，只有普通而平凡的人间，而人间不圆满，本也是无可见怪之事。就说二勇吧，他就没有一点烦恼么？既食人间烟火，人间的喜怒哀乐，就不能没有，可你看他活得多么认真、热情、兢兢业业，对自己、对别人，对这个世界，都乐意奉上一腔活泼泼的热血，他真心觉得生活挺有意思，挺值得巴结，这多好啊。而我呢，我不如他。坎坷人生、大千世界、三教九流……我已经累透了。也许正因为一切都经验过了，见识过了，才不容易保持住对生活的热爱、宽怀和童心！
冷气西来，天上细细密密地飘开了雪花。雪融在脸上，丝丝凉，似乎想提醒我什么往事，却又着物即化，像一片躲躲闪闪不可捉摸的气泡。这是入冬的头一场雪。我想咱们中国的传统，视雪为祥物，由冬天的瑞雪，盼着来年的丰岁。其实大半是农人的心理。我没种过田，可也从小喜欢雪，对了，算起来该有将近四十年没见过下雪了，难道这雪要提醒我的就是这个？这久违了的雪啊！
带着这一点兴奋，我回到家。家里人正在铺床准备睡觉，大概因为看见了下雪，孙子在他父母那个安了炉子的屋里现搭起一张折叠床来，把那间屋子塞得几乎没有驻足的余地了。
见我回来，大家有点尴尬，小成问：“爸，你怎么睡？你那屋太冷了。”
这当然只是表示一下而已，他并没有提到该不该在生炉子的屋里为我腾出个铺位。但这反而使我庆幸，因为我突然希望这能是个机会，让我去试着找到对生活、对亲人的热爱、宽怀和童心。于是我说：“不要紧，冷点睡着舒服。”说完，还冲他们笑了笑，我看出来，儿子和媳妇都松了口气，也笑了。我心里却难过，我想到我是父亲，我应当对孩子们好啊，千万别搞得他们都怕我，讨厌我！
小成给我灌了个热水袋，焐在被窝里，还把他们的屋门敞着，好让炉子的热气散过来。其实我真的一点也不冷，盖了两床薄被，睡得很死。
我记得那一夜什么梦都没有做，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苦的还是甜的。我好像从来没有睡得这么死，根本不知道身边已经发生了多大的惨祸，直到有人来砸门……
我们都中了煤气！
我被人唤醒，只觉得头沉，想吐，昏昏晕晕地看见屋里屋外有许多人走动，窗户四面大开，清晨的薄阳和冷气灌满了整个儿屋子。有人扶我起来，拿大衣给我披上；有人献计说该给我灌点醋；又有人提议该扶我出去吹吹风，于是几只手扶着我往外走，我不肯，我想着应该去儿子的屋里看看。还没移步，就看见有人把他们一个一个往外抬，我只听见一个中年人冲屋外的什么人说了句：“都没救了。”眼前便嗡地一声黑下来，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菩萨！菩萨！你是在惩罚他们，还是在惩罚我？
敏芳，据说我躺在医院里，断断续续地昏迷了一天一夜，据说我在冥冥中呼喊着你的名字，呼喊着我们的小成。潦倒风尘，坎坷湖海，我为他才活着，千难万难，也为他才回来。如今我回来了，可他也没了，只留下几撮肃然的寒灰。
我在病床上一躺两个月。肉体越安静，思想越活跃，一天到晚上下古今地胡思乱想，想我的一生，仿佛是漫漫长夜，才到天明；又仿佛是白驹过隙，不过短短瞬间。昨天，我那么年轻力壮，儿子六岁，他抱着我的腿……不，别再咀嚼那些苦难了，何不把一生中所有乐事搜罗起来，翻来覆去地回顾、体味一番呢？快乐越少，就越值得重温。
于是我想起浅沼先生，想起二勇和老程，想起青年餐厅的年轻同事们。想起他们，我能看到世间的光明，也能看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可他们毕竟是外人，再好，也没法填满我灵魂中的全部空白。
于是我又想起我的儿子、孙子，又想起父子重逢、祖孙厮认的一幕。我得承认，半生漂泊在外，暮年归于故里，已算得上人生极乐。回想起来，初初回来那几天，我的确是兴奋到了一种虚脱的状态，谁料那竟是短命的焰花，只有瞬间灿烂。在台湾，至爱亲朋间露骨的势利之交，司空见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惟决于金钱。作为过身之人，我也生了几十年旁观的感叹，谁想到如今会轮到自己？小成死了，媳妇也死了，果真是菩萨示罚吗？何以还要殃及无辜孙辈，还要再陷我这垂垂老者于寂寞的大不幸中？菩萨慧眼，何以如此粗枝大叶？
在医院的两个月里，常有人来看我，从区政府领导到左右邻居，络绎不断，但我仍然能时时体味到那种针刺般的孤单感，似乎痛彻了我的整个身心。人们来看我，异口同声地祝愿着我能早日康复出院，可谁也没有说，我出了院上哪儿去！
那天二勇来了。
因为太阳好，同室的病友都到花园里散步去了，屋里就剩下我和他。他坐在我床前的矮凳上，两条长腿很委屈地弓着，一边给我削苹果，一边兴致勃勃地同我说话。他说到他的鸽子，又要去参加大队远征了，词色中带着毫不掩饰的自信；还说到他们派出所在全局户籍管理“四知道”评比中得了头奖，还在分局的乒乓球比赛中抱了银杯，等等。他说可惜公安局没有足球队，否则他一定会是名出色的“局脚”。说到足球，他又显得有点沮丧，因为昨晚上中国队输给伊朗队的一场球赛，气得他差点没把电视机给砸了，“中国队窝里横，一出去全都废物了。”他的口气中带着近乎偏激的愤怒。
我望着他手上的苹果，那苹果削得干净、整齐，我望着他那认真的神态，我不知怎么搞的，眼泪忽地就滚下来了，不顾一切拉住他的手！
“孩子，孩子！你让我和你一起过吧，你知道我是个没家的老人吧！”
那一刻我仿佛才看清我自己，已经再也不是个刚肠男子了，我真的再也耐不住无边的寂寞，人老了就无耐性，也最怕孤单！
二勇呆了，拿着削好的苹果，不知所措。护士闻声进来，大惊小怪地以为出了什么事。二勇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走的时候既尴尬又莫名其妙，因为护士很严厉地训斥了他，她断定二勇一定说了什么伤我心的话。
我这是怎么了？我把二勇当做小成了，当做我六岁的小成了。我看到他心里就不能平静，也知道全是胡想。
从那天起我真的常常陷在一种难以自制的幻觉中，迷迷糊糊地，分不清哪个是二勇，哪个是小成，我心目中的小成，我理想中的儿子，有时是两个人，有时又是一个。
我这是疯了吧？
有一天我搞不清是真疯了还是有了异乎寻常的冷静，因为我突然生了一个妄想，又仿佛是一个深思熟虑已久的念头——为什么我就不能索性认他做个儿子，或者做个孙子！
我急不可耐地叫护士帮我买了纸笔，写了一封信，不是给二勇，而是给老程。我本想把我的一生都写出来，把几十年的那点可怜不足道的拳拳之心都一泻无余地倾倒出来，但我没有，只是非常简短也非常郑重地，把那个突然冒出来的，或许也是在不知觉中酝酿了很久的念头，告诉她。
信寄出去了，我彻夜不眠，囚犯似的等着宣判。
星期一，是医院探视的时间，可老程没来。
星期三，又是探视时间，她还是没来。
星期五，……没来。
星期天，她来了。
病房里人多，她和我寒暄，闲扯，却闭口不提那封信。到了晚上快六点了，来看我的人一拨一拨都走了，她才坐下来。
“您那封信，呃……我同二勇说了。”
“哦，”我点一下头，想尽量做得轻松。
“您喜欢他，想认个干亲，是好事。可要和他一起生活，他一时可就做不了主了。这不是叫一声干爹干爷爷就能算完的事，将来您的生老病死，他得负责任。这么大的事，也得征求他父母同意啊，二勇是个孝顺孩子。”
这话，当然是没错的，甚至也没流露出一点可否的倾向来，可我却如同被判了死刑似的，知道这事是不行了。我的盼望，不过自作多情罢了。
老程自然要往宽处开导：“其实咱们区里养老院的条件很不错，国家对孤寡老人是很关心的，您完全可以……”
“不，我不去养老院！”
我没有老，我还有事情干，我是青年餐厅的顾问。我明白国家对我不错，就更得尽一番绵薄之力，以为报效。我不去养老院！
老程走了，一连几天我心里又委屈又烦躁，我的生老病死，我自己会负责，不打算拖累任何人，如果仅仅需要个年轻力壮的人来服侍晚年的话，那不如请个保姆好了。我独身生活了几十年，温饱自理，没什么难处，我只是想和我的孩子在一起，我害怕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也害怕一个人孤零零地死。
有时候，你真会觉得活着比死更费劲儿。可假使我去死，那必定会给那些对我好的人带来麻烦，那么还是活着吧。也为那青年餐厅活着吧。
老程又来看过我两次，谈我的病，谈青年餐厅，谈北京的天气，以及风花雪月之类，不知有意无意，我们像约好了似的，闭口不谈二勇。
敏芳，对你的上帝，你也许至今仍能献上最虔诚的灵魂，可我不知道，一个终生为造化所忌的人，是否还愿意永远抱着那全无应验的信条不放。如果真是“心诚则灵”，那早该灵了。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菩萨啊，一辈子就没给我好脸色！
九九八十一难，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我千辛万苦地跑回来，没有错，不后悔，可谁想得到会有那么一场无妄之灾？要恨，只能恨我的命吧，这个倒霉的命！
所以难怪，在福星降临的前一分钟，我也想不到还会有峰回路转的一天。就仿佛是咣地一声，我的生活，我的余年，就在一个猛然的转折中决定下来了。大前天傍晚，老程又来了，带着一脸不同寻常的兴奋，她几乎是一进门就对我笑道：
“老先生好点吗？您的孙子叫我来看看您。”
这竟是真的，二勇的父母回信了，同意他认我这个爷爷，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有其父必有其子，反之亦然。养育二勇的父母啊，我这孤苦伶仃的老头子没什么好说的，谢谢了！
“您以后怎么过呢？叫他到您家来，还是您搬到他那儿去？”老程问。
“都行，孩子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老程作主，“依我看，不如您搬过去。”
“行。”
我又想起那个测字先生的话了：迁，主遇难呈祥。
“老先生，我还有句话，先搁出来，当不当您自己斟酌：您的东西，钱，还是您一个人的，别往二勇那儿拿。”
“怎么？”
“我也要替二勇先想一步。不用瞒您，现在咱们这个社会上，好人难当，总短不了那么几个长舌头，备不住满世界传风播雨，说二勇为财认亲，是想图便宜，孩子脸皮薄，别委屈了他。”
“行。”这事我当然胸有成竹，“你们放心，我自会处置。”
“那行了。”老程笑笑：“你们爷俩的家务事，我清官不断，回头您出院，我叫您孙子来接您。”停一下她又压低了声音说：“我得祝贺您，贺您有眼力，跟这孩子过，保险没错！”
我要出院！
就在今天下午，我把出院的手续都办齐了，正在要走没走的当口上，青年餐厅的同事们来看我，大姑娘小伙子闹喳喳地挤满了一病房。
“今天不探视，你们怎么进来的？”我问。
“我们从太平间溜进来的。”小伙子们拍着胸脯，“没我们进不去的地方。”
“就算接您出院吧。”大姑娘们调皮地咯咯笑，“我们掐算着您准住腻味了。”
我说：“我有人接啊。”
他们说：“是二勇吧？这小子，还在大门口傻等呢，叫他跟我们进来他不敢。”
“他比你们守规矩。”
“哪儿啊，您不知道，过去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主儿，调皮得出花儿，穿了两年‘官儿服’，变老实了。”
护士终于发现这些“非法越境者”，板着面孔来轰，他们满不在乎地打着哈哈：“就走就走，但愿永远不来这地方。”
大家争先恐后替我拿上东西，前呼后拥，旁若无人地把我搀出病房。我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快活过，恍然满头乌发又少年了。
我爱这些年轻人，也爱他们……不，我们的餐厅，我曾经为此坚定了活的信念。然而，信念固然高尚，也固然可以为我带来安慰和自豪，可却不能弥补我心头那凄凉的空白。人，只有当他感到幸福生活也是属于自己的时候，才会真的迷恋人生！
出了住院楼的大门，高高的台阶直通下去，连接着一片开阔的平地，我的胸襟也豁然开朗起来，不知怎么就激动得浑身发热。敏芳，你也跟我来吧，就在医院那白色的栏杆外，二勇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民警服正在等着我们呢！我流泪了？为什么看不清他那高高昂起的大盖帽上的警徽？可那朦胧而斑斓的颜色却分明打动了我，还有那身厚厚的棉警服，臃肿得可爱。二勇看见我了，使劲向我挥了一下胳膊。就在这时，我听见一串嘟嘟的哨声从高远的蓝天飘过，活泼、悠扬，也安详。那是一群鸽子，像点点灰帆，潇洒地在恬淡的白云下盘旋而去，……我心头忽然发抖，两腿一软，不由一屁股坐在台阶上，痛哭失声！
啊——，我的孩子，我的故乡！
注释
[1]火烧岛是台湾著名的集中营。
[2]北京方言，指聊天，吹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