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四年多了，每当我回想起四年前十里长街千万群众伫立路旁目送总理灵车来去的情景，以及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总理的悲壮场面，总是心潮澎湃，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四年多来，总理光辉而伟大的形象、和蔼而可亲的面容时刻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四年后的今日，回忆总理，更使我增添由衷的敬慕之情，切肤的悲痛之感，心情难以平静。
我初次见到周总理，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当时武汉是抗战重心所在，周总理是党中央、毛主席的代表。为了商讨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他经常是武昌蛇山下熊廷弼路国民党军委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座上客。我那时刚从欧洲回来，正在白崇禧身边任机要秘书。一天，白崇禧要我陪周总理去向广西学生军讲话，总理讲话时，那种气宇不凡的风度，令我深深钦佩；还有那与众不同的举止、言行，特别是那双炯炯有神、清澈敏锐的眼睛，使我当时就感到，总理的眼睛，具有一种特别神奇的、感人的力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月中，“徐州会战”爆发了。白崇禧衔命去第五战区，协助李宗仁司令长官指挥作战。行前，白崇禧以战略指导就商于周总理，周总理主张采取阵地战和运动战紧密配合的方针。后来李宗仁就此基本方针，以孙连仲的西北军吸引住敌矶谷师团于台儿庄，又以另一强大兵团在枣庄支线伏击从临沂前来支援矶谷的板垣师团。与此同时，周总理又令新四军张云逸所部在津浦线南段协同李品仙集团阻敌北上徐州，从而使台儿庄之战取得歼敌三万余人的伟大胜利。
台儿庄战役胜利后毛主席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周总理把这一战略巨著的内容介绍给白崇禧，后者深有领会，将本次精神归纳成两句话 ：“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蒋介石也曾经批准以军事委员会命令下达全军，把这两句话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最高战略方针。
抗战胜利以后，毛主席曾去重庆商谈和平，经周总理介绍，毛主席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四日在上清寺桂园接见白崇禧。但白终于辜负了周总理的期望，没有回到革命阵营中来。
周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代表政府正式宣布：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遂于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总理在亚非会议上发表声明，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促使台湾回归祖国；中国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以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一九五六年一月，周总理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号召，鼓励大家在统一祖国的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从那时起，海外的进步朋友就一再劝我回祖国看看，同年四月二十八日，我终于响应祖国号召，到达首都北京。
这次北京之行，周总理是知道的。据黄绍竑告诉我，当天他正在参加总理主持召开的一个会议，散会时，总理对他说：“程思远今天到了北京。”
五月八日，在政协礼堂举行了一个酒会，招待来自五大洲的海外归侨。我正在同张治中委员讲话时，突然发现周总理正健步走进大厅，会场气氛顿时显得活跃起来。当张先生正准备给我向总理介绍时，总理却笑容满面地向我伸出手来：“欢迎你回来！”他说，“我们一九三八年在武汉见过面。”事隔十八年，他还记得我，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吃惊的超人的记忆力啊！
周总理希望我到东北去看看，他说：“这几年来，祖国的建设有了迅速的发展，东北地区已成为门类比较齐全、物质技术基础较强的工业基地，你到那里去看了，将来回到海外后就有较多的材料可向朋友们说说。”他又招呼了一些老朋友陪我游京郊，并对我说：“我们过几天还要谈谈。”
五月十二日中午，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招待我。宴会后，总理在客厅里同我长谈了三小时，他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国际关系的发展谈到国共合作问题。总理集内政外交于一身，事无大小，靡不躬亲，日理万机，鲜有暇晷，竟花了这么长时间来接见我，这表明了他对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爱国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发展非常重视。
周总理说，我们国家当前对内、对外政策，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基本方针，那就是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化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共同奋斗。根据这一基本方针，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同国民党当局商谈祖国统一的问题。
周总理说，展望世界形势，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正在增长。过去，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将来有第三次的国共合作。有人说，过去两次国共合作，结果凶终隙末，但是追源究始，责任不在我们，这是事实俱在，有目共睹的。
周总理说，我们希望台湾当局与台湾人民团结一致，台湾回归祖国就是整个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因此，我们将不会派人在台湾内部进行分裂活动。此外，我们希望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和台湾人民来大陆参观访问。台湾当局如果要了解祖国情况，尽可以派人回来看看，我们将答应他们的要求，提供一些必要的资料。
周总理说，欢迎国民党军政人员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生活。政府当在生活上照顾、政治上安排。说到这里，总理还详细列举了翁文灏、卫立煌、王普涵先生等回到祖国后得到亲切照顾和关怀的事例以为证明。
周总理说，李宗仁先生在去年八月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搞“两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台湾问题由国人和平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具体表现，值得我们赞赏。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到祖国看看。
总理这一席话，语重心长，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最殷切、最诚恳的态度。我回到海外以后，就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传达了周总理这一次谈话的精神，并把北京之行的经过汇报给了李宗仁先生。
一九五六年十月，周总理派一个负责同志到海外来看我，问我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同时向我传达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使我又一次深深感受到总理对我的关心。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中，周总理要我回到北京，听候接见。那时正值人大二届四次会议开会，首都冠盖云集。十五日深夜，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我。在听取我的汇报后，周总理要我去欧洲同李宗仁先生谈谈，转达“四可”的基本精神。我注意到：总理在整天紧张工作之后，还是那么神采奕奕，毫无倦容。关于他要我转达的意见，要我一再复诵，不求其详。
周总理所指示的“四可”，就是李宗仁先生可以回到祖国定居；可以回来后再去美国；可以回来后再去欧洲；如果在外边住不惯，还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这四大自由，对凡是回国观光、访问、探亲、访友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一律适用。临别之际，总理一直把我送到汽车旁，殷殷嘱咐。他说 ：“我很忙，明天不能给你送行了。”关怀之切，令人感动。
那次离京后，我又飞抵欧洲，向李宗仁先生转达了总理的指示，李先生对党中央、周总理对他如此深切的关注表示由衷的感谢。一九六五年，我陪同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女士终于从欧洲乘飞机回到祖国的怀抱。七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时，我们飞抵上海，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亲自到机场迎接李先生，把我们接到锦江饭店，周总理住在对面的文化俱乐部。当时，罗青长副秘书长告诉我，周总理为李宗仁先生的安全担心，昨夜整整守了一夜，直到早晨七点，总理接到电报，知道李先生乘坐的飞机飞入国境，才放心上床睡觉。我听了非常感动。
次日，周总理在上海文化俱乐部接见了李宗仁先生，周总理关切地向李先生问了一些有关在美国的情况，并重申了我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和来去自由的原则。
七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时许，李宗仁先生乘坐的专机由上海飞抵北京首都机场，这时总理已先我们二十分钟到达北京，正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在机场等候，在首都机场，李宗仁先生受到了热烈欢迎，周总理和其他领导人与李宗仁先生夫妇在机场合了影。在候机室前厅，周总理看到了溥仪及其夫人李淑贤，总理问李宗仁道：“你见过溥仪夫妇了吗？”溥仪夫妇走上前来，总理又说：“溥仪新生了，你看，他五十多了，不像吧？”溥仪接着对周总理和李宗仁说 ：“我五十九岁了，但在今天我感到越活越年轻。”
当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李宗仁先生和夫人。参加宴会的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三军首长、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还有曾经参加过一九四九年和谈的南京代表团成员以及中共中央机关和其他方面负责人。周总理在宴会上讲话，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对李宗仁先生和夫人毅然归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相信李宗仁先生会同我们在一起，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加强团结，为实现祖国的统一，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获得成功而共同努力。
据我所知，当李宗仁由欧洲动身返国的时候，周总理曾邀请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开会，说明了争取李宗仁先生回国的经过及其意义。座谈中曾有人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周总理不以为忤，和颜悦色地加以解释，结果大家心悦诚服，再无异议。
在李宗仁先生回到祖国的第二年，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时又是总理亲自为李宗仁先生的安全采取了一切可能的保护措施，他亲自派人将李宗仁先生及其夫人接到医院保护起来。我们后来才知道，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是总理顶着逆流，保护了大批党内的老干部，也保护了李宗仁先生。
一九六八年秋，李宗仁先生患了肠癌，周总理在昼夜辛劳的繁忙时刻，亲自审阅治疗方案，成立了医疗小组，进行割治手术，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手术进行得很好。同样，在李夫人郭德洁女士逝世后，总理也曾经去向郭德洁女士遗体告别，并向李先生表示了深切的慰问。
回溯李宗仁先生归来的经过，其中无不渗透着周总理的心血，周总理所关心的不是李宗仁个人，而是体现了总理对祖国统一大业，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心。李宗仁先生的归来也不仅仅是我们党对他个人的争取，更是在周总理的关怀和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为发展和扩大革命爱国统一战线做出的一个榜样。从周总理对李宗仁先生的关怀，我们看到了总理在处理问题上的严肃认真，坚持原则的立场和态度，也感到了总理无微不至、体贴入微的关怀。在“四人帮”最猖獗的日子里，眼看总理呕心沥血、费尽精力创建的党的统一战线所取得的成果被“四人帮”任意破坏、蹂躏，我们是多么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啊！
今天回忆总理，总理的谆谆教诲又仿佛在我的耳边萦回，那亲切感人的话语我将永志不忘。总理逝世后，遗言把他的骨灰盒停留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两天，这说明了总理不仅一生为祖国统一而忘我工作，而且为革命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献出全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