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有事业心的年轻人在刚踏上工作岗位时，都热情有余而思考不足，自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因而干劲冲天，却很少想过其他——将遇到的挫折、教学规律、教育理论、前人经验等等，只有等几年过去以后，才会冷静下来，就以前所满不在乎的东西进行思索、学习和研究。我更是如此，三年来，我的工作热情虽然自以为丝毫未减，却一天天感到力不从心，越来越外行了。我在教育学生的同时，也在受教育——被教育实践教育、被教育对象（学生）教育。我越来越感到：包括我在内的一些教育工作者，在强调更新教育思想、改革教育方法、学习最新的现代教育科学理论的同时，往往轻视或忽视了对一些传统的、正统的、古今中外全人类所共有的教育思想的学习和实践。因此，这里我随意漫谈的并不是什么新鲜、独特的思想与观点，而只是我在教育实践中所切身感受到的一些众所周知的前人经验。望能以此与志同道合者一起交流、研究、探讨和争鸣。
1.没有爱，便没有教育
直到现在，我才初步真正体会到“爱”与“教育”的相互关系以及它所提示的教育科学规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不得不承认，我以前是把师爱不自觉地停留在口头上，并且把师爱抽象化了。而教育实践使我开始理解这种爱的含义和表现形式。
（1）教育工作者所特有的师爱，首先应是理解学生的精神世界，学会用他们的思想感情投入生活，和学生一起忧伤、欣喜、激动和沉思。
一些教师认为，教师在学生面前固然应平易近人，但不可过分显得“孩子气”，丧失起码的尊严感。我却认为，只要注意环境、场合，只要把握准学生的情感，教师任何“过分”的亲切、幽默、嬉戏都不会是多余的，这只会让学生感到：“这老师真有趣！他真是我们的好朋友！”
一段时间，初84届（1）班的男同学酷爱“斗鸡”，无疑，这是很危险的游戏，于是我下令禁止：“首先是对你们正在发育的身体不利，其次在教室里、校园里一蹦一跳实在不雅……”在我看来，学生们应理解我的一片好心，况且我已晓之以理，但在学生看来，我是专横地剥夺了他们的自由，于是，“斗鸡”由公开转入地下，这意味着师生之间已产生了不信任。不久，我们班来到通江河滩郊游，我发现，在我宣布自由活动后，一些男同学互递眼色，像在商量什么，但又不好意思说。我看了一下四周柔软的沙滩，忽然明白了，便大声宣布：“来，请男同学组织一个‘敢死队’，与我‘斗鸡’！”孩子们在惊喜中雀跃起来。当我看到男生们一蹦一跳地向我轮番进攻，最后把我击倒在沙滩上，我感到很舒畅：同学们已理解我了，因为我并未扼杀他们的童心。
是的，我认为教育不应违背儿童的天性。当然，“不应违背”并非一味迁就，而是把童趣引导到正当的途径上和允许的范围内，这会使学生的心和教师的贴得更紧。如果教师本人甚至也保持或培养一点“儿童的天性”，那么，简直可以使师生之间的心灵融为一体。为了培养同学生的感情，我努力准确地记住每个学生的生日，并坚持在学生生日那天送去一个小小的礼物，假期时也不例外。参加工作以后的每年正月初一，我都邀约学生带上香肠、小香槟、糕点，一起来到郊外，在欢声笑语、追逐打闹中共度新春佳节。跟孩子们一起捉迷藏、一起“丢手绢”、一起打水仗、一起包抄手……的确是一种享受。
教师与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依恋感，有时会产生连教师本人也意想不到的效果。我永远也忘不了1983年11月16日上午的第四节课，那天，我即将去医院病休一周，但班上的情况却使我气愤之极：课堂纪律差，教室卫生差，不少人对集体漠不关心，一把鸡毛掸子不知被谁弄断了，却无人过问……在上课开始时，我压住气愤，悲哀地说道：“同学们，我对你们绝望了……两年来，我呕心沥血，换来的却是……”出乎我的意料，全班同学都难过地低下了头，大部分同学竟伏在桌上哭起来，教室里一片抽泣声。我也流泪了。我并未批评哪一个同学，我甚至连一句发火的话也没说，可是每一位同学都感到，是自己让老师伤心了，于是他们也伤心地哭了。我不辞而别一周后回到班上，看到教室已被清扫一新、三把鸡毛掸子插在讲桌上，科任老师反映学生纪律很好（外语老师还不知道这个班一周都没有班主任），每天的读报课，文娱委员毛利便组织大家练歌，为学校的“一二·九”歌咏比赛作准备……这令我欣喜的变化，与其说是靠教育，不如说是靠爱的感化。
（2）师爱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教师应尽量（只能做到尽量）不要伤害学生心灵中最敏感的部分——人的自尊感。
在这一点上，我的教训多于经验。我曾多次苦恼过：为什么我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孩子们，可一些学生还是对我很冷淡呢？不久前我和一位学生的邂逅，使我找到了答案。那天，我在校园内碰到了原初84届（1）班、现高84级（2）班的付饶。她在我班时，我曾为她花费了大量精力：谈心，补课，不止一次冒着烈日去她家家访，她呢，也很关心我，初一时，她曾悄悄地把治喉病的药从门缝里塞进我的寝室。不料，在那次相逢中，她对我相当冷淡，从仅有的几句交谈中，我甚至感觉到了她对我的反感。最后她以火山爆发般的口气直言道：“是的，我对你就是恨……你自以为你是为我好，但是你伤过我的自尊心。你还记得初三时我写的那张大字检查吗？”哦，我想起来了，初三时，她违反了学校纪律，我出于严格要求，责令她写了一份检查，并用大字抄出来贴在校园内。当时我觉得这样做很好，因为之后违反学校纪律的人明显少了，没想到现在……“也许你李老师是对的，‘严格要求’嘛，‘维护集体荣誉’嘛，可是，我却因此而出名了，‘付饶’，全校都晓得了！……”我惊慌于自己当时为何没察觉到她的想法：“你为什么当时不对我说你的不满呢？”“要毕业了，我怕你……所以，心里不服还是假装诚恳，写了检查……”这之后到现在，付饶每次碰到我都不搭理，但我却不怪她，甚至还感谢她，因为通过她，我毕竟得到了一个有益的启示：如果我们在无微不至地关心学生的同时，又不知不觉地伤害学生的自尊心，那么，这好比是我们一方面热心播撒师生感情的种子，一方面又在粗暴摧残师生感情的幼芽。
在1984年秋季运动会上，我参加了男子1500米长跑，在我筋疲力尽之际，我听到跑道旁一个胆怯、羞涩的声音：“李老师，加油！……”人声鼎沸之中，这一声最动我心弦，因为这是高84级（1）班耿梅的声音，她在初中时，曾被我伤过自尊心。在初中毕业那天，我叫学生给我写一封信，专门提意见，“发泄不满”，耿梅这样写道：“李老师，您还记得吧，初一时，有一次我惹您生气，您找来了我的家长，并且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不点名地说我是‘厚脸皮’，当时我不服气地争辩了几句，您便叫我站起来，列举了我‘厚脸皮’的六个标志，同学们都盯着我，我没哭。当然您也许是对的，但您却伤了我的心。”读着这封信，我的内疚之情是难以形容的，我甚至想再教一遍这些同学。我想：如果这些同学记恨我，也是我“罪有应得”！但是，耿梅并未记恨我，并且在我危急的时候送来一股温暖的力量，我怎不感到惭愧？
“要是付饶也能像耿梅一样就好了。”我常想。但是，我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教育对象，更多的是付饶，而不是耿梅，因而我也没有理由因付饶而感到委屈了。
上学期，初84级（1）班的男生彭涛有一次撒谎了，气愤之中，我把他叫到讲台上，当着全班同学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好多天，这个学生都闷闷不乐，我猛然意识到，我在“杀一儆百”的同时，又刺伤了一个孩子的心灵，我真是“本性难改”！于是，我及时找他谈心，并诚恳道歉。可是，过了不久，彭涛又欺骗老师、家长，他感到自己不可饶恕，李老师肯定会从严处理，可是我一点儿也没批评他，更没让全班同学知道此事，只是对他说：“相信你会改正。”果然，这之后他表现得很出色，不仅没有再撒谎，而且多次要求当班干部，他向全班同学声称：“我有能力当好班干部，请同学们不要小看我！”我想：假如他第二次撒谎时，我又当着全班同学批评他，那么他是绝对不会有现在这种自信乐观、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的。
因此，我越来越信服这种观点：教师想尽量直截了当地帮助学生改正缺点，把他的缺点公之于众，以使其他学生从中吸取教训，不犯类似的错误，这种方法是最不成功的，因为这无异于开“批判会”，把孩子心灵中最敏感的部分——自尊心、个人尊严、自豪感，统统暴露于外，并使之受到伤害，这种教育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无法弥补的。
（3）教师对学生的爱，不仅仅是对自己所直接教的学生的爱，还包括对其他——外班的、其他年级的，甚至是外校的——学生的爱。
我曾两次出手打学生，而且在打的时候我都认为是出于对本班学生的爱护。一次是因为高84级（1）班的陈军到我班来捣乱，另一次是因为高84级（2）班的韦庆春在打篮球时欺侮我班同学。两次打了学生后，我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不错，老师不能打学生，这是小孩也懂的道理，但我打的不是学生，是“流氓”。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学校领导多次找我谈心，我都不服气。“要爱学生！”“严格，严格，严而有格。”“你不是在给学生读《爱的教育》吗？”校长喋喋不休地教育、开导我，我却感到委屈万分：“什么？我不爱学生？……”
我班学生是怎么看此事的呢？当然，大多数学生是支持我的：“就是该打！谁叫他欺侮我们，侮辱李老师呢？”这几乎是所有学生日记的主旋律。但是，也有不少数学生直言道：“老师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打学生。”有一位学生在日记中写道：“您说您不是他（指陈军）的老师，可是在所有看见您打人的学生眼中，您当然还是老师。”随着年级的增高，不同意我打学生的人越来越多了，并以不同的方式教育着我，这在毕业那天学生给我的信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第一，以厚此薄彼的态度对待学生，并不是真心爱学生，所“爱”的那部分学生，实际上成了班主任的私有物，因而这种“爱”是自私的，与师德是格格不入的。第二，对外班学生的轻视、敌视、任何不负责任的粗暴对待，同样会在本班学生中损害自己的形象，降低自己的威望，甚至给学生带来不好的影响。
因此，我现在真诚感谢学校领导和不少老师对我的帮助，我应随时提醒自己：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教师，而不仅仅是某班的班主任；你周围所有的少年都是你的教育对象，你对他们都负有同样的爱和教育的义务。
（4）教师以爱来教育学生，其成效如何，主要是看其所教的学生是否也具备了爱他人的良好品质。
爱，既是教育的手段，又是教育的内容。我们对学生充满真挚的情感，这会使学生乐意接受我们的教育，但如果仅限于这一点，那么，师爱的作用还远远未发挥尽。爱的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感受到老师无私的爱后，再把这种无私的爱自觉地传播出去。
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不能说没有进行爱的教育，相反，这类教育还是相当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五讲四美三热爱”的作文比赛、演讲比赛、壁报比赛搞得热火朝天，但是，我总感到（恕我斗胆直言）不少学生是在言不由衷地慷慨激昂，这不是因为孩子们虚伪，而是对于十二三岁的初中生来说，这些“热爱”未免太抽象、太崇高（对高中生来说又何尝不是呢？），在他们眼里，祖国之所以可爱，就是因为有“四大发明”、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有“屈原、孙中山”。因此，我固执地认为，不管“热爱”什么，首先要热爱周围的人——爸爸、妈妈、哥哥、妹妹、邻居、老师、同学、旅途上偶然相识的伙伴、路上每一个普通的公民，热爱周围的环境——教育、校园、家乡的山水、所在城市的街道、宿舍大楼。如果学生对这一切都没有感情，那么，所爱之国又从何而来呢？
因此，我认为，特别是对于初中生来说，德育的起码要求（同时也是最高要求）就是集体主义教育。学生不守纪律、学习松懈、劳动不认真，甚至撒谎，都可以原谅，而对别人漠不关心，则是最不能容忍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对别人的痛苦麻木不仁，甚至幸灾乐祸的学生，会真诚地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基于这种指导思想，从初84届（1）班起，我就有意识地注意对学生进行关心他人、热爱周围一切的教育。我把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作为学生必读的德育教材。我在班上立下规矩：凡是学生病休三天以上，班里必须派人去慰问；病休一周以上，班主任再忙也要亲自去看望。对于那些由于特殊原因，不能经常享受家庭温暖的同学，更应关心。李志英的家在仁寿县，但每当五一、十一和元旦来临，她都不会孤独，因为自会有关心她的同学们。在班里的中秋节团圆会上，不少同学还送给她月饼呢！
当然，要叫学生做一两件关心同学的好事，是极容易的，教师的任务是要努力教会学生自觉地关心每一个同学（而不仅仅是关心自己的好朋友）。在初84届（1）班，我发现姜茹、王琦、彭霞、杨虹几个女同学神情、动作异常，许艳、文丽还在课堂上互递纸条，经我反复调查，原来她们是在“策划”怎样捐款援助伍建同学。伍建是班上极不显眼的男同学，既不是三好学生，也不是班干部，学习成绩也不是很理想。因他父亲去世，家里困难，他便不想读书了。女生们听说后，不顾平时非常顾忌的严格的“男女界限”，积极发动全班筹款为他缴书学费。她们在给班长马庆的纸条上写道：“这件事一定不要让李老师和伍建知道。”这使我看出学生们高度的自觉性和纯洁的心灵。一位同学在日记中写道：“《爱的教育》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儿童都知道关心、同情别人。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少年更应关心别人，富有同情心。”学生们所表现出来的极真挚的情感和关心他人的“本能”，是无法用什么分数来衡量的。
难道我们还担心学生们这种无私的感情不会升华为对祖国的爱吗？学生们初中快毕业了，有同学提出捐款抢救大熊猫，我当然赞成。但是用什么方式呢？叫学生们自愿把钱交到我这里吗？或者叫班干部负责登记捐款者以及数目吗？如果这样，多少会使一些学生碍于面子而不得不交，这也就降低了捐款的意义。于是，我放了一个蓄钱罐在教室里，宣布：“愿捐就捐，多少不限，不记姓名。”结果学生们果真没让我失望。我感到无比欣慰，因为同学们捐款都是出于高度的自愿——为了祖国。
这使我想起苏联杰出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观点：不应把爱国主义教育形式化，只是让学生进行“热爱祖国”的作文、讲演比赛，而应该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实实在在地爱祖国。
2.教会学生自己教育自己
在当前的教育改革中，有一个很新颖的观点：培养学生干部的自治能力，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这相对于过去什么都由老师一手包办，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我认为，仅仅做到让学生自己管好自己是远远不够的。单纯叫学生自己组织一次活动并不困难，小学生都可以自己组织一场相当成功的足球赛。因此，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改革，应着眼于教会学生自己教育自己，而干部自治能力的培养，仅仅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之一。
（1）教会学生自己发现自己身上美好的东西，并自觉地将它巩固和发展，以逐步战胜自身的缺点。
我们往往视学生的心灵为未开垦的处女地，而总想在这片不毛之地上播种、耕耘、收获。于是，说教式教育产生了：总是企图在学生“空荡荡”的思想容器里注入些“美好的思想”。其实，至少对初中生来说，他们的心灵中本来就存在着固有的美德因素。因为从幼儿园起，他们就受着来自不同方面的良好教育；到了初中阶段，即使是品德再恶劣的学生，其心灵中也有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们面对的教育对象，绝不是一块处女地，而是一片已经或正在生长着美好幼苗的肥沃田地。教师的责任，在于发现、扶正学生心灵土壤中的每一株幼苗，让它们不断壮大，最后排挤掉缺点的杂草。因此，教育工作者面对学生，首先不是“灌输”，而是“发现”；同时也教会学生自己“发现”，自己克服缺点。
初84届（1）班有个男生韩军，在初一、二时，让许多老师头疼：课堂纪律较差，常常说话打闹，当然也有安静的时候——打瞌睡；学习更是懒散，我多次留他补作业，直到天黑；他的成绩当然很差。我多次找他谈心，阐述学习的重要性，不厌其烦地家访，这些都收效甚微。但我发现他有个很可贵的品质：劳动时极为踏实，从不耍滑头。于是我多次在班上表扬他这个优点，同时又惋惜地对他说：“唉，要是你在学习上也敢于吃苦就好了。”游淑芳老师也经常问他：“韩军，你劳动这么出色，你的学习怎么样呢？”另外，他爱好无线电，但他家里极为反对，不准他订《中学科技》，我对他说：“我支持你爱好无线电，《中学科技》就订在我这里吧。但是，你的学习很差，肯定会影响你的这个爱好……”这一切，显然触动了韩军的心灵，渐渐地，在学习上他明显地刻苦起来，早起晚睡地学习，在课堂纪律上也进步了，最后，在初中毕业时，令人惊讶地考上了重点高中。他学习态度和学生成绩的巨大变化，是足以说明学生是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战胜自己的缺点的。
教会学生自己发现、认识自己的优势，并保持、发展这种优势，不断自觉地战胜自己的弱点，这是思想教育的艺术所在，真正掌握这门艺术，需要终身的探索和奋斗。
（2）让集体舆论影响、促进后进学生的转化。
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既是指教会每一个学生自我教育，也包括让集体中的一部分学生影响、感化、促进另一部分学生。就目前的学校教育现状而言，后者更重要。
我们往往赞美这样的班主任，他总是善于通过促膝谈心对个别学生进行循循善诱的思想教育。不错，个别帮助有时是很有效的，仍值得提倡，但这绝不是最科学的方法。第一，教师如果把过多的精力花在个别谈心上，以至于无暇顾及其他大量的工作，几乎是得不偿失。第二，对一个“顽固不化”的学生多次谈心，往往只能使他心生厌恶、反感，越来越满不在乎。我就常常陷于这种“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之中。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运用良好的集体舆论，或许会“柳暗花明又一村”，通过学生影响学生，往往会收到比个别谈心更好的效果。
初84届（1）班的薛梅最使我感到棘手，她从小失去父母，因而家庭教养极差，而且脾气很怪，对什么都很冷淡，集体观念也很差，我找她谈了几次，她明显地很反感，于是我决定通过同学来影响她。一次，她在校园里随地扔果皮，被罚扫校园，我没有批评她，而是悄悄叫彭艳阳、王小勤几个同学去帮她扫地，以此感化她。我还叫组长多接近她，首先是和她建立感情，然后再引导她参加一些集体活动，比如帮班上抄黑板报，为同学的壁报画插图等。最终，她对集体有了明显的热情，这不能不说是因为受到了同学的影响。
从初84届（1）班到初84级（1）班，我都在班里设立了书柜，书籍、杂志的借阅办法是学生随看随取，自由取书，看后自觉放回书柜。迄今为止，还没有丢失过一本书或杂志。这当然不能说明这两个班的学生都绝对诚实。有的学生也许产生过偷书的念头，有的学生也许在别处有过拿摸行为，但是，我敢肯定，凭着集体强大的正面舆论，也凭着对班集体的热爱，这些学生会意识到：在这个集体的小小范围内，是不应该偷偷地把书窃为己有的。我想：这种风气不是靠对一百多名学生逐个谈心所能铸就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让集体的舆论影响每一个学生，有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教师得首先设法造就一个良好的集体，离开这一点谈集体舆论的影响则成了“无米之炊”。
（3）学生干部的培养，是通过学生的自我管理，达到学生的自我教育。
学生干部自治能力的培养，已越来越引起教师，特别是班主任的重视了。上海一些中学的教改经验证明：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绝不仅仅是为了减轻教师的工作量，而是把这作为学生自我教育的好形式。因此，我们在培养学生干部时，不要仅仅满足于让学生独立组织几次活动或主持几次会议，而应着眼于让学生干部通过实际工作，培养献身精神和进取精神，使学生自己发现自己的能力，从而认识自我，表现自我，让自己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增强对生活的自信心。同时，使学生之间展开平等的道德、纪律教育，并锻炼他们的组织、管理、演说等能力。
在组建初84级（1）班第一届班委会时，我先让同学们选出了他们自己满意的正、副班长，然后我宣布由两位班长自己确定、任命班委。由于刚进初中，大家还不熟悉，这无疑给两位班长出了一道难题。因此我决定发动大家自荐，以培养更多人的奉献精神。于是，我以布什为竞选总统穿着印有“请选我当总统”字样的背心长跑宣传、罗马尼亚的中学生如何参加学校管理等为例，教育大家：一个人从小就应有自信心、进取心和为公众、为社会尽职献身的精神，这绝不是出风头和骄傲，而是高尚、正直和勇敢的体现。果然，放学后，30多位同学涌到班长那里报名。两位班长为了照顾众多的报名者，决定一个委员设两名，整个班委任期两个月，“第二梯队”“第三梯队”随时准备接替“不称职的班委”！这既是对未任命者的安慰，又是对新干部的警策。13人组成的班委，可谓机构臃肿，但是为了争取连任，干部们不得不挖空心思地没事找事干，于是生活委员卢文昭的“红领巾银行”成立了，宣传委员沈建的小报《鸣蝉》出版了，劳动委员潘芳奕的“卫生惩罚条令”制定出来了，文娱委员罗晓宇的“五线谱讲座”也开始了……总之，新干部的荣誉感和少年儿童的自我表现欲望促使工作的主动性、创造性产生了。
要使学生干部担负起教育同学、维持纪律的重任。我从不要求小干部给我汇报某同学的坏表现（以免造成同学与学生干部的对立），我对小干部们说：“如果同学不守纪律，你们应设法帮助、制止他。动辄告状，是推卸责任的表现。”这样，学生干部不得不去思考工作方法。上学期第22周的一节自习课，我来到教室，往日的喧闹竟被鸦雀无声代替了，进去一看，同学们静静地在自习，但有两个学生流着泪站在座位上。无疑，学生干部用罚站的方式镇住了课堂纪律，这在教师看来，是不足取的方法，但是对学生来说，这却是他们自己管教自己的一个大胆创举。我们可以设想，久而久之，不仅是学生干部，就是全班同学也将意识到，良好的课堂纪律得靠自己创造。
如果学生具备了献身精神和进取精神，那么，他们会自觉乐意地去组织每一次班级活动，维持班上的好风气，想方设法帮助后进同学，这样，学生干部工作热情的源泉，就由兴趣、表现欲上升为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了。如果教师善于培养并保持、发展这种责任感，那么，它将会由对一个班集体发展升华到对整个社会、伟大祖国的责任感，这——才是我们培养学生自治能力的根本目的。
1985年2月16日—19日（除夕）
整理附记
这是我参加教育工作后的第一篇教育文章。记得在1985年那个除夕，我在母亲家里写完《教育漫笔》最后一个字时，窗外响起了阵阵迎接牛年的爆竹声。那时，我不知道我第一次写的这篇有关教育的文章算不算“论文”（我甚至不好意思跟同行说我在写“论文”），更不敢相信后来在我偷偷地把它投寄到北京的《班主任》杂志后居然能被连载，但是，当时我心中实在是充满了一种丰收的喜悦！今天读来，虽然感到文章十分稚嫩，但我仍然十分激动和欣慰——激动于当年的那颗赤诚的童心，欣慰于这颗童心我一直保持到现在。
感谢当年《班主任》杂志发表我这篇幼稚的文章！对我来说，本文发表的意义远不在世俗的功利方面，而是给了我一个鼓励：原来教育论文可以这样写，而且完全可以这样写！从那以后到现在，近30年过去了，我发表了上千篇教育文章，出版了六十多部教育著作，而教育写作的起点就是本文。
2014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