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末世悲歌红楼梦(大家小札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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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序

一九八七年以后,我的《漫步大观园》一书曾多次出版发行。

一九八八年七月,此书又再版,到一九九二年一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一次。三处出版社都有多次印刷发行。这不过是很薄的一本普通书籍,收集的也是一些短小的文章,然而它却受到了《红楼梦》爱好者的关注和喜爱,寻思其中缘由,我估摸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是全书的内容都紧扣《红楼梦》文本本身,而广大的“红迷”们所“迷”的也正是它,而不是那些脱离作品内容的繁复考证文章,其中道理无须多说。二是这些小文章写的都是对作品中具体问题的解读和分析,其中有不少是一些较敏感和不易发现的问题,所以文章虽短小,却很实在,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而且文章中还会不时点出一些作者独有的用笔特点,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和理解能力,因此,受到读者的欢迎就是很自然的了。红学的兴盛于此也可见一斑。

曾经有一位名家提出过,对《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研究不属于红学,只是小学说;只有对《红楼梦》的作者、家世、版本等研究和考证才叫作红学。这种说法虽新颖,但明显不通者至少有两点:

首先,从红学一词的来源来说,现今能看到红学一词的最早出处有两条,一条是李放的《八旗画录注》:“光绪初,清朝士大夫尤喜读之(指《红楼梦》),自相矜为红学云。”另一条是均耀在《慈竹居零墨》中所说:“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精理名言,所谭极有心得。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计,惑问:先生现治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一横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

上面两例都说明,红学一词是和研读《红楼梦》这部作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与其他无关。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因为清朝光绪初的士大夫们都“自相矜为红学”,可见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有它的历史渊源,《红楼梦》从它面世之初,便受到广泛的关注和欢迎。清朝郝懿行的《晒书堂笔录》有云:“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吴云的《从心录题词》也说:“士夫几于家有《红楼梦》一书。”而缪良更说道:“《红楼梦》一书,近世稗官家翘楚也,家弦户诵,妇孺皆知。”(见道光年间《文章游戏》初篇卷六《红楼梦歌》后按语)正因为有这样坚实的基础,红学才得以产生。仅凭和《红楼梦》搭上一些关系,一九二一年胡适写了一本《红楼梦考证》,便想自立为一门“学”,还要把《红楼梦》作品排斥出去。

再从最简单的逻辑和事理来说,是因为先有红学的存在和它的影响,才引发了人们对与之有关的事物,诸如作者、家世、版本之类的兴趣,从而进行研究、考证,若能产生积极的成果,自然对《红楼梦》的研究也不无裨益,因此把它们也纳入红学之中亦无不可。但它们之间必然存在差异,研究的主体和核心内容应该是作品本身,而不是其他东西。因为任何其他东西都依附于《红楼梦》而存在,没有《红楼梦》,它们什么也不是;而没有它们,《红楼梦》——红学照样辉煌存在。君不见《三国演义》《水浒传》,不都是搞不清它们的作者是谁吗,罗贯中、施耐庵的家世、生平人们不更是知之甚少、几近于零吗?但它们不照样与《红楼梦》并肩于“四大名著”之列吗?其实,《金瓶梅》以及其他优秀小说也都存在这种情况。不仅小说,连诗歌也一样,从《诗经》开始,多少传诵千古的优秀诗歌我们根本无从知道它们的作者,人们甚至都不会去考虑它,因为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才是最主要的,没有它,其他均无从谈起。所以红学的内容只能是以研究文本为重点、为核心,其他方面绝不能与研究作品并肩,更不能凌驾于其上,否则,岂不主次不分,本末倒置?若把文本研究驱离出红学,而以那些考证学取而代之,那更不免会落于鸠占鹊巢,紫之夺朱之嫌,令人匪夷所思。

上面这么两点,只是澄清一些事理,祈盼有更多的人去研究《红楼梦》文本,因为这里的空间很大,足以发挥每个人的才能。我的《漫步大观园》只做了一点粗略的尝试,产生效果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漫步大观园》出版之后,因反应尚好,加上自己还有些意犹未尽,于是按照原来的思路和模式又增写了若干篇,然后将两者合在一起,一九九七年七月以《末世悲歌红楼梦》之名于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但由于篇幅的限制,删去了《漫步大观园》中原有的十篇,留下了一丝遗憾。

以上两书先后出版至今已有二三十年之久,不时有读者询求此书,均无所获。

今得出版社决定再版《末世悲歌红楼梦》一书,这无疑适应了广大读者的需求,十分难得。令人高兴的是我把《漫步大观园》中删去的十篇文章也恢复到新版书中,使其成为几种版本中最为完整、内容最为丰富的一本新书。这对我,对读者,对出版社都应该是一件大好事。

希望此书的出版,能满足一些读者的需求,更希望红学研究者能在文本研究方面做出更多的成果。

曾扬华 二〇一九年春日

于广州康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