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纪连海评点汉书(共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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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汉书》卷九 元帝纪 第九

第一节 幸运天子,多才多艺

【原文】

(一)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许皇后,宣帝微时生民间。年二岁,宣帝即位。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而王母张倢伃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

(二)

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译文】

(一)

汉元帝,是汉宣帝的太子。母亲是共哀许皇后,宣帝微贱时生在民间。年二岁时,宣帝继承帝位。元帝年八岁时,被立为太子。成年后,宽厚而尊重儒术。见宣帝所起用的多是法吏,他们以名责实,尊君卑臣以治天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都因犯讥刺君上的罪而被诛戮,常常在平时侍奉时从容进言:“陛下持刑太深,应用儒生。”宣帝动怒说:“汉家自有制度,原本就以王霸二道交替使用,为什么要专行仁政,效法周朝呢?况且一般儒生不能用所学结合实际,喜欢厚古薄今,使人惑乱于名实,不知所从,那怎么能委以重任!”于是叹道:“乱我刘家朝纲的,将是太子啊!”于是就疏远太子而爱淮阳。宣帝说:“淮阳王明于察断而爱学法律,应继承我的事业。”淮阳王的母亲张婕妤更得宠。宣帝有意用淮阳王取代太子,但由于少年微贱时依靠许氏,夫妇义结糟糠,所以最终还是不肯背弃许皇后而另立太子。

(二)

班固评论:臣外祖兄弟曾为元帝侍中,告诉过臣说元帝兴趣广泛,精于书法,会弹琴、吹箫,能按曲谱,为配新词,节拍分明,穷极要妙。少年即尊崇儒术,等到继承帝位,征用儒生,委以政事,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等儒生相继作为宰相。而元帝被文义所牵制,优柔寡断,宣帝中兴之业于是衰败。然而宽弘尽下,出在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代贤王的遗风。

【评点】

史书上说汉元帝刘奭“柔仁好儒”,那是什么意思?温柔仁慈,喜好儒术是也。当他还是皇太子时,眼看着父皇重用法家人物,动不动就用刑罚惩治下属,大臣杨恽、盖宽饶等仅仅因为“刺讥辞语”就被杀害,很不以为然。一天趁着陪父亲用餐时,委婉地说:“陛下使用刑罚略有点过分了,应该多多重用儒生。”汉宣帝刘询顿时变了脸色,厉声说:“我们汉朝自有汉朝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怎能像周代那样单纯地使用所谓的‘德政’呢?更何况那班俗儒不能洞察世事变化,最喜好厚古薄今,连‘名’与‘实’之间的区别都分不清,怎能交给他们以治理国家的重任!”这儿的“王道”与“霸道”,大概也勉强可以解释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吧!说完了这番话,汉宣帝又长叹一声道:“乱我家者,太子也!”这儿的“家”,就是指大汉王朝的基业。然而,如前所述,鉴于对已故许皇后的感恩与报答,他最终没有更换太子,没有更换“革命接班人”。这是刘奭的一大幸运。

刘奭的“柔仁”,与他的先世伯祖汉惠帝刘盈的“仁弱”非常相似。然而,刘盈有个曾陪着父亲出生入死,共同打天下、创基业的母亲吕雉。父亲死后,这个母亲就掌握了大权,而且心狠手辣,残酷无比。刘奭呢,幼年丧母,虽然也是人生的一大不幸,即位后却不会受到皇太后的干涉与压制。他的养母王皇后一则在汉宣帝在世时就受到冷落,二则“素谨慎”,在汉宣帝死后也不会太张扬,因此,也就不会对当今皇上、她的养子刘奭造成多大的压力。“柔仁”与“仁弱”不但非常相似,而且还都包含着一个“仁”字,即仁慈。我们曾经说过,柔弱仁慈的刘盈是不适宜做皇帝的,而温柔仁慈的刘奭同样不适宜。不过,由于刘奭的上面没有像吕雉那样的一个“母后”,他的结局可比刘盈好得多了:公元前49年二十七岁时即位,做了十六年皇帝,于公元前33年四十三岁时病逝。同为不适宜做皇帝的人,他不是比刘盈幸运得多吗?

刘奭多才多艺,能写一手漂亮的篆书,至于弹琴鼓瑟、吹箫度曲、辨音协律等,无不穷极其妙,令人叹为观止。然而他太过拘谨,优柔寡断,信用宦官弘恭、石显等,统治期间,自然灾害不断,社会危机日深,土地兼并之风盛行,于是昭宣二帝的中兴之业就开始衰败了。仅举一例:刘奭六十多岁的师傅“当世名儒”萧望之,因石显进谗言而被逼自杀。其时刘奭正在用午膳,听到这个噩耗后泪流满面,饭也吃不下去了,立即召来石显严厉责问。石显吓得摘掉帽子,磕头不止。那时候刘奭即位才两年,从那以后直到自己病死的十三四年间,刘奭每年都要派使者到萧望之的坟上去祭奠。然而,对害死师傅的石显呢?刘奭却没有任何处罚,没有任何惩治。司马光说他“容易受欺骗而难以醒悟”,一点不错,这是个典型的昏君。这个昏君坚定地认为“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即作为一个宦官,你既没有骨肉之亲,又没有姻族之累,不就可以集中精力、专门为我这个皇帝服务吗?这样的人难道还不值得我信任吗?因此事无大小,都交给石公公去处置。可笑,“柔仁好儒”的汉元帝早已忘记了秦朝赵高的教训。然而,这位多才多艺的皇帝,却没有像后世两个同样多才多艺的皇帝李后主与宋徽宗一样,成为敌国的俘虏而死于非命。为什么?有昭宣中兴的底子,大汉王朝毕竟还有比较雄厚的实力,与李后主、宋徽宗时期的南唐北宋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正是在汉元帝时期,大汉王朝曾经的强敌匈奴分崩离析,其北方的一支——郅支单于一部被汉朝歼灭;南方的一支——呼韩邪单于表示臣服。同属昏君,你能说刘奭不幸运吗?

不过话说回来,所谓“幸运”,也只是与那几个非常凄惨的帝王相比而已,其实,他也有“不幸”的一面。平心而论,汉元帝刘奭之所以成为一个昏君,也有客观因素,那就是身体一直不好,没有精力处理国家大事。石显之所以能够长期弄权,《石显传》上说:“是时,元帝被疾,不亲政事。”那个“是时”究竟是什么时候呢?紧接着又说,初元年间,萧望之等人弹劾石显“专权邪辟”。“初元”是汉元帝即位后的第一个年号,这个年号用了五年。也就是说,他刚即位的第一个五年时,二三十岁,身体就不行了。刘奭三十多岁时,有个叫张博的外戚写信给刘奭的弟弟淮阳王刘钦,说“陛下春秋未满四十,发齿堕落”,显然一点也不夸张。想想看,不满四十岁的盛年,头发脱落倒也罢了,连牙齿也掉了,怎不令人心生怜悯之情?难怪他四十岁后没几年就驾崩了。

第二节 柔仁好儒,纯任德教

【原文】

(一)

冬,诏曰:“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故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经书,厥功茂焉。其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朝朔望。”

(二)

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三月,诏曰:“五帝三王任贤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岂斯民异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贤也。是故壬人在位,而吉士雍蔽。重以周秦之弊,民渐薄俗,去礼义,触刑法,岂不哀哉!繇此观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厉精自新,各务农亩。无田者皆假之,贷种、食如贫民。赐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级,为父后者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是月雨雪,陨霜伤麦稼,秋罢。

(三)

戊寅晦,日有蚀之。诏曰:“盖闻明王在上,忠贤布职,则群生和乐,方外蒙泽。今朕晻于王道,夙夜忧劳,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听不惑,是以政令多还,民心未得,邪说空进,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闻也。公卿大夫好恶不同,或缘奸作邪,侵削细民,元元安所归命哉!乃六月晦,日有蚀之。《诗》不云浿?‘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来,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辅朕之不逮。直言尽意,无有所讳。”

(四)

五年春三月,诏曰:“盖闻明王之治国也,明好恶而定去就,崇敬让而民兴行,故法设而民不犯,令施而民从。今朕获保宗庙,兢兢业业,匪敢解怠,德薄明晻,教化浅微。传不云浿?‘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三老、孝弟、力田帛。”又曰:“方春农桑兴,百姓勠力自尽之时也,故是月劳农劝民,无使后时。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征召证案,兴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时之作,亡终岁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

【译文】

(一)

冬天,下诏说:“国家将走向兴盛,就尊重师傅。原前将军望之为朕师傅八年,教导经书,他的功德很美,现赐爵为关内侯,食邑八百户,每月只在初一与十五入朝。”

(二)

二月,诏令丞相、御史举荐质朴、敦厚、谦逊有高尚品行的人,光禄每年按此内容考校郎、从官而定他的等级。

三月,下诏说:“五帝三王任贤使能,才贤君在位,公道大行,而今日国家混乱,难道是人民不同了吗?问题就出在朕的不明,不能识别贤才。是因为佞人在位,贤人就受到堵塞与排挤。特别是周秦以来的积弊,使社会风气日下,以致有的人抛弃礼义,触犯刑法,真是可悲啊!由此看来,百姓有什么罪?现在赦天下,令犯罪的人努力改过自新,各务农业生产。无田地的都借以公田,和一般贫民一样贷给种子与粮食。赏赐吏六百石以上爵级为五大夫,勤于政事的官吏赐爵二级,继承父后的百姓赐爵一级。女子百户赐牛酒若干,鳏寡孤独及高年赐帛若干。”本月雨雪交加,严霜伤冻麦稼,秋无所收。

(三)

三十日,日偏食。下诏说:“曾闻明王在上,忠贤各司其职,就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周边地区蒙受恩泽。今日朕暗于王道(对国家治理不利的委婉说法),日夜忧虑,还不能求得治道的真谛。每看到一事就定不了标准,每听到一言就拿不定主张,是因为政令不能贯彻始终,得不到臣民的真正拥戴,空谈阔论,未能办成几件实事,这是天下所共闻的。公卿大夫的爱憎各异,有的缘奸作邪,贪赃枉法,百姓将去依靠谁啊!六月三十日,出现日食。《诗》不是说过吗:‘今天的百姓饱受灾祸,处境十分可哀!’从今以后,公卿大夫应该严肃思考上天所示的警戒,慎于修身,明确施政的长远目标,以辅佐朕的不足之处。直言进谏,无所隐讳。”

(四)

五年春三月,下诏说:“常听说明王治国,明确是非标准而供臣民遵循,提倡严谨谦虚并形成社会风气,所以法设而民不犯,令施而民乐从。今日朕继承宗庙,兢兢业业,不敢懈怠,而德薄目暗,教化浅微。《论语》不是说过吗:‘百姓的过失,都应由君临天下的人负责。’现赦免天下,赏赐民众爵位一级。女子每百户赏赐牛酒若干,三老和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努力务农的人赏赐帛若干。”诏书又说:“正值春耕与蚕桑时期,是百姓全力以赴的时刻,所以在本月要慰勉农户,不违农时。现有不良的官吏,为查证小罪,征召证人到署做证。兴生一些不急的事,来妨害百姓,使他们贻误农时失去节令,而导致秋后没有什么收获。对此,公卿要认真了解并三令五申,保证不妨害农事。”

【评点】

史家对元帝的定评是“柔仁好儒”,这个评语应是褒多于贬,至少是褒贬参半。现在看来,“柔”字用得恰切。元帝确实是一个性格柔弱、优柔寡断的人。至于“仁”字则要大打折扣。所谓“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终只因偏好的是“俗儒”而功亏一篑。

在元帝做太子时,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则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所谓“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国之道,所习之经十分广泛,包括《春秋》《诗》《尚书》《礼》《论语》等。元帝的经学功底,不仅远过乃父,就是在西汉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谓首屈一指。

纯任德教。在汉宣帝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到元帝时期,开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单崇儒家,纯任德教,治国完全以经学为指导,选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标准。为什么元帝摒弃主张严刑峻法的“霸术”,而改用“以柔治国”、强调“教化”的儒术呢?

元帝“纯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经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投入田庄沦为佃客和奴隶,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为假田农民(国家佃农),有的成为流民,而这些人原来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身上;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吏贪残,天灾频繁,各地不断爆发反抗西汉统治的斗争。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统治者只好放弃“霸术”,纯任德教,以期缓和社会矛盾。这种方略的改变,是由元帝提出并加以实施的。

在实行“教化”的儒术方面,元帝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尊崇儒学。元帝即位当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十三世孙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孔霸被封为关内侯,赐食邑八百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斤二百斤,府第一所。孔霸去世,元帝两次穿素服去吊祭,赐给东园秘器钱帛,赠予列侯礼安葬,谥号“烈君”。初元二年,起用师傅萧望之,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夏侯胜卒后,“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万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尊崇帝师的社会效应,必然导致人心向儒,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

以儒家标准选官用人。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学博士弟子数量,由宣帝时的二百人,激增至千人。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儒学宗师夏侯胜也常常教导他的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可见读儒经做官,已成为当时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

在元帝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经学相矜尚,儒生布满朝廷上下,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郭沫若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而大批儒生进入政界后,又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以经义为本,治国施政。元帝即位后,摒弃了宣帝霸王之道相杂的政治,发布的各项政令以及诏书,多引经为据;质问大臣,则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执法,则要求其“顺经术意”;如果大臣奏议上的语言不符合经义,则必然遭到严厉的批评。元帝的好儒,并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诸实施。

由于利禄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到了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盛起来。正是由于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才使得已经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即刻崩溃,而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不过,汉元帝以儒治国也留下了负面影响。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同时,以经取士固然为汉王朝选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决定了许多人读经即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守职而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士与吏截然两途,这不能不影响到西汉后期各级政权的效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元帝强调以经取士,使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也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

第三节 依赖宦官,威权旁落

【原文】

十二月,中书令弘恭、石显等谮望之,令自杀。

【译文】

十二月,中书令弘恭、石显等人诬告萧望之,最终迫使萧望之自杀。

【评点】

本来汉宣帝临终前,已给元帝安排好了辅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另两位是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并提升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三人并领尚书事。信用外戚是西汉政治长期形成的传统,宣帝也不例外。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有亲密关系,因此宣帝命他握有朝中决策大权,地位最为重要。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师傅,是当代名儒,深谙政事。萧望之又引进宗室明经达学之士刘更生(楚王刘交的后代,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共参朝政,史称“四人同心,谋议劝道,正义古制多所欲匡正”。“匡正”什么呢?就是匡正君主。在中国古代,儒家主张实行人治。孟子说过:“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他们相信,只要统治者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臣民垂范道德人格,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但是,君主握有生杀予夺绝对权力,而且再没有可以对其约束的机制,那么,“天子圣明”靠什么来保证呢?儒家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能奢谈“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问题径直变成了一个君主的道德修养问题。所以萧望之等人就寄希望于对皇帝的教育,引导元帝努力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的理想,以期改造一个国家或社会,扭转一个时期的社会风气。诚然,教育的功能不可低估,但绝不是万能的,萧望之等人太过天真了!元帝即位不到一年,三人一体的辅政班子,就出现了裂痕。

史高以外戚之亲“领尚书事”,萧望之和周堪是他的副手。但开始时,汉元帝对自己的两位名儒师傅特别信任,萧望之等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于是史高的心理失去平衡,与萧望之的嫌隙日深,这便为宦官石显弄权提供了条件。

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中,汉元帝始终依赖宦官,因为他认为宦官没有家室,不能形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这就是元帝朝宦官石显之流得势的根本原因。加之,宦官石显善于顺风承旨,阿谀奉承,元帝可以称心如意,为所欲为。其实石显之流早有“外党”,和外戚史丹、许嘉勾结在一起,还拉拢了一批见风使舵的儒臣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人,结成朋党。还与长安豪侠万章交往甚密。本来身体多病的元帝原想自己不理政事,而要通过宦官石显来控制大权,结果大权旁落,授柄于人,迫使萧望之自杀,周堪、刘更生被贬为庶民。

元帝之所以大权旁落,不仅在于近幸的狡猾佞巧,更在于他自身政治水平的低能。司马光评述道:“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

第四节 昭君出塞,汉匈不争

【原文】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虖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虖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译文】

竟宁元年(前33)春天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前来朝拜。元帝下诏说:“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已经伏罪被诛杀,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仰慕大汉礼义,再次来行朝贺的礼节,愿意保持中原与塞外的长期和睦友好,使边陲长久没有战乱的灾祸,可以改年号为竟宁。赐给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作为他的皇后。”

【评点】

宣帝时期,随着汉朝国力的增强,匈奴力量一再被削弱,汉匈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宣帝神爵二年(前60)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权力之争,初有“五单于争立”,互相不容,屠戮兼并,西汉“单于天降”,最后形成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的对立。在汉元帝期间,在汉匈关系上出现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陈汤平灭郅支,一件是昭君出塞。

平灭郅支

汉元帝刚即位的时候,匈奴郅支单于自以为与汉朝距离遥远,加之怨恨汉朝支持他的仇敌呼韩邪单于,就有与汉绝交之意,并且与康居王勾结起来,在都赖水(今恒逻斯河)畔兴建了一座郅支城(今江布尔),作为自己进一步扩张势力的基地。郅支将势力向汉西域发展,直接威胁汉朝在西域的统治。建昭三年(前36),新一任西域太守对匈奴发动攻击,获得大胜。至此,汉朝最后消灭了虎视西域的敌对势力。以后近四十年,西域维持着和平状态,中西交通也畅通无阻。陈汤为官虽有不少劣迹,但他矫诏兴兵、平灭郅支的功绩还是应当肯定的。

昭君出塞

郅支被杀之后,呼韩邪单于既为消灭政敌而高兴,又畏惧汉朝的威力。竟宁元年(前33)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长安朝汉,并表示愿娶汉女为阏氏。元帝也愿意用婚姻的形式巩固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以宫女王嫱配他为妻。

王嫱,字昭君,西晋时因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昭君虽然仪容雅丽,举止端庄,但因未受皇帝封诰,所以在后宫的地位极其卑微,不受重视。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宫女一样,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但当历史提供机会时,她主动请行,自愿远嫁匈奴。在临行前举行的欢送仪式上,元帝见昭君丰容靓妆,光彩照人,顾影徘徊,竦动左右,不禁大为悔恨,很想把她留下,但又不便失信,只得让她随呼韩邪出塞而去。

昭君这位胆识不凡的汉家宫女,为促进汉匈民族团结,自愿出塞履行政治联姻,成为名垂青史的杰出女性。汉元帝认为这次政治联姻可使“边陲长无兵革之事”,特意把年号改为“竟宁”,意即边境安宁之意。呼韩邪单于封王昭君为“宁胡阏氏”,“宁胡”意即“匈奴得到昭君,国家就安宁了”。从此,汉匈长期战争状态宣告结束,双方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汉匈冲突,犹如一曲雄壮的交响乐,而昭君出塞则好似一个完美的“休止符”。

昭君的事迹在正史记载中仅有几十个字,但在稗官野史中的记载却非常多,而且更富于传奇色彩。《西京杂记》中有这样一段传说:“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由于画工毛延寿的卑劣行径,误了昭君的青春,害得她背井离乡,远嫁异域。

另据东汉文学家蔡邕《琴操》记载,昭君嫁到匈奴后,心思不乐,作下了一首诗歌,后人称为《昭君怨》,其中有这样的诗句:“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这首诗很可能是伪托之作。又传,昭君还写了一封信给元帝。信的内容如下:“臣妾幸得备身禁脔,谓身依日月,死有余芳,而失意丹青,远窜异域。诚得捐躯报之,何敢自怜?独惜国家黜陟,移于贱工,南望汉阙,徒增怆结耳!有父有弟,惟陛下少怜之。”据说元帝得书,大为动情,转而恼恨画工从中作梗,穷究其欺君之罪。画工毛延寿等五人“同日弃市”,一时京城画工几乎绝迹。王安石在他的《明妃曲》中写道:“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他一反以往归咎毛延寿欺君的正统观念,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汉元帝。

汉代出塞和亲的女子比比皆是,而且大多是金枝玉叶的宗室公主。但她们的为人行事,很快都随着历史的长河流逝了,唯独“良家子”出身的昭君却流芳千古,人们怀念不已。1963年,董必武同志作了一首咏昭君的诗,镌刻在昭君墓前的石碑上:“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抒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不仅肯定了昭君出塞的历史意义,也肯定了汉元帝的历史眼光。

第五节 多情王子,不幸婚姻

【原文】

三月,封皇太后兄侍中中郎将王舜为安平侯。丙午,立皇后王氏。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奉戴侯后。

【译文】

三月,封皇太后兄侍中中郎将王舜为安平侯。初十日,立皇后王氏。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皇家御苑可以借用的就借给贫民耕种,家产不满千钱的借给种子与粮食。封外祖父平恩戴侯的同母弟的儿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以做戴侯之后。

【评点】

说汉元帝不幸,也指他的婚姻。当他还是皇太子时,按照规定,姬妾就有十来个,而他最宠爱的是司马良娣。不幸的是,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司马良娣就一病而逝,临终前她悲伤地对刘奭说:“我的死并非寿数已尽,而是其他那些良娣、良人们嫉妒我,轮番诅咒的结果啊!”那一年刘奭才25岁,对这话深信不疑。司马良娣死后,刘奭悲恸欲绝,大病一场,病好以后也一直闷闷不乐,而且痛恨那些姬妾,一个也不肯见面。时间一长,连汉宣帝也知道儿子仇视自己的姬妾,为了帮助儿子从痛苦中解脱,就命令王皇后挑选几个出身良家、年轻貌美的宫女去服侍皇太子,以求博得太子的欢心。王皇后挑选了王政君等5人,并乘太子来拜见父皇时,叫人悄悄地问太子:“这几个宫女怎么样?”太子由于思念司马良娣,对她们一个也不感兴趣,然而既是皇后派人询问,只得勉强答道:“其中一个还可以吧。”当时王政君坐得离太子最近,又独独穿了一件与众不同的、镶着绛色边缘的掖衣,那人以为是指她,就禀告了王皇后。王皇后立即令人将王政君送进太子府中,当上了太子妃,不久生下儿子刘骜,这就是后来的汉成帝。堂堂大汉王国的皇太子,能够如此钟情于一个良娣,令人顿生怜悯之情;而他最心爱的这个“良娣”却又不幸早逝,使“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刘奭几乎对所有美女都丧失了兴趣,不也是一种不幸吗?

时间是医治心理创伤的良药。刘奭做了皇帝后,嫔妃自然远远多于做太子时的姬妾。于是又有两个嫔妃获得了刘奭的宠幸——一个姓傅,一个姓冯。傅氏原来是昭帝太皇太后上官氏身边的一个才人,刘奭当了皇太子后,她又去服侍刘奭。她“为人有材略,善事人”,也就是说,很有心机,很能处人,上自地位比她高的姬妾,下至普通宫女,都处得很融洽。每当宫中有什么祭祀活动,她都以酒酹地,祝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大概后来刘奭也认为,这么善良的女人,肯定不会诅咒公孙良娣吧,对她也渐渐地产生了好感,后来傅氏又生了儿子刘康,于是被封为婕妤。冯妃则是刘奭即位后入宫的,在生下皇子刘兴后,也被封为婕妤。后来,汉元帝又特意在婕妤之上、皇后之下设一女职“昭仪”,授给这两位替他生了皇子的爱妃。所谓“昭仪”,昭显其仪也,是后宫妃子们的辉煌榜样也。除了皇太子刘骜外,刘奭就只有这两个儿子:刘康被封为定陶王,刘兴被封为中山王。王政君虽然贵为皇后,却“无宠”——汉元帝并不爱她。她的儿子作为嫡长子,虽然被立为皇太子,却“颇有酒色之失”,酗酒而又好色,怎堪承担接班人的重任?而定陶王刘康呢,却与父皇一样多才多艺,尤其是精通音律,堪称父皇的“知音”,与母亲傅婕妤都受到汉元帝的宠爱。当刘奭生病时,傅婕妤又很得体地带着儿子一直侍候在身边。接下来,自然而然地,刘奭开始考虑更换皇太子了。只是由于汉宣帝生前很喜爱这个他唯一见到的孙子——皇长孙,孝顺的汉元帝不愿违背父皇的遗愿,也由于大臣史丹等人的坚决反对,刘骜才算保住了太子之位。刘康于永光三年(前41)封王,汉成帝阳朔二年(前23)病逝,估计只活了二十岁出头;刘兴于建昭二年(前37)封王,成帝绥和元年(前8)病逝,大约活了三十来岁。皇子的优越条件与优厚待遇,却没能使汉元帝的这两个儿子长寿。不过,这两位王爷的儿子却都“幸运”地做了皇帝:刘康的儿子刘欣继汉成帝之后成为汉哀帝;刘兴的儿子刘衎继汉哀帝之后成了汉平帝,这是后话了。

再来说说汉元帝的这两个宠妃。公元前38年,汉元帝刘奭到虎园欣赏野兽搏斗,后宫的那些嫔妃们都陪坐于侧。正看得热闹的时候,突然一只黑熊逸出圈外,攀上栅栏,直扑人们坐着观看的殿阶之上。傅昭仪与众嫔妃尖叫一声,惊慌逃避,唯独冯昭仪挺身而上,毫不畏惧地挡在黑熊面前——当然,有惊无险,负责保护皇帝安全的武士们迅速地赶过来,三下五除二,很快就杀了黑熊。惊魂稍定后,刘奭问她:“大家都惊慌而逃,你为什么敢于上前阻挡?”冯昭仪答道:“猛兽抓住一个人后,就会停止攻击其他人,我担心黑熊直扑陛下的御座,情愿以身承当。”刘奭赞叹不已,对冯昭仪也倍加敬重。而同为昭仪,傅昭仪羞愧之余,也暗暗地恨上了冯昭仪。

汉元帝死后,傅、冯二昭仪都去了儿子的封国,傅昭仪成了定陶王太后,冯昭仪成了中山王太后。汉成帝死后,傅昭仪的孙子刘欣成了汉哀帝,傅昭仪更一跃而成为大汉王朝的太皇太后了。而中山冯太后呢,她的儿子刘兴死后被谥为中山孝王;刘兴有一个儿子,当时还不满周岁,嗣位为王,当时称为“中山小王”。可惜这个小王爷患有“眚病”,大概相当于“先天性心脏窄狭症”吧,古时候又叫“肝厥”,发作时嘴唇、手足、十指皆青。冯太后亲自抚育这个幼孙,除了求医用药外,还不断地求神问卜、祭祀祷告。汉哀帝即位后,倒也很关心这个堂弟,特派一个中郎谒者——宫廷的礼宾官张由,陪同御医前往中山国,替中山小王看病。不料这个张由患有癫狂病,到了中山国后突然发作,一霎时怒不可遏,任谁也劝阻不住,自个儿返回了长安。朝廷质问他擅自离开中山国的原因,张由恐惧异常,诬告说:“中山太后诅咒皇上与傅太后,我这才急急赶回来奏报。”这一诬陷正合傅太后之意:多年前的积怨,这下子可有了报复的机会了!立即派御史丁玄前往中山国调查。丁玄将中山国的官吏以及冯家的兄弟们一百多人分别关进洛阳、魏郡、钜鹿等地的监狱中,一直查了数十天,也没有查到任何真凭实据。傅太后见丁玄不管用,又派亲信宦官、中谒者令史立取代丁玄,会同丞相府的一个长史,共同继续调查。史立受傅太后指使,希望因此案而立大功、封侯爵,因此特别卖力。冯太后的妹妹冯习、守寡的弟媳君之等都受到严刑审讯,因牵连此案而死于酷刑之下的及被迫自杀的数十人。终于有个叫徐遂成的医生受刑不过,诬陷道:“冯习与君之曾经对我说:当年医生修氏治好了汉武帝的病,不过只得到些钱财赏赐;你治好了当今皇上的病,自然也不能封侯。倒不如杀掉皇上,一旦中山小王做了皇帝,你还愁不能封侯吗?”这就是十恶不赦的谋反、谋大逆之罪了!史立大喜,又拿着徐遂成的供词去责问冯太后。冯太后自然不承认。史立讥讽道:“当年黑熊上殿时你是多么的英勇,而今天为什么又如此怯懦?连证据确凿的罪行也不敢承认呢?”审判既在中山国中,贵为中山太后的冯氏估计尚有一定的自由,她回到自己的住处后对身边的人说:“黑熊上殿的事情已经隔了元帝、成帝两世,宫廷秘闻,史立这么一个小吏怎么能够知道?这不是明摆着皇宫中有人陷害我、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吗?我不死,她怎么肯罢休?”说完,就服毒自杀了。她的妹妹冯习与丈夫、儿子,弟媳妇君之,还有小弟弟宜乡侯冯参等亲属,有的自杀了,有的被砍头,一共死了17人。冯参的女儿冯弁是中山孝王刘兴的王后,也被废为庶人。“揭发”有功的张由则赐爵关内侯,办案有功的史立也被提升为中太仆。这是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的事,距“黑熊事件”已经三十二年了。

冯太后等人的冤死,深受人们同情,司隶孙宝请求皇上重新调查此案。傅太后勃然大怒道:“皇帝设置了司隶一职,就是为了监察我吗?姓冯的贱人谋反一案已是铁证如山,你孙宝却吹毛求疵,故意宣扬我的所谓恶行!好吧,既然姓冯的是冤枉的,那就是我诬陷了好人,你赶快来治我的反坐罪吧!”汉哀帝怎么敢治嫡亲奶奶的罪?为了安慰奶奶,又将孙宝打入天牢。尚书仆射唐林不服,上书抗争,又被哀帝以“朋党比周”的罪名远远地发配到敦煌。直到大臣傅喜、龚胜一起上书“固争”,汉哀帝才请示了傅太后,释放了孙宝,并让他官复原职。傅太后病死于元寿元年(前2),第二年汉哀帝也病死了。直到这时,冯太后的案子才被翻了过来。因为此案而受封赏的张由与史立,由于是在新皇帝即位大赦天下之后,才算没有受到严厉处置,只被免为庶人,远远地发配到广东合浦去充军。

汉元帝大概没有想到,他没做皇帝的两个儿子,竟然都只活了二三十岁;也没想到,受他宠爱而又“善良”的傅昭仪竟然心狠手毒,包藏祸心,害死了冯昭仪;更没有想到,受他宠爱而又敬重的冯昭仪,结局竟然如此之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