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道德经》的成书时代尽管分歧很大，学界仍然有一个共识，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道德经》是老子一人所作，没有他人介入《道德经》的写作。史学界对于《道德经》的成书时代存在三种观点：大多数的主流学者认为老子与孔子是同时代人，其根据是“孔子问礼于老子”（据《史记》）。少数学者认为成书于战国，理由是老子李耳是战国晚期魏国人（也是据《史记》）。还有人认为《道德经》的文采及论述问题的深度、广度等都要比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高出许多，因此认为它不可能是春秋战国早期之作，应成书于战国后期，否则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无法解释这种“历史倒挂”现象。陈光柱先生则认为《道德经》成书于西周宣王的晚期。由此可见，史学界都认为《道德经》应成书于周宣王至秦统一以前的约500年间。由于上述三种观点引用的证据都不充分、缺乏说服力。如成书于春秋或成书于战国两派的史料证据都来自同一本书《史记》，这就表明《史记》对于老子出生时代的记载不足为证（论证见后），陈光柱先生认为《道德经》成书于西周（在他所著的《归钰》中）的论证也不够充分，因此，上述三种观点都需要有新的证据来做补充证明。作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巨著，它应该是应社会需要而生，是时代的产物，而非凭空想象之作，《道德经》的成书应与时代背景、社会需要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因此，从西周、春秋、战国社会背景的对比中或许能找到《道德经》成书时代的重要线索或证据。
一、西周社会概况
据史学家翦伯赞、范文澜等的研究成果，周人古公亶父及其部族因受西部游牧部落戎狄的压迫、骚扰，而率周人弃豳（今陕西栒邑）迁居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殷商武乙三年，周氏部族得到了殷商王朝的认可“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殷商末期，由于统治者的严重腐败，社会上层“得风”盛行，使得当时的主要劳动者、广大的奴隶因不堪残酷的剥削与压迫，而引起奴隶们的反抗与逃亡，严重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影响社会稳定。古公亶父以殷商王朝为鉴，在其管辖的周原地区从“上”与“下”两方面进行了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从“上”提出“裕民政策”，撰写“德”论以约束周氏王族子孙（统治者），开始营城郭，建室屋，设官司，其中最重要的是“以邑别居之”，即把本部落的人包括奴隶分别组织在很多邑的社会组织中。在“下”（奴隶）的方面实行“彻田为粮”“耕者九一”或用“九一而受”的办法，使无人身自由的奴隶变为在固定土地上耕种、有妻儿、有小型农业生产工具的农奴，由八户农奴共同耕种一份公田，使劳动地租制度化。因此，获得了农奴的拥护，极大地提高了农奴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并扩大了周在当时各小国的影响，经过其子季历、其孙周文王三代人的经营，周人的影响与势力日益扩大。文王死，武王继位伐纣，当时商王朝军队虽多，可是它的士兵（奴隶与贫穷的自由民）不把反叛的周军当敌人，反而把周人看作自己的救星，在战场上起义，倒转戈矛攻纣。商王朝终于帝辛（纣王）五十二年的“十有二月”，武王伐纣取得全面的胜利。
武王灭商后，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大封诸侯，其中多为姬姓子孙，少数为伐纣的功臣、周人的亲戚、小国的首领（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后裔）。《荀子·儒效篇》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封纣子武庚于商都，利用他统治殷商遗民。同时把商王畿分为三个封区，分别由管叔、蔡叔、霍叔统治，以监视武庚，即三监。周王朝建立两年后武王病故，其子成王诵年幼（史学界有不同看法），管理不了这个刚建立的国家，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代成王处理国事。这却引起了管叔、蔡叔不满，说周公不利成王。武庚利用周朝内部的矛盾，与管、蔡勾结，发动东部诸部落，举行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周历时三年平定了武庚叛乱。
西周实行的是土地领主所有制。周天子是全国人民和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周天子把王畿之内的土地作为自己直辖的领地，由司徒来管理。王畿之内的山林川泽由虞人、麓人、川衡等官吏管理。除此以外的土地则由天子封赐给他的大臣作为采邑。王畿之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是封国内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民的最高所有者。《左传·昭公七年》说：“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诸侯与卿大夫有权把自己的一部分封地分赐自己的臣属，诸侯、卿大夫通常把自己的封国、封邑传给子孙。而天子与诸侯有权把封赐出去的土地收回或改赐他人。土地的层层分封所形成的土地所有的等级结构，形成了西周社会最大领主（周天子）与农奴两元主体结构。
自平定武庚之乱后，周王朝的统治得到了巩固，周朝的新政得以贯彻，出现40多年的成康太平盛世，在昭王、穆王、恭王时期西周王朝仍保有统一强大国家的态势，自懿王开始西周王朝走上衰败的道路，西部的游牧部落对周的攻势日益强化。从孝王到夷王周王朝每况愈下，“诸侯或不朝，相伐”或有来朝，夷王也不敢坐受朝拜。夷王死，厉王立。厉王既要加强对西北边疆的防御，又在东南开辟战场，两面作战使厉王政府国库空虚，入不敷出，为了增加王朝的收入而将山林川泽收为国有。厉王的专利引起了贵族的怨恨和小领主的不满，厉王为了压制舆论，使卫巫监谤“以告，则杀之”。召穆公规谏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但厉王不听，到公元前841年国人暴乱，围王宫，厉王逃亡至彘，朝政由诸侯共管，史称“共和”（实为代管——作者注），行政十四年，厉王死于彘，诸侯还政于厉王之子宣王静。宣王在位四十七年，“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史称中兴。在宣王统治的近半个世纪中，虽有建树，却由于不断的战争，使国家不堪重负，后期的一系列败仗，需不断地补充军队，激发了内部的矛盾。宣王之子幽王即位的第二年，关中发生大地震，“岐山崩，三川（泾、洛、渭）竭”。由于旱灾与地震同时降临，农奴长期在外争战，土地荒芜，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给人民带来严重的饥荒，西北游牧部落的侵袭日益严重，因王室内部王位继承的斗争，申侯与缯侯于公元前770年引犬戎入侵西周，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灭亡。
二、春秋战国的社会特征
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放弃镐京迁都洛邑至公元前476年，前后294年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共有140多个国（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其中重要的有齐、晋、楚、秦、鲁、宋、卫、陈、蔡、吴、越等国。
西周末年，关中因受战争与天灾的破坏而残破不堪，周王朝国力大衰，平王依仗晋、郑等诸侯的力量而东迁。东周起初占有今陕西东部到豫中一带的土地，后来被秦、虢等国割去，东周的领土仅局限于洛阳周围几百里内。周王朝对诸侯国的从属述职、纳贡关系随之逐渐废弛，东周王室因贫弱而不得不向诸侯去“求赙”“求金”“求车”。它已沦落为一个小国，不能再对诸侯发号施令了，反而在政治上、经济上依附于强大的诸侯国。西周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逐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取代，各强国挟天子令诸侯而争作霸主，为称霸而不断进行战争，这就是春秋时期的历史背景、政治大环境。
春秋早期田亩制度基本沿袭西周的井田制，到了春秋晚期，领主宗法制度，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与公族、领主的腐败，公田制逐渐被实物地租所取代，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产生扫清了道路。此时社会出现了一批富商。
《史记》将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6年）定为战国七雄历史的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之间255年为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经过294年的不断战争与兼并，春秋时的一百多国，到战国之初见于文献的只有十多国了。其中的大国有秦、魏、赵、韩、齐、楚、燕战国七雄，此外，还有越国。小国有周、宋、卫、中山、鲁、滕、邹等。
三、从西周到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与对比
（一）从西周到春秋战国的社会演变
为了印证从《道德经》中所获得的初步认识，下面从周王朝前后约千年左右的历史演变中，探寻老子《道德经》成书时代的蛛丝马迹。由上可见，在商、周之交我国发生了一次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殷商清一色的奴隶制被西周实行的农奴制所打破，奴隶的无偿劳动转变为实行劳务地租，它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西周新王朝自平定武庚之乱后，出现了数十年天下太平的成康盛世，随后西周王朝由盛而衰、衰后又经过短暂的宣王中兴，幽王继位不久被杀而结束了西周统一王朝的历史。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而进入诸侯兼并、“七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
（二）西周、春秋战国社会特征对比
作者试图从《道德经》所反映的时代、社会特征，与周王朝800年天下三个时期（西周、春秋、战国）的社会形态、社会主要矛盾的对比中，探索《道德经》的成书时代。
表2 西周与春秋战国社会特征对比表
-西 周春 秋战 国
天下形势 统一国家 140多诸侯国并立 尚存十多个诸侯国
社会状况 由盛而衰，宣王中兴后亡 社会长期动乱，争战不已
主要矛盾 君王（或诸侯）与农奴 诸侯国相互兼并 七雄争霸
社会结构 二元结构（君王与农奴）诸侯地主富商兴起，农奴分化，社会多元并立
生产方式 井田制，劳务地租 井田制逐渐被实物地租取代
四、《道德经》成书时代讨论
（一）春秋战国为多元社会，与《道德经》反映的二元社会不一致
《道德经》中所反映出来的是统一国家内“君王”与“民”的二元社会结构。进入春秋战国，周中央王朝衰落，各诸侯国崛起，周王朝无力“号令天下”，已经名存实亡，统一国家的权力转移、分散到了各诸侯手中，当时社会已是“群雄争霸”的乱世，社会已经多元化（见表2）。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内部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各诸侯国中的地主阶级、商人兴起，《道德经》中的两个主角（统一国家的周王与民）都已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春秋战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不是王与民的矛盾，而是诸侯争霸。强大的诸侯国都寄希望于用武力与谋略打败对手，取得霸主地位；弱小的诸侯国为防范被大国吞并，一方面到处游说联手抗敌，另一方面企图依附于某一大诸侯国，以维持其半独立的小帮凶地位。所以，在春秋战国最吃香的是“兵法”与“谋略”。在大诸侯国尚未征服其他诸侯国，建立统一国家之前，何谈“以德治国”？此外，《道德经》中所说的是“治大国，如烹小鲜”（第60章）而非治小国。由此可见，春秋战国不需要，也不可能孕育出《道德经》。《道德经》应该成书于西周。
（二）西周早期盛世没有《道德经》中批评的腐败现象
西周早期自平定武庚之乱后，进入平稳的发展时期，成王、康王遵循古公亶父、文王等先王的遗训“以德治国”，刚从奴隶转变为农奴的基层民众生产热情高涨，农业生产发展，国泰民安，出现了40多年的成康盛世。此时，既不存在《道德经》中所批评的许多腐败现象，也没有修订《德》论的社会需求，因此《道德经》不可能在西周早期成书。
（三）西周中后期没有《道德经》成书的环境
成康盛世之后，西周王朝开始走向衰败，一代不如一代，王室腐败，国力日衰，一直发展到周厉王继位执政后，爆发王畿国人造反，把厉王驱赶到国外。从昭王到夷王的这一时期由于君王自身的原因，他们早把老祖宗的遗训抛在脑后，谁也不想让老祖宗的“清规戒律”和对王者的严格要求来约束自己的放纵与胡为。因此他们都不可能有重修古公亶父《德》论的愿望与要求，若没有周王的授权，要修订周王朝传世的“以德治国”宝典——古公亶父的《德》论，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时期不具备《道德经》成书的客观条件。
（四）《道德经》只能成书于周宣王的晚期
当周厉王被驱逐出国时，其子宣王静才七岁，后厉王死于彘国。经过14年的“共和”，宣王按时继位后，反思其父强制推行改革的过失，从中吸取教训，遵循祖宗古公亶父遗训，在其父改革的基础上立志图强，使日益衰落的西周出现了“中兴”。因此，从西周的整个历史看，从昭王至幽王的诸王中，只有周宣王具有从衰落到初步复兴的亲身经历，只有他懂得老祖宗古公亶父的《德》论对周王朝兴衰的真正价值，也只有他（自己身正）才会有重新修订《德》论的愿望。我们可以设想，当宣王为复兴周王朝奋斗40多年，到了晚年体力日衰，静下心来为身后事做安排时他才意识到，为了周王朝的千秋大业，必须加强对王室子孙的教育，而萌生了传承古公亶父遗训的强烈愿望。他必须把周王朝300多年由弱小到强大、由盛而衰、衰后“中兴”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进行系统的总结，以补充到古公的《德》论中去。此外，老祖宗刻在甲板上的《德》论在经历了300多年的传读后，有的已被磨损，而需重新复制。修订《德》论和补充新的200多年来治国的经验与教训，如果没有周王的授命和特权，谁有这个胆子敢于尖锐地指出历代周王执政的过失，予以严肃批评，谁敢修订、补充周王朝的执政纲领——古公亶父的《德》论，这是不可想象的。而能担当修订《德》论如此重任者，他必须具备如下的条件：读过《德》论；其观点应与周宣王相同，并深受周宣王信任；在群臣中有很高的威望。
在当时（文字使用属王族特权）能担当此重任者只能是周宣王的同室宗亲或地位很高、读过《德》论并受宣玉信任的心腹重臣。
（五）几个间接的旁证
1.老子提出、定义了“道”
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大家广泛而普遍地通用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就是“道”。并且大家在应用“道”这一概念时毫无争议与分歧，从未出现过理解上的差异。那么，“道”这一关系中华民族宇宙观、思想认知方法的重大概念是中国的哪一位“大家”提出并详细描述、准确定义的呢？至今我国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学者很少有人关注这个问题，可是，它是个很有现实和理论意义的重要问题。它对理清中华传统文化长期处于有目无纲、诸目（儒释道并立而置其他诸家于不顾）并举的混乱状态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并且它与确定老子《道德经》的成书时代密切相关。查阅西周、春秋战国所有古代典籍可知，西周早、中期文献没有出现过“道”的概念，它“爆发”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从老子、管子、孔子、墨子、庄子到孙子、孟子、荀子……）的典籍中，彼时人人都在用“道”的概念。其中唯一对“道”作过专项论述、仔细解释、定义的却只有老子一人（参阅丙“什么是道”）。他在《道德经》中用“道”来提升古公“以德治国”符合“损有余以补不足”的天道，而其他诸子（出生时代、身世清楚无误）都只限于用“道”的概念建立自己的学派，却无一人对“道”的概念作过解释，也无人背离老子对道的“定义”。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事实，只有《道德经》这本书对“道”作了描述、解释和定义。因此，我们可以确定：第一次提出“道”这一概念的是老子，而不是其他人。那么，提出“道”这一概念的人在学术成就上要早于、高于用“道”概念的人，这是常识。因此，此人比春秋早期的管子还要早、学术成也更高（如果这样孔子自然也就见不到老子了），由管子再往前推就进入西周了。那么，《道德经》的成书时代应早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也就是说，老子《道德经》的成书时代不可能是春秋战国，而只能是西周。春秋战国的诸子能够读到《道德经》，还应该感谢周宣王“解放”了文字的使用。
2.老子《道德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总纲
当今我国国学界与自汉以后独尊儒术的局面略有不同，现在大家都主张以儒释道三家学说来代表中华传统文化，而中华传统文化还不只是儒释道三家，更是诸子百家。可是，诸子百家是否属同门师兄弟呢？还是无师门之缘的异性兄弟？中华传统文化的诸子百家是否有纲目之别？同门兄弟的老师又是谁呢？这些问题无人过问，没人想过。然而，大家都承认诸子百家之间的分歧，通常表现在研究的重点或研究对象的不同，若从全局或整体指导思想看，他们著书立说却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宇宙观、道德观和整体阴阳对待（辩证）思想是相同的，它们都来自于《道德经》。因此，老子《道德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总纲”，百家学说都是它的“目”，在时间顺序上“纲”要早于“目”。从学术传承上看，不管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是否拜过老子为师，他们应该都是老子的门徒，彼此之间应属于同门兄弟。那么，是谁搅乱了中华传统体系文化纲目和传承关系呢？
回顾历史，造成中华传统文化有目无纲或诸目并列的根源是中国史学界的大权威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前者将老子划归道家（老子是他自己，不是道家），后者记述了老子出生于春秋战国的七种传说。从此之后，由他们父子俩彻底地把中华传统体系文化的纲目关系搅乱了，以儒学（目）代表中华传统文化2000多年！由于儒学的重伦理、轻生产实践、不懂军事、缺失思想方法的传授，指导不了生产、发展不了自然科学，因而导致民国初年的“打倒孔家店”运动。今日的新儒家看来并未从历史和上世纪初的反孔运动中吸取应有的教训，仍然想以目（儒学）代纲（代表中华传统文化），“教书先生”仍然想以“仁和礼”来治国。可是，这在我国的历史上尚乏成功实例！
著名学者陈鼓应先生明确地指出：“我曾遍查先秦各书，将书中引用《老子》重要概念或文句逐一摘录下来，通过这一工作不难发现，先秦诸子的重要典籍几乎没有哪一家可以摆脱老子的影响。除了道家学说的著作之外，无论《论语》《墨子》《管子》《孟子》《孙子》，各家各派无不或多或少地受到《老子》的影响。”“《庄子》引用《老子》的概念及文句，多达120余处。”（摘自“从郭店简本看《老子》尚仁及守中思想”《道家文化研究》郭店楚简专号第17期）陈先生的深入研究成果强有力地说清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说与老子《道德经》思想的传承关系，同时也证明了《道德经》成书时代应早于春秋战国。
3.《道德经》中只讲了大国与小国的关系
在《道德经》的第61章老子只讲了大国应该怎样对待小国，而未说大囯之间怎么相处。
“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
所以，大国宜用谦虚居下的态度来对待小国，以取信于小国；小国以谦逊居下来对待大国，以博得大国的信任。所以，要么大国以下取得小国的信任，要么小国以下博得大国的信任。大国不要有兼并小国的想法，小国也不要有奉迎大国的想法。
“治大国，如烹小鲜。”直接地说明老子《道德经》讲的是怎样治理大国的问题。
由上反映出，在著《道德经》时只有唯一的大国（西周王朝），不似春秋战国的多元社会。
（六）关于“历史倒挂”问题
对于“历史倒挂”作者必须指出：前人水平高出后人不属于“历史倒挂”，而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有学者根据老子《道德经》不论从内容的广度、理论的深度都要高出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很多很多，而认为是“历史倒挂”，并以此为依据，论证老子《道德经》不可能是春秋战国早期成书，而做出只能是战国晚期成书的推论。作者同意老子《道德经》在各方面都高出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和他们的著作很多的事实，甚至可以说两者不在同一档次上。但是，却不同意由此得出《道德经》成书于战国晚期的结论。这种抓住一点不顾其余的研究方法，对科学研究、解惑有害无益，只会使问题复杂化。其推论的错误显而易见，历史上划时代伟人及他们的著作，不会因为后人学了前人的著作，就必然超过前人。几千年来中外无数的学者为了读懂《道德经》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却谁都不敢说自己真正读懂了《道德经》，既然自己还没有读懂，又怎么可能超过前人老子？所以说后人不及前人并非“历史倒挂”，而是一种常见现象，并以此作为推论的依据实在太轻率了，不宜在研究工作中提倡。
至于老子为什么在当时能写成五千言巨著？这既是历史的必然，也存在其独特的条件和机遇。老子的天赋、所受教育、个人经历、社会地位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一种机缘巧合。老子著《道德经》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学说或著作的最大区别是：老子是受王命修订古公亶父的《德》论而著《道德经》，属于国家任务，享受极其有利的条件，与春秋战国诸子的个人著书立说有着天壤之别，后者难以与其相比。因而扩大了他们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是春秋战国诸子共同承认的。
小结：从社会背景的分析中可以基本确定，《道德经》成书于西周宣王执政后期，而非春秋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