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源市有这样一句名言：“中国有个台湾，济源有个长泉。”长泉何以与台湾齐名？在济源人的心目中，长泉村尚属“白区”。虽然它只是隶属下冶乡的一个行政村，但是，这个村庄却凌架于乡政府之上，有些老天爷是老大，他就是老二的感觉。乡政府向基层推行的方针政策，到长泉村就卡壳，就有人敢顶牛，敢挺头。别说是一般性的中心工作，长泉人根本不尿那一套，就是国策国法，长泉村也不甩呼。
不久以前，乡里的一位副书记带人下到长泉，来抓计划生育工作，这些年，长泉村着实不象话，别说一户人家做到只生一个子女了，大多的农户都是接二连三地生育。可以说，这地方是另一个世界，国家的计生政策一到长泉，就失灵了，无效了。乡副书记带人到农户家检查计生问题，对怀上三胎和四胎的育龄妇女，当然对其要讲国策、讲优生优育的好处、讲大局意识。倘若中国人都像长泉这样任意生下去，人口还不膨胀起来，带来的一系列副面后果，怎么办？乡干部讲是讲，村里人并不听，他们根本就不打算计划生育，只是逢场应付一下，这些人这样做还算照道。当副书记一行又走到一家超生超育的农户时，屋门却紧闭不开，干部们知道，这家女人又怀孕了，她已经生过三个孩子了，怎么还要生？她的工作做不下，别人的事更难，有那怀二胎的三胎的，就当然地合法合理了。这地方就这样，相互攀比就是道理，前有车，后有辙嘛，他们不管国家的政策。可是，女人明明在屋里，为什么不开门，任凭干部们把门敲得咚咚咚地响。咋办？就这样地回去，也太软蛋了，连违背计生政策的人的面都没照，都照不住，以后她们才不把干部当回事哩，干部中有个小三十岁年纪轻点的人，性子有点火，遇到这场，就来气，有了气，敲门的力度就加大了，边喊道，咋回事，连门都不敢开了，要不是做了亏心事，能不开门。干部本是想激激屋里的女人，叫她开开门，大家到一块交流交流，说说话，把事情做了，也有个交待。总不能说，连人脸都没见，连句话都没说，就打退膛鼓吧。
那屋门终于开始打开了，大家松口气，想，这下总能当面鼓对面锣地说说国情，讲讲政策了。没有想到的是，当门一大开，里面跑出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嗷嗷大叫，又哭又喊，说干部欺侮人啦，日子没法过了，要寻短见哩！边说边往外冲。看着那跑动的裸体，干部们竟然没人敢上前阻挡，一个个吓得不是往后退，就是往一边撤，任那女人往河边方向奔去……据说，若不是有村里妇女拦住她，女人真敢跳进黄河……
干部们的计生工作没做下，反而落了一身腥臊，村里人没有说那女人不对的，都众口一词，骂干部不是个东西，逼得良家妇女脱光衣裳……还有那话说得更难听。副书记气得目瞪口呆了，遇上这场，真是有口也说不清了，明明是那女人撒泼耍野不讲道理，这长泉人怎么能把道理翻过来，倒拉一耙，斥责人家做工作的干部。唉，副书记带着人灰溜溜地撤了……
如今，这长泉村已从山上的下冶乡搬迁到了济源市郊，下山时，他们强烈要求要整建制地搬入移民新村，坚决不拆散，否则，坚决不干。用他们的话说，“我们是一窝老鼠不显臊”。其实是怕拆散了，村子变小了，人分散了，就失去人多势众的优势。下了山，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难免遭人欺侮。这是心里话，他们不说，说的是冠冕堂皇的话，要保留原班人马，原有的村名，原有的党支部和村委组织云云。要为这1000多号人，数百家长泉移民户划出这么大地块的宅基地并不容易，最后，寻来觅去，硬是在轵城镇与承留镇的交界处，方挤出一方较大的地块。可以说，长泉移民新村是地跨轵城、承留二镇，这也是济源市小浪底移民工程中惟一的一种模式。移民新村整治好了，长泉人下山了，安居了，所有的关系也随人从山上转到山下了。按照常规，该由安置乡镇将移民新村从移民乡镇手中接过来。这事，下冶乡已嗷嗷过多次了，他们早就想将这个长泉“抛”出去，也是鞭长莫及，长泉移民新村距下冶乡有三十公里的路程，而且村子连人带户口关系、党团组织关系、计生关系等等都迁到了轵城、承留二镇，这种格局，长泉移民新村当然应该由所在的乡镇领导和管理了。可是，人家轵城镇和承留镇却都不想接收这个移民新村。两家镇党委、镇政府一致表态，情愿把长泉占的地盘割让给对方，让长泉人连人带地一块走人，千万别叫他们领导这个村庄。一时间，长泉移民新村成了三不管的“特区”，长泉人却自豪地说，他们是市委、市政府的直管村。是啊，遇上这境况，市政府不管谁管，谁叫长泉村就在济源市境内呢？也是这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和富有个性的格局，使我这个副市长与长泉村有了零距离的接触。这里最为棘手的事还并非是事，而是人，是长泉村的班子之间、村民与班子之间的矛盾与纠葛。老百姓告村干部贪污腐败，下台班子企图推翻现任班子，东山再起，现任班子支书村长各拉旗号，争权夺利。对于移民村班子问题，市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则，原则上不动。只要维持得下去的，尽可能不动，以保持班子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再说，倘若换新人进班子，谁敢保证他就比老人好呢？
然而有一件事却强劲地冲击着所谓的稳定原则，这是因为拿掉长泉的七十多岁的村支书的呼声太强烈了……
这个支书自己都说不清干了多少届了，如今年愈古稀的他满脸褶皱，满口无牙，不，应该说满口只剩一颗牙了，一说话八面跑风，唾沫星子乱往外喷。做了那么多年村支书，如今还是没有坐够，没有做烦，只要没有上边要他下台的硬性指令，他一定要把支书的座椅坐穿、坐塌、坐透，一直坐到死，他不是公务员。在中国，村一级的领导其实不是官员，没有级别，所以也没有退休制度，更没有年龄杠杠。这样，下边想咋弄就咋弄了。
那是一件令人恼怒又不好饶恕的事故。老支书去移民办领了三十多万元的移民款，本该按照村子各移民户的发款情况，予以分发。可是，那一天，老支书却喊道，今天这款谁来了就发给谁，没来的人，就不发了。就这样，一下子将三十多万元发下去了，只有在场的少数人得了钱，得钱的人高兴地忘乎所以，众星捧月般地把老支书敬在“中央”，说他英明！喊他万岁！可是，老支书这一下却犯了众怒，毕竟没有得到移民款的是大多数人，当然，这些事都是发生在未实施一户一个存折的发款方法之前，也是由于这种破事的屡屡发生，方坚定了我决心改革原发放移民款模式的。一时间，成群结队的长泉人拥到市委市政府，要求处理违规的老支书，要求讨回他们的款。哪个移民户都想早一天得到自己的款项，只要把钱拿到手里，他们的心才放得下。
老支书终于被拿掉了。已发下的款被追回了，追回来的款又透明的重新发放下去。可以想得到，就纠正这件事，得费多少精力，惹多少人，浪费多少时间。其实，中国的许多徒劳无功的事，不，应该说是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的谬误，随时都在发生，发生了再去纠正。这算政绩吗？谬误本来就不该发生，现实却是这样地运转着。
还有件事，那事发生在大年腊月二十八了，移民干部还不能像别的干部一样忙活着去办年货，而是正在乱如麻的事务里忙活着。傍晚时分，市政府大门被堵得严严实实，不，这时间有人已突破大门的防线，进到政府大院了，有人正往后边的市长院“进击”，政府的值班人员，还有秘书长们和几个通信员，喊破噪子地与他们讲道理，堵住他们，不想让这么多人进入市长院。这时候，政府的市长们大都下班回家了，只有我，这个家在异地的人，正在办公室看一份有趣的材料。本应该安静下来的政府大院，一时间乱哄哄的，异常热闹。
协助我工作的秘书长来了，向我汇报，外边是移民闹事。一听移民二字，神经马上紧张起来，眼看要过年了，就怕出现突发事件，所以移民干部都分片包干，在各自的点上巡迥检查，要求干部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维持好济源市的安定环境，使大家过一个安稳快乐又轻松的大年……
“怎么回事，是哪个村的？这么晚了，他们来干什么？”
我问对方，他告诉我是长泉的移民，有七八十号人。一听长泉二字，头呼地一下炸了，怕是发生了不测的突发事件吧，不然，怎能在这时间云集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