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时间因素的引入
这依然不是问题的真正要害。自休谟以来，大致地说，货币分析范式（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基本上在围绕两组因素“兜圈子”。这两组因素分别是时间因素【103】和空间因素；前者牵扯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后者则事关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或者个体视角和整体视角）。有人或许会问，大凡人类的货币金融活动，谁还能够超脱于特定的时空界限？或者，除了时空视角，货币分析范式的建立还能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吗？不错，人们的货币金融活动的的确确离不开特定的时空条件，但是，应当明白，无论是时间因素还是空间因素，它们都属于外在的“规模变量”，不管有多么精细和系统，它们所能刻画的只是货币金融活动的表层面貌。【104】
时间因素的引入曾被理论史认定为货币经济学开始走出以萨伊定律和瓦尔拉斯均衡为代表的“古典困局”的标志，哈里斯（Harris,L.，1981，p.121）反复重申，“时间是货币存在的本质”，由此意味着，不能抛开时间因素重新构建货币经济学框架。但令不少人迷惑不解的是，引入时间因素之后，货币经济学的发展状况并未发生预料之中的“革命性”改观。如今看来，个中原因其实并不复杂，除了上述时间因素本身的局限之外，引入时间因素之后的货币理论依然受到完全市场信条的严重牵扯。从理论上讲，完全市场信条自动包含着“瞬间”达成市场均衡的设定。市场均衡能够在“瞬间”达成，就意味着时间不重要，或者说时间因素可以排除在理论分析的视野之外。
6.2 “休谟间歇”及其扩展
休谟首先意识到了理论上的瞬间货币均衡与现实货币经验之间的差距，他发现，现实货币经验的常态是（瞬间）不均衡。具体而言，货币数量的任何一次外生变动都不会导致价格的瞬间调整，而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传导过程，才能在新的货币数量和商品价格之间达成新的均衡。为了给这种足以颠覆完全市场信条的新的货币经验寻求合理的理论解释，休谟开始着手在货币分析的时间形式上做文章。结果，货币分析被分解为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相应地，货币均衡被区分为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在休谟的货币视野中，从货币数量变动到普遍价格改变之间存在一个“间歇”或“中间状态”，货币的短期（不）均衡和长期（新的）均衡便位于这个所谓“休谟间歇”的两端。在短期，货币数量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变动不居；但若假以时日，在长期，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会恢复原状。【105】无疑地，在休谟那里，时间成了舒缓货币均衡短期紧张状态的一贴“药膏”，而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与此伴随的长期均衡解最终成为主流经济学家坚守完全市场信条的一个迫不得已的理论“避难所”。
随后，上述休谟传统被费雪和威克塞尔完全继承，只不过在费雪和威克塞尔那里，休谟的“中间状态”分别变成了“过渡时期”和“累积过程”（cumulative process）。无论如何，引入时间（或者过程）因素只是摆脱“古典困局”的第一步，随后更为重要的步骤是要将权利因素嵌入“时间”逻辑，若否，时间只是一段空洞无物的过程“刻度”。正如后文将要专门讨论的那样，威克塞尔曾经开创性地引入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因素，并试图据此构建“双利率”调节机制以解释货币均衡的实现机理。但是，由于他在古典两分法（dichotomy）和完全市场信条面前选择让步，因此只是基于“累积过程”将利率因素嵌入休谟预设的时间链条，而最终令人遗憾地与一次货币经济学的范式革命失之交臂。
6.3 萨伊定律的长期性质及其致命缺陷
话又说回来，经济学家在引入时间因素的同时也试图甄别萨伊定律的时间性质，也就是判定这一定律是针对长期还是短期，抑或是追求长期有效还是短期有效。我们已知，萨伊定律的通常含义是物品的需求严格等于物品的供给，或者说，生产出来的东西会被全部买走，因此市场总是处在均衡状态。当然，这种均衡状态的达成与维持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萨伊定律并没有给出答案。但有一条是明确的，那就是人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刻意持有货币，不过，这种持有货币的选择到底是指短期还是长期，萨伊定律也未挑明。【106】
不用说，虽然萨伊定律自始至终试图摆脱货币，但其要害其实就是货币。原因很简单，只要承认无法摆脱货币，就会立刻陷入市场均衡的所谓“古典困境”。正因如此，当面临时间因素（维度）的挑战时，古典均衡的捍卫者就毫不犹豫地试图通过细分时间来修补破绽和化解危机。就在1819年萨伊承认“普遍过剩的可能性”之后不久，李嘉图便明确区分了“短期”普遍过剩的可能性与“长期”普遍过剩的不可能性；此后，麦克库洛赫、穆勒以及马歇尔等都倾向于确认萨伊定律的长期（有效）性或者短期无效性（参见Harris,L.，1981，pp.124~129）。经过以上理论“让步”和妥协，萨伊定律被打上了一块厚厚的“补丁”，虽然理论框架不再完美，但毕竟保持了部分有效性。
可是，让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始料未及的是，人们持有货币未必一定去商品市场购买消费品，他们还面临着其他选择，比如去金融市场购买金融产品（资产）。起初经济学家设想，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货币总归要换成商品，因此，从长期看，市场均衡总能维持。可是，在货币持有者倾向于购买金融产品的场合，则会有一部分商品永久性地没有货币去对应。这就意味着，即便是在长期，市场均衡也难以为继。正是在此刻，经过时间修补的萨伊定律遭遇到最为致命的一击，而作为萨伊定律崩溃的“涌现物”，凯恩斯理论则横空出世。相对于交易方程式和剑桥方程式，凯恩斯在其货币需求函数中新增了一个机会变量（利率）以及决定于这个机会变量的崭新货币需求（投机需求）。
6.4 凯恩斯“短期”
不少人未能参透新添了投机需求的凯恩斯货币需求函数的“革命”意义或者理论深意，其实这个新的货币需求函数从一开始就直奔萨伊定律的市场均衡“命门”。萨伊定律及其修补者坚信，货币不会游离于商品市场之外；人们持有货币，时间或长或短，都无一例外地是在等待购买商品的合适时机；不打算购买商品而持有货币无论如何是难以想象的。殊不知，凯恩斯在商品市场之外为货币开辟了一块新的用武之地（金融市场）。在金融市场存在的场合，人们发现，手中持有的货币在可用来换取满足日常消费需求的普通商品之外，还可购买能够在未来给自己带来更大货币回报的金融产品。在货币持有者面对普通商品和金融产品犹豫不决的那一刹那，萨伊定律的长堤便开始溃决。
在借助投机需求以及金融产品击碎了古典框架的长期均衡幻觉之后，凯恩斯原本可以就势摆脱时间因素的纠缠。可是未曾料想，他一转身却毫不犹豫地将时间“桎梏”重新套上自己的理论“脖颈”。在某种意义上看，凯恩斯掀起的这场所谓的“经济学革命”只是将原来的“长期”转向了“短期”。哈里斯（Harris,L.，1981，p.128）曾经给出了一个关键性提示，他认为，“凯恩斯对马歇尔的抱怨实际上并不是马歇尔相信萨伊同一性（马歇尔并不相信萨伊同一性是一种短期的看法），而是马歇尔将注意力集中在长期上并使短期过剩的意义最小化这一事实”。
凯恩斯之所以不在意马歇尔对萨伊定律的看法，那是因为他认定萨伊定律的整体逻辑已然被自己抛出的“投机需求”击得粉碎；凯恩斯之所以在意马歇尔对时间维度的看法，则是由于其“革命性”理论框架就落脚在被马歇尔作了“最小化”处理的短期“支点”之上。一旦这个短期支点被削弱乃至抽走，则凯恩斯苦心经营的理论堡垒就会不攻自破。难怪有人作如是评论，“虽然凯恩斯对持有货币的投机动机的分析是一个真正的贡献，但它的引入并没有推翻新古典理论的结论”（Ekelund,Jr.R.＆Hebert,R.F.，1997，p.406）。事实上，在长期透镜下，不少凯恩斯理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为新古典理论。【107】正因如此，凯恩斯革命从一开始就给此后货币主义基于“长期视角”而发起的“反革命”（以及由此重返古典境界）提供了空间和机会。在理论史上，人们不时怀疑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难以割舍的血缘关系。其实，仅从时间维度看，它们只不过是拴在时间之轴两端、不时拼死角力的一对儿理论“蚂蚱”。
6.5 “空间裂痕”及其理论综合逻辑
由空间维度看到的境况也好不了多少。我们已知，主流经济学家曾经分别选择个体与总体（集体）两个角度观察与分析经济活动和市场运行，并据此将经济学框架人为“割裂”为微观与宏观两个部分，由此有意无意间给主流经济理论史留下了一道绵延至今的巨大“空间裂痕”。长期以来，为了跨越这道“空间裂痕”，几代主流经济学家付出了极其艰辛的学术努力。不过，若征之于相关理论文献，虽然不少经济学家声称在弥合宏微观裂痕方面有所斩获，甚至一些流派（如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自诩寻找到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但从总体上看，经济学家试图弥合上述“空间裂痕”的绝大部分努力都收效甚微，甚至无功而返。究其原因，这些文献的理论逻辑有一个惊人的相似点，那就是始终未能摆脱前述“斯密定理”的禁锢。“斯密定理”的真谛可以理解为，经济个体能够自动加总为经济总体，潜台词是无须像政府以及制度设计这样的外在因素介入其中。何以自动加总？前提条件其实极其严格，严格到什么程度？严格到需要一个“完全市场”的程度。因为只有市场是完全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才能“无所不能”。在这里，令人无比惊诧的一幕出现了：由空间维度出发弥合经济学裂痕的努力竟然与此前业已讨论过的基于时间维度的相关努力站在了同一个假设前提之上。相比之下，时间维度比空间维度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因为前者毕竟可以将短期难题拖延到长期过程。
至此，不少人一定会恍然大悟：就主流经济学家而言，不论他们属于何种学派，不管他们所持理论观点的分歧有多大，其实都立足于同一个既定前提之上，那就是捍卫“完全市场”。仅从这种意义上讲，主流经济学的所谓裂痕就不是真正的裂痕，或者说裂痕没有想象的那样巨大，而主流经济学家所谓弥合裂痕的绝大部分理论努力就难免带有装腔作势、逢场作戏甚至哗众取宠的意味了。由此也预示着，由空间维度弥合裂痕的努力必将与时间维度的既有努力“殊途同归”。要真正弥合经济学围绕“理性悖论”而形成的深层裂痕，经济学家必须另辟蹊径。只要导因于“理性悖论”的深层裂痕（或者“内伤”）得到平复，则被主流经济学家们反复擦抹的“宏微观”（表层）裂痕（或者“皮外伤”）就会不治自愈。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始终无法摆脱这样一个理论困境，即：若任由个体（或者市场）自行其是，往往会导出总体（集体）非理性的结果；如从一开始就着眼于总体（政府参与及其制度设计），则又很难兼容每一个个体的微观诉求，从而偏离既定的市场逻辑。为了守住个体与总体“两端”的理论阵地，既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几乎耗尽了全部精力，以至于对个体与总体之间的“中间地带”，它们一直无暇顾及。后来，面对现实经济运行过程的实际挑战，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开始留意这个“中间地带”，但摆在他们面前的理论选项或者切入点却已十分有限。
对于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而言，他们的理论选择无非是：要么对既有的“两端”理论进行综合，如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著名的“新古典综合”，直观地看，就是试图将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组合在一起；而新剑桥学派（或凯恩斯左派）则打算将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结合起来。要么将原有的局部均衡视角扩展为一般均衡视角，企图由局部（微观或者个体）切入来导出一般（宏观或者整体）框架。比如希克斯（Hicks,J.R.，1939，pp.270~290）就曾选择从企业的投资行为这一微观角度入手，分析货币需求、价格变动以及经济波动等宏观表现，他认为，企业的投资体现为进货量，如果进货量大于产出量，就会产生资本积累。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企业会减少进货量，受此影响，企业原先购买的商品的销售量就会减少，价格也会随之下降。与此同时，在企业进行资本积累的阶段，其信贷需求的微观增加会引致货币需求扩大、利率上升以及企业进货量减少，最终导致商品价格下降的宏观结果。就这样，希克斯通过资本积累分析在微观经济（金融）与宏观经济（金融）之间建立起了逻辑联系，并据此确立其商业周期理论。另如帕廷金试图从个人（微观）的“实际（货币）余额”的变动出发考察整个社会（宏观）的消费、储蓄、投资以及价格问题。其分析逻辑为：如果价格下降（上升），微观地看，个人部门的“实际余额”增加（减少），其消费或储蓄相应增加（减少）；宏观地看，价格下降（上升）会引起消费支出的增加（减少）和投资的增加（减少），进而导致价格回升（下降），经济重新恢复均衡状态。结果，帕廷金借助个人部门的“实际（货币）余额”这一微观变量不仅沟通了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和现代的宏观经济学，而且，正如帕廷金本人所自诩的那样，还将长期看似水火不容的货币数量论与凯恩斯理论成功地结合在了一起。
自然地，希克斯和帕廷金的努力曾经博得理论史的不少赞誉，但也由此遮掩了其理论努力的一些逻辑缺陷。不难辨认，希克斯和帕廷金在宏微观弥合机制的选择上都无一例外地遵从了存货理论逻辑的导引。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它们都需要一定规模的存货以备不时之需，但存货的持有是要支付（机会）成本的，因此就有一个持有多少存货才算适量的问题。由此进一步牵涉到实际存货水平与最优存货水平的比较，企业和个人之所以做出增减存货的选择，是因为存货的实际水平偏离了最优水平。进一步的问题是，最优存货水平如何确定？企业和个人在做出某种微观选择后，如何达成预想的宏观结果？不用强调，以上问题牵扯到一个相当苛刻的既定前提，那就是我们前文多次提及的“完全市场”。说白了，最优存货水平不是“人间凡物”，它得靠“上帝之手”来确定。什么是“上帝之手”？斯密早有交代，这便是那只具有“完全市场”功能的“看不见的手”。更为重要的是，即便是能够求来“上帝之手”并在其引导之下达成一般（总体）均衡，那也只是一种数量均衡，而不是制度均衡。我们已经多次强调，数量均衡是表层均衡，而制度均衡则是深层（行为）均衡，它牵扯到经济金融运行内部的权利结构和利益博弈。在多数情况下，达成数量均衡并非意味着实现最终的经济均衡，而真正的经济均衡往往表现为数量非均衡（或者博弈均衡）。
6.6 同质性假设与“伪加总”
在本书导论中，我们已经讨论过在科学领域曾经长期存在的所谓“哥白尼评判”。其要义是，如果先将一个经济金融的有机整体切割成若干无机的经济金融个体，然后再将其加总在一起，便无法还原为起初的有机整体，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形成一系列经济金融“怪物”。因此，将个体加总为总体，经济学家首先需要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哲学诘问：经济金融个体从何而来？即便能够人为细分出“个体”，你如何保证这个“个体”的存活或者有机性质？正如我们在前文的讨论中反复提醒的那样，新古典经济（金融）学以市场个体的存在作为既定出发点，并据此演绎和搭建了一个自以为严密整肃的理论框架。殊不知，现实（或者有机）的经济金融世界并不存在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些孤立“个体”，如果非要人为获取这些“个体”，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即肢解活生生的经济金融“整体”，在此基础上，重构“个体加总为整体”这个曾经蒙蔽了理论史太长时间的空间逻辑。
由此方可理解，中国哲学传统之所以一直坚持整体主义前提，其真义是为了保持社会经济体系的自然（有机）性质；进而领悟，为什么人们将制度经济学视为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其基本原因是制度经济学将保持了有机本色（未被人为肢解）的现实经济存在作为研究对象。相较于中国哲学传统，在西方哲学思想史中，像法国思想家雅卡尔（Jacquard,A.）那样围绕“整体”和“个体”的边界进行过“思想试验”（Jacquard,A.，1986）的学者寥若晨星。直到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试图将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作为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新古典努力的全面受挫，西方学者开始寻求重新认识经济学宏微观关系的哲学基础。在此过程中，人们发现了新的哲学基础赖以奠基的一个重要立足点，那就是前文已述的经济金融运行中的“涌现”特征。
回过头来看，主流经济金融理论不可能导出或者接纳“涌现解”，其根本原因是这种理论从一开始就执拗地坚守经济金融个体之间的“同质性假设”。这里，我们可以将前面主流理论对经济金融“个体”的假设进一步细化为，出于加总的便利，该理论将原本相互依存于一个经济社会“整体”结构中具有异质性的“个体”人为地切割成一个个完全同质的“个体”。一旦个体被假设为具有同质性，就等于剔除了随后的加总过程，因为起点就是终点，将同质性的个体加总到一起仍然相当于起初的“那个”个体。简言之，将同质的个体进行加总毫无意义。由此不难看出，主流框架中的加总其实是“伪加总”，或者说，此种加总本身仅是存在于主流经济学家脑际的加总幻觉。【108】
在主流经济学家的想象中，通过对同质性（微观）个体的加总必将十分轻松地得到某种（宏观）总体结果，从此，宏观不再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只要总体源自个体，不管这些个体是同质的还是异质的，经济学的宏观框架也就有了微观基础。但殊不知，同质的微观个体假设无法为经济学的宏大框架构筑其所需要的微观基础。将同质性的个体进行加总就如同往一个干瘪的小气球里使劲吹气，眼看着气球迅速涨大，主流经济学家们自然欣喜若狂：这个大气球（宏观）来自那个小气球（微观），小气球为大气球提供了微观基础。可是他们未曾料想，一旦遭遇现实经济金融因素的触碰挤压，这个大气球便极有可能在瞬间原形毕露（爆裂）：那个风光无限的“宏观”不见了，只剩下一副可怜瘪三的“微观”。有人可能会说，同质性假设太不现实，这是客气话；不客气地说，同质性假设暴露出主流理论回避现实抑或蔑视现实的轻薄态度。若换一个角度看，个体同质性其实是完全市场的另外一种表达。如果承认了个体的异质性，信息问题就会凸显；信息问题一旦凸显，则建立在信息成本为零前提下的完全市场假设也就不攻自破。
6.7 异质性、理性与市场均衡
相比之下，“涌现解”存在的前提是经济金融个体之间先天具有的异质性，只有异质性的微观个体才能组合成一个充满活力和动能的宏观整体。或者说，只有异质性的个体行为才能为宏观整体提供微观基础。根据霍奇逊（Hodgson,G.M.，2004，p.402）的述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经济学家逐渐发现，经济的宏观秩序源于个体之间的异质性，抑或说，微观多样性是宏观秩序的根本所在。仅从这种意义上讲，经济金融的整体结构应当是特定制度条件下的自然组合解而非人为加总解。由此角度看，主流理论或者坚持完全市场理念的新古典理论反倒更离不开人为因素或者政府因素，因为同质的微观经济世界从一开始就背离了经济结构的自然状态，它一定更需要某种人为力量的强力参与。
至此人们应当恍然大悟，口口声声让政府因素等外在（人为）力量远离市场交易过程的一尘不染、温文尔雅的主流理论，却暗藏着随时准备将一个个市场个体先期修理得整齐划一随后又强迫其加总到一起的“刀枪剑戟”。不难看出，排斥政府因素及其制度设计而形成的“完全市场”要比制度分析范式中的“有限政府”更可怕也更有害。假设市场中先期存在一个强势的利益集团，若让其在“完全市场”和“有限政府”之间进行选择，它无疑会选择前者，因为欺凌不设防的完全市场要比俘获有约束（保护）的有限政府来得容易。由此看来，主流经济金融理论原来只是披着完全市场华丽外衣企图称霸理论市场进而为某种特定利益诉求涂抹迷彩的一匹学术“独狼”。【109】
重要的是，没有异质性假设便无真正意义上的经济金融交易，无交易就无法定义加总，从而也就无所谓为宏观经济分析寻找微观基础。只有在存在异质性假设的场合，每一个个体才会拥有自己独特的效用函数和利益追求，才会有自己独特的经济金融偏好和行为。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经济金融个体之间才会有利益冲突和利益博弈，才会有利益妥协和利益组合，自然地，也才能达成最后的利益均衡和制度均衡；经此过程形成的制度均衡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宏观均衡，而这种制度均衡应当包含着无数个“涌现解”。直观地看，涌现解就是微观个体“互动解”。基于博弈论的个体互动模型，科尔曼（Kirman,A.P.，1999，p.37）发现并证明，“考察代理人之间直接互动的模型，能够为人们展示大量的由微观个体互动引起的宏观经济现象，而不再是个体行动的简单放大”。在理论上，微观个体之间的互动需要“理性”，可单独的或者“同质性”的个体并不产生理性，而斯密（Smith,V.，1991，pp.881~894）的经济学“实验”表明，“只有在与其他主体不断进行社会互动时，理性才会彰显出来”。【110】
容易被人忽视的是，单个个体（相当于同质性个体的加总）不能产生理性这一命题对于新古典框架而言或许是致命的。原因很简单，新古典框架以市场主体的理性为基本前提，正是理性的市场主体对收益最大化的不懈追求才最终形成市场均衡解。现在看来，新古典框架从一开始就存在某种“理性幻觉”，既然如此，无理性则无所谓均衡，市场均衡对于该框架而言就如同梦呓。可悲的是，“无理性均衡”这一显而易见的逻辑谎言竟然蒙骗经济金融理论史如此之久！进一步地，凡是真正可持续的交易（发生在异质性个体之间）都会有交易剩余，而前述“涌现解”归根结底需要由异质性个体对交易剩余的追求来定义。主流经济金融理论显然是排斥交易剩余的，无交易剩余，经济金融个体便无交易激励，也就无交易行为，因此，主流理论不存在弥合宏微观裂痕的起码逻辑条件。
6.8 重建经济金融运行的“权利基础”
无论如何，规模变量已经纠缠现代经济学太长时间，几代经济学家为此耗尽了灵感和智慧，新一代经济学家正在有意无意间继续为此付出代价。它既导致经济金融分析的时间矛盾，又造成经济学家群体的空间分裂，更为严重的是，它几乎让现代经济学蜕变成了只能构建复杂数理模型和进行无聊计量检验的“思想空壳”。现在该是摆脱这种纠缠的时刻了，摆脱纠缠的唯一选择是为货币金融分析框架找回那些迷失已久的“结构变量”。只有借助这些结构变量，我们方可将理论视线从那些被经济学家们涂抹的色彩斑斓的表层面貌移开，进而窥探货币金融运行的“内部结构”。当然，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引入结构变量也同时意味着理念转向。此前，人们习惯于一碰到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其中的逻辑与结构，便要急着不分青红皂白地打造数理方程并进行“计算”；面对结构变量，理念则要为之一变：在搞清楚逻辑和结构之前，千万不要急于刻画和计算。
一般地说，货币金融运行内部结构的核心是制度结构，制度结构的核心是权利结构，而权利结构的核心又是市场主体（如政府与私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在理论史上，人们除了极少留意货币以及许多金融现象（如银行体系）本身就是经济金融交易的“涌现解”之外，还严重忽视了货币现象的另外一层更为重要的含义，那就是货币不仅仅是价值尺度和交易中介，它还是一种金融权利，不论是货币需求还是货币供给，都无一例外地体现着人们对于金融资源配置权利的某种诉求。显然，擅长于处理规模变量的货币分析框架对于货币金融运行内部的“权利结构”无能为力，因此需要建立全新的分析范式。不用说，弥合经济金融分析宏微观裂痕（规模裂痕）的唯一出路是重建经济金融运行的“权利基础”。从这种意义上讲，着眼于货币金融运行结构变量或者“权利结构”的货币金融分析新框架的建立无疑是掀起了一场经济金融学的“范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