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无机货币命题”
令人不解的是，在主流金融学领域，围绕上述“理性悖论”的讨论长期未见起色。由于破解这一悖论离不开着眼于政治、历史以及文化等综合角度对货币金融问题的全面考察，因此，对“理性悖论”的长期漠视也就意味着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裹足不前。既然如此，货币金融领域的既有大部分研究只是主流经济学华丽框架的外部“修饰物”而已。难怪有人如此断言，“在以英文写成的文献中，几乎没有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系统分析货币金融的理论研究”（Itoh,M.＆Lapavitsas,C.，1999，前言，p.6）。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有意回避政府因素进而绕过“理性悖论”是为了保持其市场分析范式简洁性或者“纯洁性”的考虑，自有其合理性或者难言之隐【98】，那么，面对上述“理性悖论”，货币金融理论家们选择“退避三舍”或者视而不见，就着实令人难以理解。原因很简单，如前所述，货币金融因素既是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外部性”最强的部位，也是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角力”的关键环节。如果回避了“理性悖论”，就等于舍弃了货币金融理论的灵魂，货币金融理论框架将最终沦落为一副了无生机的技术空壳。
美国经济学家费雪试图破解货币奥秘以弥合宏微观金融学之间的“缺环”，可遗憾的是，由于他从一开始就忽视了个人行为和微观经济学理论，只关注“货币和信用在经济中增长有多快，并不留意哪些个人与机构获得货币”（Skousen,M.，2001，pp.280~282），从而排除了制度因素的作用，因此未能实现弥合金融学宏微观裂痕的伟大使命。仅就人们十分熟悉的货币需求方程式而言，由费雪首先刻画的交易方程式【99】其实只是一个宏观“均衡条件”或者“均衡关系式”。在费雪的理论框架中，货币是无机的，它只被动充当实体经济的“中介”角色（仅与价格发生关系）。若追溯货币理论史的演进轨迹，不难发现，费雪方程式包含的“无机货币命题”实际上直接承接了“货币外生”观点的传统。例如，德国历史学派就曾把货币看作是与实际经济过程无关的“国家发明”，而如本书第14章将要详细讨论的那样，门格尔则坚持与之尖锐对立的“货币内生”观点，他认为“货币不是通过设计产生的，不是计划的结果，而是许多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互不相干的行动产生的出乎意料的结果”（Spiegel,H.W.，1991，下册，p.460），也就是说，货币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有机过程”。当然，货币的产生逻辑一直是货币经济学争执的焦点。鉴于此问题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我们将在第7章做专门而细致的讨论。
5.2 交易方程式中的货币功能：微观屈从宏观
费雪试图跨越个人理性的加总过程而直击集体理性。个人理性在很大程度上牵扯货币需求，而集体理性则似乎只与货币供给相关。货币供给天生地是货币当局的事情，个体只能被动地接受货币当局外生创造的货币；货币当局凭借其集体理性可以精确地知道经济中需要多少货币，而无须考虑经济中每一个个体基于个人理性的货币诉求。只要货币当局创造出货币供给，就一定对应着一定量的货币需求；如果货币供给多了，一时无法被货币需求吸收，则会由上涨的价格帮忙“消化”。从理论上讲，货币供给（特别是基础货币）一般由货币当局统一提供，因此属于宏观范畴。相比之下，货币需求则有所不同，它反映每一个经济主体的具体金融状况，从而具有微观性质。
如此看来，费雪方程式的等式两边分别站立着一个宏观因素和一个微观因素，等式左边的宏观变量被认为是可以由货币当局外生掌控，等式右边的微观变量则纯属内生，从而变动不居。据此逻辑，这一著名的方程式实际上具有先天的宏微观不对称性质和分裂性质。但是，为了构成一个看似完美的交易等式，费雪不得不剔除等式右边微观变量的内生属性，微观经济主体原本“生龙活虎”般的货币需求从此蜕变成了一副呆滞僵化的静态货币面孔，它只能被动地对应来自宏观层面的货币供给。结果，在费雪方程式中，货币的微观功能完全屈从于宏观功能。或者换一个角度看，原本完整的货币功能从此被彻底“肢解”了。在此后的货币理论史中，虽经威克塞尔、凯恩斯以及斯蒂格利茨等的艰苦努力，这种状况迄今仍未见有根本性改变。可以说，整个货币数量论甚至货币主义理论以“货币”冠名，人们由此以为属此学派的经济学家距离货币本质一定更近。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无论是费雪还是弗里德曼，这一学派或许距离“货币本质”更远。货币金融理论史就是如此怪异！
5.3 对个人理性的不信任
值得特别留意的是，费雪对个人理性以及个人行为的忽视绝非“心血来潮”，而是其来有自。或许，他是理论史上最早阐释“理性悖论”的经济学家。在经历了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这个“世纪之交”个人和美国社会的巨大变故之后【100】，费雪开始对个人理性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根据娜萨（Nasar,S.，2011，pp.177~179）的描述，1906年，即旧金山大地震的同一年，费雪宣称“理性的经济人”已经失去作用，自由放任理念也走入死胡同。他认为，“自由主义者信奉个人是自我利益的最佳裁决者，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同时也会带来全社会利益的最佳化，但历史经验证明，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即使每一个个人都能以完全理性的方式行事，他们所有行动的综合体仍然可能对集体的利益造成损害”，因此，“那种认为每个能自行其是的人都能最好地照顾到社会公益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101】费雪因此强调，既然基于个人理性无法一定达成集体理性，合乎逻辑的选择就是另辟蹊径，寻找达成集体理性的其他途径。这个“其他途径”，虽然费雪没有直接挑明，但从其大量文献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是指政府因素的适当介入或者干预。
自然地，上述理论倾向体现在货币理论方面，也就构成了“交易方程式”的基本出发点。正如娜萨（Nasar,S.，2011，p.182）所指出的那样，在货币理论史上，费雪第一个认识到货币对实际经济所起的巨大作用，他特别强调政府应当通过货币管理来增强经济的稳定性。但令人不解的是，一方面，费雪曾长期被理论史誉为货币理论“古典传统”的代表人物，而古典传统与政府作用之间的关系又被认为是“形同水火”；另一方面，古典传统所坚守的个人理性（通过完美的市场机制）自动加总为集体理性的信条在费雪这里几近被全盘推翻。从某种意义上讲，费雪的观点与其说是古典的，毋宁说是反古典的或者是凯恩斯的。【102】如此巨大的理论偏差究竟是后辈经济学家的误读，还是费雪本身的理论倾向在遭遇现实经验之后的内在纠结？在此，货币理论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5.4 萨伊定律的“货币表达”
但这并非费雪货币分析范式的真正要害。值得指出的是，货币理论史一直未能挑明交易方程式得以成立的最根本条件（制度的而非技术的）。究竟是什么条件会让理论史如此讳莫如深呢？实际上，如果你领悟了费雪方程式与萨伊定律（Say's Law）之间曾经存在的血脉传承关系，就会立刻明白其最后的答案究竟是什么。
简言之，这个最根本的条件便是“完全市场（制度）”。由萨伊定律的“供给可以创造自己的需求”不难推导出费雪方程式的另一种完整表达，即“货币供给可以创造自己的货币需求”，但上述表达将“供给”之所以能够“创造需求”的（制度）条件隐藏了起来。不用讳言，要让（货币）供给创造自己的（货币）需求，或者说，要使货币需求自动地与货币供给达成一致，必须得有一个完美无缺的（金融）市场机制伴随左右。若否，包含在货币需求之中（最容易遭受信息成本干扰）的个人理性便极有可能难以与货币供给中事先设定好的集体理性自动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