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当时的许多青年学生一样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了。当时，学校已经开设有政治课，学《社会发展史》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次我读它就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了，觉得他说的都有道理。由于我是哲学系的学生，我们还要学日丹诺夫的《关于西方哲学史的发言》和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些教条长期束缚着我们的头脑。说真话，我当时确实把这些都当作“真理”来接受了。1949年后，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们都还可以开课，例如我父亲还开了“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贺麟先生开“黑格尔哲学”等等，其他系也有类似情况。当时有些同学提出这些课程都是资产阶级的，不应再开设了。在一次由当时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党总支委员会宣传部长许世华主持的北大全体青年讨论会上，有的同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当时在会上发言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和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斗争中成长的，我们听那些教授讲一点资产阶级的东西没有什么可怕，反而会在斗争中成长。”我的发言得到了那位宣传部长的肯定。当时，我除了选修哲学系开设的所谓“资产阶级”的课程，我还选修了西语系、中文系和历史系的课程。为了学好“数理逻辑”和“演绎科学方法论”，甚至选了数学系的“微积分”和“数论”，但这两门课都没念完，因为它们对我实在太难了。现在想起来，当时我选修了那么多的“资产阶级”课程对我说简直是一笔财富，我的知识面比以后培养的大学生广得多，不能不说是得力于这些著名的“资产阶级”教授了。
1951年1月，北京大学党总支委员会决定调我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去学习，现在我对当时学的内容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好像是学“党的基本知识”，大概学了一两个月，就把我留在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当教员了。先是给在学校学习的学生讲“中共党史”，课本用的是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后来我主要教《联共（布）党史》中的第九章至第十二章，即所谓“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我当时讲课很受欢迎，因为我讲课条理很清楚，这可能也与我原来的哲学基本训练有关。《联共（布）党史》第九章讲的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第十章讲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第十一章讲的是“农业合作化”；第十二章讲的是“社会主义在苏联全面胜利和苏联宪法”。我除了为党校学生讲课之外，还给北京市的一些干部讲课。
我既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当时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我都认真地读。不过我读书也还是有所选择的，一般教科书和小册子之类我读得很少，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则很花工夫。在1951年到1956年期间，我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斯大林全集》一至十三卷，当时只出了十三卷；《列宁选集》两卷本；《列宁主义问题》和出版的几卷《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当然《联共（布）党史》可以说是读得遍数最多的。我读书有个习惯，就是把我认为重要的地方加上红线或者加上批语，现在如果把那些找出来，还可看到我当时用功之勤。
1955年开始让我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讲“认识论”部分，因此我对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又花了不少工夫钻研。在我读这些书时，也不是完全没有怀疑的。例如，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说：“物质”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可是我们怎样证明有这样一个“物质”呢？而且如果这样，那么别人的意识对我说也是独立于我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那就是说“别人的意识”对我来说也是“物质”。又如，《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要和传统的观念彻底决裂，而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说，要吸收人类文化的一切有意义的东西，这两种看法不是有矛盾吗？当时我虽然有这样一些疑问，可是我总想大概是我没有对那些“经典著作”的精神有很好的理解。我想，这大概不是我一个人作如此想法，大概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作如是想。我们当时为什么被一条理论的绳索套上了？这个情况是在境外的人无法理解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当时不仅像我这样二十多岁的青年无条件地信奉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就是已经很有名的大学者，甚至在三四十年代自己创立了哲学体系的大学者也无条件地信奉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我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确实有其合理的成分，例如对思想的分析应该看到它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无疑是有意义的，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由于1949年后开始的几年，共产党在人们的心目中威信很高，那时大家相信这个党可以使中国富强，不再受别人欺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几乎完全被封闭起来，对世界的发展变化完全不知道。对我们这些青年人说，宣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无疑也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都认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海外有些好心的朋友，对我们当时那么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很不理解。我想，的确他们很难理解，只有生活在当时环境下的知识分子才能理解。当你一旦走上一条路，要想走出来，要想走回去，不是那么容易的，这就是生活，真实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