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夏，我到重庆进入南开中学高中一年级，这就是说，我没有读初中三年级而跳了一班。这样，我也就没有拿到初中毕业证书。由于跳了级，我学得很吃力，终于因数学不及格而留级，因此我在南开中学一年半，上的都是高中一年级。在这一年半里，我除了上正课之外，大量阅读了俄国小说，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其中托尔斯泰对我的影响最大，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信仰的坚贞，使我深深感动。这时我也开始自己练习写作，就和几位同学办了一份壁报，名叫《文拓》，我写了一些散文和杂文之类，可惜一篇也没留下，现在连题目也记不起来了。由于我们国文课的内容选有《孟子》的某些章节，这样使我也开始阅读《论语》、《孟子》以及《老子》、《庄子》等书，当然也只是做些字面的理解，不过总算开始接触了中国古典哲学著作了。
由于在南开中学留级，同班同学都比我小一两岁，感到很不光彩，于是我在1945年初又回到了昆明。回到昆明后，没有学校可上，我就到西南联大先修班旁听英文和数学等课程，同时又由钱学熙先生单独教我英文。在钱先生的影响下，我开始对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有了兴趣。在1945年前后，艾略特（T.S.Eliot）的文学理论正走红，钱先生向我介绍了他的理论，并且让我读他的诗。正好我家有两本英诗选：一本是《牛津诗选》（The Ox ford Book of English Verse），另一本是《牛津现代诗选》（The Ox ford Book of Modern Verse），我就利用字典来读这两本诗选，当然很多读不懂，其中我最喜欢的是雪莱的诗，特别是《致月亮》（To the Moon）和《致云雀》（To a Skylark）两首。这一时期，我不仅很喜欢俄国小说，而且对法国小说也特别感兴趣，纪德（André Gide）的小说和散文的中译本我都读过，我最喜欢的是《窄门》（La Porte Etroite），其中对爱情的执著和宗教道德气味对我颇有感染力。罗曼·罗兰的小说如《约翰·克利斯朵夫》、《搏斗》等我也很喜欢，但我更喜欢他的《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和《米开朗基罗传》。傅雷译的《贝多芬传》中有几句，我至今仍能背出：“人生是苦难的。在不甘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夜的斗争，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没有幸福，在孤独与静寂中展开的斗争。”似乎伟大的作家、音乐家和画家等都常常感到孤寂，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对人类有着无限的同情和关怀所致，但很难得到人们的理解，故颇有“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感。后来，在1947年我读到卞之琳翻译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的《紫罗兰姑娘》（Prater Violet）中的一段颇有共鸣：“夜里这种时分，人的自我差不多总睡了。一切感觉，对于身份、对于所有、对于名字和地址及号码，都变得朦胧了，这种时分人往往打着寒噤，翻起衣领，想：‘我是一个旅客，我没有家。’一个旅客，一个流浪人。我觉察到柏格曼，我的同行者，走在我旁边；一个分立的、秘密的意识，锁在它自己里面，像猎户臂一般的遥远……”这些思想让我这本来有些内向的心灵更加孤寂了。
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常常对自己和周围的事物都抱着一种怀疑或与自己无关的态度，因此在那时对政治没有什么热情，闻立鹤曾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给我看，这本书似乎也没有引起我特别注意；1945年12月1日发生的惨案，我当然是同情学生的，但我也没有参加游行。对时事很悲观，常常是取一旁观者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