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我两次去看在东厂胡同住过的那个大院。一次是在一个雨天，我和邓可蕴一起去的；另一次是约集在大院中住过的几位小朋友梁柏有、傅尚媛、邓可蕴一起去的。大院已破烂不堪，而我家住过的那几间房子，门窗俱无，只剩空架一个，看起来真是十分感慨。由于听说这大院将全部拆除，地卖给了香港某大老板盖大楼，这两次去我们都拍了若干张照片，以作纪念。
东厂胡同大院据说是黎元洪的总统府，或者说是黎总统的住宅。从1947年初到1950年初，我在那里住了近三年。但由于我在北大做学生，1947年至1948年底以前大部分时间住在学生宿舍里，真正住在大院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年半，而这一年半在我一生中也是很难忘掉的了。当然不仅是大院本身，更为难忘的是那几位同住大院的小朋友。我那时是刚过二十的年轻人，也就是大孩子吧，而那几位小朋友只是十三四岁或十五六岁的小孩子，但我们却玩在一起。
东厂胡同大院中有一块大草地，还有假山、小土山、亭台楼阁，可以说应有尽有，树木很多，而我最喜欢的是白丁香和碧绿的竹子。我家住进去时，这大院已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驻北平的办事处了。我家住的是大院最后一排房，房子在一个台子上面，除厨房和厕所外有五间，而我另住在台子下面与之并排的一间，西面就是傅尚媛家了。邓可蕴是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的女儿，他们家住的是大院最前面的一排房。梁柏有住在邓可蕴家东面偏北的一所房中，她是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的女儿。有时我家的亲戚、在清华大学读书的万比先也来，住在我们家，因而他常常参加我们这一伙玩，也算是大院中的一个大孩子吧！
大院偏前中间有一用不规整的石头筑起的假石山，其上有一座大阁榭，四面是玻璃门窗，中央放有一乒乓球台，我们常在里面一面打球，一面谈笑。很幸运，我还留有我们几个在这假石山上的照片，虽然照片有点模糊不清，但是还可以认出其中的人谁是谁。今年我们再去大院，这阁榭已不存在了，而我们几个人也都六七十岁了。
1948年冬围城期间，我们常在傅斯年住的那所大房子里玩，或者是打桥牌，一面打牌一面听唱片。我们几个人都喜欢听贝多芬、莫扎特、肖邦、柴可夫斯基、施特劳斯的东西。因为唱片不多，有的常常听很多次，像施特劳斯的《皇帝圆舞曲》、《蓝色多瑙河》，肖邦的钢琴曲《月光》，柴可夫斯基的《悲怆》，莫扎特的《小夜曲》，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中的大合唱，都是我们最喜欢听的。围城好像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或者说正是因为围城，给了我们一段等待的时间，等待黎明。
1949年夏日的晚上，有时我们躺在大草地上，看天上的星星。那时的星星很明亮，现在北京的夜晚是看不到那么明亮的星星了。星星照着我们，我们看着星星，我对邓可蕴说：“邓可蕴，你能把天上的星星数清吗？”她看着星星没有回答，而是唱了一首小学时学的歌：“夏夜繁星点点，散布蔚蓝空内，银光速下栏杆，入睡，美人入睡。”也或许是我给她唱的一首歌吧！夜黑黑，大院空荡荡，正是讲鬼故事的好时候，故事会使人们紧张、害怕，但这种气氛更引人呀！记不清我是不是给他们讲过从我母亲那里听来的一个“真故事”：我父亲1922年至1924年在南京东南大学教书时，有位王姓老教授病故。一日，王老教授的夫人坐在老先生的书房中，忽见老先生正坐在他的书桌旁，夫人并未觉诧异，片刻后听老先生说：“生前总觉到考完试改卷子很麻烦。”还叹了一口气，獉獉就不见了。我想这个故事很可能是真实的，因在人思想里常会因想念，出现幻象，幻象总会消失，但常有一些因素使之显现，而“生前”二字大概是这位夫人听到后，王老先生消失的原因吧！
邓可蕴送给我一张照片，是她、傅尚媛与我父亲一起照的，他们三人坐在大院的草地上，后面立着邓可蕴刚买的一辆新自行车。草地是那么美丽，两个女孩是那么生动活泼，我父亲是那么慈祥。我不记得这张照片是谁照的，如果是我照的，那我是幸福的。我父亲非常喜欢孩子，可以和孩子们说笑，当时他是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因无校长，他相当于校长），能和两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一起坐在草地上照相，而且夸奖邓可蕴的自行车很漂亮，大概一般大学校长不会这样做吧！
东厂胡同大院也许不久就会完全消失，它留给我们的难道是一个幻象？不是的，大院留给我们的是一段美好的回忆，我常常想到它，想到那些小朋友。现在我虽然老了，但我想起这段在大院中生活的日子，我不能不激动，不能不沉醉，好像我又年轻了，它把这以后的种种烦恼都驱逐掉了。几十年沉重而苦难的历程都会被大院的欢乐之风吹跑。
东厂胡同大院快消失了，大概我和我那些小朋友也不会再有心情去看它，时间会使一切成为过去，最后总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此文为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