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30日，我和乐黛云由旧金山飞往纽约，住在我女儿新泽西的一所比我们在北京的房子大一倍的房子里，她把主卧室让给我们，相连的洗手间，除了有淋浴外，还有一个可以冒泡的大澡盆，这对我最合适不过。因为我有老年性皮肤瘙痒症，每天要在泡澡后抹上一些药膏，才能稍许止痒。2002年1月1日，我儿子一家由纽约来，我只有这一儿一女，这样我们可以一起度过新年之夜。这是我们全家多年没有在一起过年后的一次聚会，儿女两人再加上儿媳、女婿、孙子和外孙女，全家九口人，还有乐黛云的一位亲戚和她的男朋友，十一个人在一起吃了一次年夜饭，照了许多可以让我们回忆的照片。就在我们全家会合在一起时，我忽然发现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汤家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都从中国人变成了美国人。”这使我颇有一点悲从中来之感。
说来话长，简单地说，这也是我们造成的结果。1981年乐黛云先到美国，在哈佛做访问学者，后到加州大学（伯克利）任研究员；我在1983年也作为罗氏基金学人到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院客座。我们都认为，美国的教育制度，特别是他们的研究院比中国要好得多，就希望儿女们也到美国来学习、深造。而他们都是学理工的，也很想出来使自己能接触学科的前沿。当然在他们学成取得了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后，我们希望他们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但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能回去，看着你们几十年在各种运动中，颠来倒去，受了那么多苦，我们回去干什么？”他们并且说：“我们之所以学理工，不学你们那套文科，就是想离开那些没有什么标准的是非之地。我们学的东西，是1＋1＝2，这可以重复验证。我们不回去当然觉得对不起你们，但为我们的子女想，我们不希望他们再像你们一样，不知怎么样会掉入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深渊中。”对这样的道理，我们虽不赞成，但也确实驳不倒他们。
我的女儿和儿子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入了美国籍，孙子和外孙女都生在美国，自然是美国人了。这就是说，我们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都是美国人，再加上我弟弟（我只有这一个弟弟）的两个女儿也入了美国籍，她们的子女也都生在美国，这就是说，我们汤家（由汤用彤起）这一支，以后都是美国人了。这不能不使我深为遗憾。可是儿女们却在美国生活得很好，而且孙子和外孙女更是美国化，在那里表现很突出。
不说他们的工资比我高出三四十倍，扣除税收，女儿的工资也比我高出近三十倍，这些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比我自由，回想起，在我们最好的、最有创造力的年龄段，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一种思想，而不能摆脱听领袖和领导的话，把领袖当“神”来崇拜，大好的年华就如此过去了。我们自己当然有责任，应该反省，但是不是这种定于一尊的学说也有问题，指导我们言行的这种制度也有问题？经过“文化大革命”后的自我反省，我得出一条宝贵的经验：一切根据自己良知来判断是非，决不再跟风，决不再崇拜某一个人，决不把某种思想看成绝对真理。我得到这条经验也是经过了长期的思考、一点一点摆脱“新老传统”（三十年来的新传统和三千年来的老传统）的束缚而得到的，特别是“六四风波”之后，我自认为已经较清楚地知道以后应走的路，一条独立思考的路。
我并不认为，美国是什么“天堂”，它的社会同样存在着种种问题，而且有些问题非常严重。但相对地说，人们比较自由，比较少受政治的干扰。我的孙子Brady，现在十三岁，上初中二年级，他在小学五年级时，全美数学考试，取得第二，纽约州第一。他由小学升入亨特中学是他们小学中的唯一被录取的一个。亨特中学是纽约大学的附属中学，是纽约市最好的公立学校。我希望他顺利成长。我的外孙女Hedy今年十二岁，读初一，她的功课也不错，被选拔参加各种特殊的考试（即用部分大学入学试题考中学生），她喜欢舞蹈，也弹钢琴，会画抽象派的画，还会在电脑上编卡通故事。我女儿常向她说：“应该像哥哥Brady一样。功课出类拔萃。”Hedy说：“Brady哥哥是天才，我不是，我只做我喜欢的。”但很可惜，我的孙子和外孙女，中文很差，孙子还能听、说；外孙女听、说都有困难了。这也不能不使我大大地失望了。
我把我的失望说给乐黛云听，她的看法却和我不同，她说：“他们属于新人类，是世界人，没有传统的国家观念，什么地方对他们生存和发展有利，他们就在什么地方作出贡献。我们不同，受着国家观念的影响。总是觉得，为自己的祖国服务，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最后国家总是要消亡的，进入世界大同。儿孙们在美国既可促进文化交流，为人类作出贡献；又可证明中华民族在任何地方都可作出贡献，有什么不好？”她的这番话，从道理上说，我驳不倒她，但从感情上说，我却较难接受，特别是我想到：我的子孙们怎么都变成了美国人？总觉得有点对不起我的祖父和父亲，没有让孩子们保存我们的“家风”。
我和乐黛云完全可以在20世纪80年代移民美国，但我们总认为“我们的事业在中国”，儿女们要为我们办“绿卡”，我们一直没有同意。从1983年起几乎我每年都会或开会或讲学到美国。1990年9月，加拿大麦克玛斯特（McMaster）大学授予我和乐黛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并聘请我们在该校任客座教授四年，我们谢绝了四年客座教授的任期，只答应第二年（1991年）到该校讲学半年。对没有移居国外，我们不仅不后悔，而且为之庆幸，因为我们在国内多少可以为我们的人民做点事。二十年过去了，可以扪心自问，我们是在为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事业，为中外学术交流，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许多朋友，我们是幸福的。
原收入《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