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那你就先讲康德吧。他在《判断力批判》中就研究过笑，并且说过在西方美学史上相当经典的话：“在一切引起活泼的撼动人的大笑里，必须有某种荒谬背理的东西存在着（对于这些东西自身，悟性是不会有任何愉快的）。笑是一种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的感情。”
主：这一句话，在有的译本上被译成“笑产生于紧张的期待的落空而造成的感情爆发”。这下面还有一句：“正是这一对于悟性绝不愉快的转化却间接地在一瞬间极欢跃地引起欢快之感。”竹康德这一对于笑的定义，带着西方古典美学常有的心理哲学色彩，其核心是由于期待的落空（或者译为“虚无”）而突然造成的意外的惊奇。康德指出的期待的落空是由于荒谬，也就是由于不合乎惯常的理性（或知性）。如果合乎理性，期待就不会落空了，也就不会笑了。例如俗语说的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头，这并不能使我们发笑；但如果有人告诉你，他是由于不幸，以致他的假发全都愁白了，我们自然会被逗笑。康德的理论的核心，表面上可以概括为一个公式：期待——落空一一笑。其实这还不完全，在这背后还有一个假定的原则，也就是西方人好强调的游戏的原则。如果不是假定的游戏，那么，不是错误，就是欺骗。因此康德又说：“被欺骗的期待怎能享乐？”而纯粹的错误只能造成“自己比这个无知的人更聪明些”的感觉。康德的这个定义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准确地抓住了心理期待的紧张变为突然的落空这样一个现象。这比之后来的柏格森的笑产生于机械嵌镶的理论涵盖要广泛得多，但是他留下的问题也不少。首先，他实际上并没有分清几个基本范畴：第一，笑与非笑；第二，游戏性的笑与非游戏性的笑；第三，滑稽的笑与幽默的笑；第四，讽刺的笑与幽默、滑稽的笑。这四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其次，他没有说清同样的笑料，有时激发了笑，有时恰恰相反，弄得很不愉快。这正是我所关注的焦点。
客：你讲话向来深入浅出，刚才你那几句引文已经把我弄得有点糊涂了，请你具体一些，用具体的例子、生动的感性来阐明你那深奥的理论。
主；这个不难，我可以从身边琐事谈起。比如说，一个人在走路，由于没有看到脚下的坑，跌倒了，人们本来期待他平安地走下去，可是期待落空了，人们甚至包括跌倒者自己可能会笑起来。又如，一个人在演说，很起劲，可是忽然打了一个喷嚏；一个中学生走向黑板，突然停了下来，说是鞋子里有一个石子……这些都可能引起期待落空的笑。然而这里仅仅是可能，要有一个条件，才能使可能转化为现实，那就是伤害不是很重。如果这个人，身体受到严重的伤害，例如，跌跤导致骨折，演讲的人因有肺癌而咯血，中学生后来因为小石子而造成终生跛脚，后果越是严重，越是难以笑得起来。一个最基本的区别就是游戏性与非游戏性。游戏性的，哪怕是再严重的，人头落地，天崩地裂，也不要紧，也笑得起来，因为那是假定性的；如果不是游戏性的，同样是期待的落空，哪怕是稍稍严重的一点损害，也不可能引起人的紧张情绪的放松，相反，倒可能引起人的情绪的更加紧张，不但笑不起来，某些人哭起来的可能反而是更大。
在西方文学中兴起了一种特殊的幽默，叫做黑色幽默。其特点是即使在最倒霉的时刻，哪怕是站在绞刑架下，还能幽默得起来，那是一种非常例外的形态。这种黑色幽默有时被人称之为“绞刑架下的幽默”。最有名的例子是：一个死刑犯来到绞刑架下，对着那将要致他于死命的绞索，凝望了一会儿，说：这玩意会不会断掉啊？好像他最担心的是绳子的强度不足以致他于死命似的，这样的幽默境界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这不过是传说，但在现实生活中的确也有人收集到真人真事，据香港《新晚报》载，有一个美国死刑犯穿着大衣来到绞刑架下，刽子手觉得那大衣妨碍他执行任务，就建议犯人把大衣脱了，然而那犯人说：不，我怕感冒。不过这种黑色幽默是十分罕见的，它需要超越生死大限的乐观和轻松，不是我等常人所能做到的。当然，其中有些也并不都是在大难临头时才能表现出来的。眼下西方的黑色幽默文学，在思想上表现为受难者找不到刽子手，受苦者无法找到苦难的原因，精神上陷入无可奈何的困境。这种幽默是一种特殊的品种。它没有通常我们所见到的幽默的那种轻松与愉快，不会有什么会心的微笑，也不可能有人与人之间互相无声的交流，即使有什么笑容也只是孤独的苦笑，甚至是掩饰恐怖的歪曲了五官的笑。在我看来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幽默，只是一种比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就它的功能与性质而言，与幽默相去甚远。要害在于，恐怖和孤独与幽默所特有轻松情感的共享是不相容的。如果有谁真的要在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还要麻醉自己的话，那就可能成为阿Q了。在我们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文学评论家把鲁迅写的阿Q上刑场当作黑色幽默的作品。在现实的悲惨的情境下，幽默会损害悲剧的性质。担心过分的幽默会导致把刽子手的凶残化为轻松的一笑，这也许就是鲁迅当年反对林语堂提倡幽默的原因之一。真正的社会悲剧是不可能超越的，因而是幽默不起来的。
幽默在本质上有一种超越利害的游戏性，审美价值超越实用的功利价值，这本是康德自己的理论，但是他在笑的研究中却没有贯彻到底。总的来说，康德在理论上混淆了游戏性与非游戏性的笑，但在实际行文中，他论述的重点却是非游戏性的。例如，他举过一个例子：“一个印第安人在苏拉特（印度地名）一个英国人的筵席上看见一个坛子打开时，啤酒化为泡沫喷出，待英国人问他有何可惊之时，他指着酒坛说：我并不是惊讶那些泡沫是怎样出来的，而是怎样进去的。”这可能是因为他研究的只是笑而已，因而没有特别注意到假定性的游戏和现实生活中的意外之间的重大区别。而今天，当我们拿它来研究幽默和笑时，就不能不感到其局限了。
它不能周密地解释笑本身。有时候笑并不产生于期待的落空，而是产生于某种逻辑空白的填充。在日常交往中，如果人们不把真正要表达的意思说出来，而把它留在上下文的逻辑空白之中，同时在话中给出足够的提示，把读者遇到狭窄的逻辑小道上去，让对方和你在那逻辑空白中无声地会舍。即使是你对他的调侃，因为是对方自己在推演中领悟到那留在空白中的意思的，他的思绪也会在与你无声的会舍之中感到愉快，笑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发出来的。举个例子：在美同，有位男性问一位女士：为什么至今没有一个女总统？回答是因为没有一个女性愿意承认自己的真实年龄在36岁以上。这里自然有作出政治性的回答的期待的落空，但是笑之所以能产生主要是因为：留在这个因果逻辑空白之中的意思——美国女性对于青春美貌的重视要超过对政治的参与，这种现象强烈到哪怕是年龄到了符合参加总统竞选的标准，也不愿去争取这最高的政治荣誉。再举一个例子：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喜剧小品表现夫妻吵架，妻子说，嫁给你这样的人还不如嫁给魔鬼，丈夫回答说，你放心，婚姻法上规定，近亲不得通婚。观众立即哈哈大笑，因为在近亲不得通婚的逻辑空白中，留下了妻子是魔鬼的近亲，也就是妻子本身就有魔鬼血统的意思。这种笑，与其说是产生于期待的落空，不如说是产生于落空后的顿悟。准确地说应该是落空与顿悟的统一。
许多笑还产生于歪曲性的因果，歪曲的因果自然是不成其为因果，也许可以造成落空之感；但是如果光是歪而无理，只是一种荒谬，并不能引起笑。无理是一种落空，歪得有理，又不完全有理，造成一种顿悟，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在心理上产生短暂的荒谬和机智的张力，在心理构成不平衡之时，造成必要的冲击之后，又突然给以启示，会心的微笑才能由此而生。我国相声艺人总结的一条经验，叫做“理儿水歪，笑话不来”。这只说对了一半。道理歪了，还不一定引起笑，歪理还得歪而有“理”，才能逗人发笑。俗语叫做歪打正着。这有点像我国古典诗话中说的“无理而妙”，不过属于不同范畴。用我的话来说，叫做歪理歪推。妙在有理与无理之间。
有一回世界围棋大赛，最后聂卫平和台湾的林海峰进入了决赛。双方满怀信心，都要拿到冠军。这时台湾记者们起劲了。他们问聂卫平，对于前两次败给林海峰有什么看法。聂卫平说，前两回输了，是存款，现在是取款的时候了。记者又问：当时林海峰虽然战胜了你，但是最后还是输给了一个韩国人，只拿到亚军。林海峰已经拿过两次亚军了，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看法。聂卫平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事不过三，林海峰先生如果这次再拿一次亚军，也就是一共三次亚军，那以后就不可能不拿到冠军了。这意思就是，这次的冠军要由聂卫平来拿。所有这些聂卫平所提出的自己必然会拿到冠军的理由，按正常的逻辑思维来说都不合逻辑，不是理由；但是，他又不是胡说八道，在表面文字上，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牵强附会的因果逻辑，不合逻辑的“逻辑”：以存款和取款的关系来比喻失败和胜利，以事不过三来类推林海峰此番只能得亚军，实际上没有道理，可在表面的字跟上又似乎合乎逻辑。这才是笑产生的根本原因。以上这一切，都可以引起笑，都是幽默的，但在逻辑上都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偷换概念的错误。聂卫平偷偷地把存款和事不过三的正常概念给临时偷换了。这在通常的逻辑思维中是根本性的错误。康德所说的期待之所以落空，就是因为它违背了通常的道理。通常的道理是人类千百年来形成的心理定势，一切的思维都沿着这条轨道自动化地进行。一旦脱离了这条轨道，思维就自然有一种突然出轨的感觉——这就是康德所说的落空。但是光有这一点还不足以引起笑，还得有另一个机制把这种落空转化为落实才能引起意味深长的笑，这个意味深长的机制就是由存款引申出了取款，由事不过三引出了林海峰再拿一次亚军，这次冠军由自己来拿。
客：上述一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笑与非笑的区别，但是它还不能很好地解释幽默的笑与非幽默的笑（如滑稽的笑）的区别。
主：聂卫平的妙语，不是一般的笑，也不是滑稽的笑，因为这其间包含着他的智慧修养和对于对手高雅的感情。日本人把“幽默”（humor）译成“有情滑稽”是有一点道理的。从聂卫平所说的这几句话中我们可以感到他和林海峰之间是有一种针锋相对的冲突的，但是他用他的幽默感钝化了他们之间胜败互相排斥、不能共享的竞争性，强化了他们之间的友好情感的共享。如果没有这种情感的无声共享，便没有幽默和笑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