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反话的刺激性太强，除非用于书面，在现场人际交往中宜谨慎，不如旁敲侧击法，风险较小
绝大多数幽默家的推理都不是一本正经的，即使表情一本正经，说话也都有点儿邪味儿。偷换概念、歪曲推理、无类比附、假痴假呆、指鹿为马、声东击西、歪曲推理经典、歪打正着，都是以逻辑歪曲为特点的。逻辑本来是讲理的规范，可幽默，动不动破坏讲理的规范，但又不是蛮不讲理，而是强词夺理，似是而非。幽默的逻辑不能和讲理的逻辑完全相同，完全相同了，道理很科学了，就完全是智慧的胜利，而非幽默的胜利了。
幽默的语言表面上看，不是正经话，可是如果真的全是胡说八道、满口昏话，一派胡言，诲淫诲盗，也叫人讨厌。幽默语言的特点是正话歪说。歪话，像一池透明的水，正话就像在水中摇曳的水草，没有透明的水，水草就无法伸展，只以蔫作一团，在阳光下也会丧失生命。
歪话有两种，一种是反话，一种是旁敲侧击之话。反话的进攻性很强。有一篇名为《挤车的诀窍》的讽刺小品，其中的语言都是反语，但意思很正：
朋友，你可知北京乘车之难？……上下班乘车都成了一门学问。
先说上车，车来时，上策为“抢位”——犹如球场上的抢点。精确计算位置，让车门正好停在身边，可收先据要津之利。当然，必须顶住！此中诀窍是：上身倾向来车方向，稳住下身，千万莫被随车涌来的人流冲走。
中策则贴边。外行才正对车门，弄得拥来晃去，上不了车，枉费心力。北京人不同于外地人，哈尔滨人上车是“能者为王”，上海人多少会顾及颜面，但动辄大呼小叫，使你无心恋战。北京人又想讲点儿风格又想早点儿上车，切勿在车门前上车。最好的办法是贴住车厢，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一点儿一点儿把“无根基”者拱开。只要一抓住车门，你就赢了。老北京都精于此道，所以售票员洗车，从来无须擦车门两边。——那全是老北京的功劳。下策呢，可称“搭挂”，将足尖嵌入车门（万勿先进脑袋），而后靠紧车门，往里“鼓拥”，只要司机车门关不上，他就得让你上车。
这里说的都是反语，字面上是教人不守秩序的方法，实质上是讽刺不守秩序的人，暴露他们的心理活动。由于这些以肯定语气讲的话是明显荒谬的，因而才是可笑的。反话一般比较刻薄，攻击性很强。在这里，由于作者与被讽刺的对象并非面对面，因而用反语讽刺得尖锐一些，也没有太大的消极作用。
但是，如果用反语讽刺就在现场的对象，问题就复杂得多。
《五代史·伶官传》中记载着后唐庄宗身边一个幽默家敬新磨的许多故事，其中有些地方是用反语的。
有一次庄宗外出打猎，糟践老百姓的庄稼，当地县令在庄宗马前恳切陈词，为民请命。庄宗大怒，叫县令滚蛋，并准备杀他。
敬新磨把县令抓到庄宗马前说：“你身为县令偏偏不知道我们天子好打猎。还让老百姓去种庄稼，交赋税！为什么不让老百姓饿着，把这片地空出来，让我们天子来自由驰骋？你真是罪该万死！”说罢，建议庄宗将他处以极刑。庄宗忍不住笑了，反而把县令放了。
中国古代史上许多优伶常常是以反语讽刺君王的。这类的记载很多，而且这样的讽喻大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好像没有什么风险似的。
其实他们的反语，常常锋芒过露。很难相信，这样说话居然不但没有触犯皇帝的虎威而导致严重的后果，而且使得皇帝从善如流。
事实上，反语的刺激性比之正面讲述更强，更容易触怒对方。特别是在争论的热点上，反语只能火上加油，故而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反语切忌用于争论热点上。当然，在特殊情况下，如果你的目的就是要使关系恶化，空气紧张化，自然可用反语，但此时已没有了幽默。
在非争论的问题上用来表达一种无伤大雅的戏谑，反语还是十分有用的。如：
合唱队员甲：“你有没有发现，昨天晚上我的歌声盖过全场？”
合唱队员乙：“我还看见，许多听众中途离座，好让你的歌声占据更多的空间！”
这种话表面上是用肯定的语言，表述了否定的意思，但攻击性仍然很强，使用在具体对象身上要注意分寸，主要是对方与你的关系是否经得住这样强的刺激。此外还得考虑场合和其他条件。有时同样一句话在一种场合下可以讲的，在另一种场合下就不能讲，对同样一个人在他心平气和时能讲的，他心境很差时就不能讲。准确地把握对方的心境和环境的性质，同时把握自己说话的分寸，是幽默家的重要修养，如果在这一点上粗心大意，那就不但幽默不起来，而且可能冒犯了对方的自尊心，弄僵关系。
许多学习幽默语言者不长于实际应用，而长于书本钻研。自然，书本上的幽默与人际交往的幽默其基本规律是相同的，但是毕竟有不同之处。这种不同在书本上是没有的，这要你自己在长期的实践中细心体察。
总的说来，在书本上，不论攻击性多强，只要不是指名道姓引起法律纠纷，反语的刺激性都没有什么反效果。明赵南星的《笑赞》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秀才阳寿已尽，去见阎王，偶然放了一屁，秀才立即献屁颂一首日：“高耸全臀，弘宣宝气，依稀乎绿竹之，仿佛乎兰麝之味，臣立下风，不胜臀香之至。”阎王大喜，增寿十年，放回阳间。十年期满，再见阎王，这秀才得意洋洋地走上森罗殿，阎王问是何人，小鬼说：“就是那个做放屁文章的秀才！”
“屁颂”自然是正其语而反其意，虽然锋芒已经很露了，但仍然有些幽默。可是最后还要加上一句“就是那个做放屁文章的秀才”则简直是义愤之言，幽默已微乎其微。由于这是写在书面上的，没有指具体的对象，因而问题不大。但在人际交往中，运用这样剑拔弩张的硬性幽默，是很危险的。
中国人的幽默，常常与道德教化相联系，因而对不道德的现象难免用反语表述愤激。中国式的幽默中常有攻击性很强的硬性幽默。西方的幽默不像中国这样与道德教化联系得这样紧密，更多纯调笑色彩，因而硬性幽默就比较少，其攻击性很少以这种“卒章显志”的办法直接表达出来。
在古希腊罗马的幽默故事中，很少用反语来刺激对方，他们用得更多的是旁敲侧击的歪语。
甲：“索克拉特，你的房间太狭窄了……”
乙：“如果只邀请我真正的朋友来，这房间还嫌太大了一点儿。”
再看古罗马的一则：
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兵败逃到叙利亚，叙利亚国王让他检阅了一支浩浩荡荡武器精良的部队。国王问他：“这一下可以打败你罗马敌人了吧？这么多兵对付他们足够了吧？”
汉尼拔回答说：“现在很难说，我从未见过那么贪婪的敌人：他们从来不知足。”
房子虽小，但真正的朋友更少，在真正朋友来时房子反而嫌大了。这样就暗含着一种很大的可能性，那就是来人不算是主人真正的朋友，但是可能性毕竟不是确定性，再加上那么曲折的推理，使对方的理解力不可能一下紧紧跟上，因而攻击锋芒被大大钝化了。如果用反语就没有这么曲折了。
第二个故事，本来是有点儿针锋相对的味道，但是汉尼拔回避了直接的对立，他没有用反语，而用旁敲侧击的办法，为双方留下了很大的回旋余地。
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除非在不得已时，用反语不如用旁敲侧击的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