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口吐莲花:幽默自我训练50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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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荤素调匀法

幽默有荤素之别,太荤了,有伤大雅,不但你害了别人,而且降低了自己

玩笑有荤素之别,这本是西方的观念,似乎是这几年才引进中国的,其含义不是动物性食物或植物性食物的区别,而是性暗示有无和强弱。

在幽默语言中,不管是舞台表演的,还是人际交往的,性暗示过分强烈的叫做荤幽默或黄色幽默,反之则叫做素幽默。黄色幽默发生在公开场合,可能有伤大雅,引起反感,即使本来可能接受它的人,也往往顾忌朋友师长的态度而不知如何反应是好。

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国人的幽默很少与性暗示有关,特别是在正统戏曲舞台上,主角多为政治地位很高的帝王将相,文化水平也很高的小姐和公子,性暗示似乎与之无缘,即使男女有所调笑则无例外都是素的。

但是在戏曲和白话小说中写到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性暗示不那么稀罕了,有时甚至是性泛滥,如“三言”、“二拍”的某些篇章和以正面写性生活著名的《金瓶梅》,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十分突出的。中国的戏曲和小说所描述的性,大都太直接了,感官刺激性太强,因而基本上没有什么幽默感。尤其是戏曲中有些丑的插科打诨,偶尔也有涉及性的,那就荤得不能再荤。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在戏曲小说兴盛时期,并没有一个西欧那样的个性解放的运动,因而禁欲主义是相当严酷的。在正统文人的诗文以禁欲主义为特性,甚至连许多严肃的白话小说,都有禁欲主义的明显倾向。台湾学者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很中肯地指出过,《水浒传》中的英雄在超人的食欲方面不亚于拉伯雷《巨人传》中的庞大固埃,然而,在女色方面则毫无例外是绝对禁绝的,也许正因为这方面禁绝得太厉害,太严酷了,在另一类小说中就有一种放任性冲动的现象。

相比起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的《十日谈》就不同,薄氏所讽刺的对象正是虚伪的禁欲主义,但他不像《金瓶梅》和“三言”“二拍”中的某些篇章那样去正面描写性生活,他总是从侧面用幽默的笔法淡化其刺激性,以揭露禁欲主义的虚伪。每逢涉及性行为时,他总是用暗喻、象征、导致荒谬的办法,一闪而过,而把那掩饰人性中这种本能的荒谬效果加以充分的夸张。因而他在这方面的幽默虽然有些还是太荤,但大多数还算是比较素的。由于并不完全是素的,因而笔者在此无法引例作证。当然,这不是说,在中国人心灵中就没有以幽默的态度看待性关系的了,有肯定是有的,只是,由于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被记录下来的是太少了,虽然如此,要举出一些例子也并不困难。

《世说新语·排调》记载:

东晋元帝(就是那个在长江南岸重建晋东王朝的皇帝)得了个儿子,遍赏赐群臣。有一个叫殷羡的臣子谦让地说:“皇子诞生,普天同庆,我没有什么功劳,怎么犒赏到我?”

元帝笑道:“这种事怎么能让你们有功劳呢?”

对于中国皇帝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荤的幽默,然而并不失体统,由于它相当含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这里既有亲切戏谑的性质,又有自我调侃的意味,如果不是在喜得皇子这样的大庆之日,以皇帝之尊是绝不会这样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元帝这个玩笑与其说他太荤还不如说他荤素得体好些。因为这里的性暗示微乎其微。

在冯梦龙的《笑府》中,相当荤的幽默,大概不在少数,以致周作人根据日本刻本编纂《笑府》的选本时,特别声明,太荤的不能不删去。即使这样,在后来出版的《笑府选》中仍然留下了一些半荤半素的幽默故事,今选其较素者以供参考。

有客来访,偶谈及丝瓜萎阳,不如韭菜能壮阳,主人呼酒不至,以问儿,儿日:“娘往园中去了。”问何为?答日:“要拔去丝瓜种韭菜。”

一妇临产创甚,与夫誓日:“以后不许近身,宁可一世无儿,再不干那营生矣。”夫日:“谨依遵命。”及生一女,夫妻相议命名,妻日:“唤做‘招弟’罢。”

第一个故事有一点儿荤,性暗示较强,但并不粗野,第二个故事,则基本上不属于性暗示了。

尽管我们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但毕竟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还是比较罕见的。

对于性暗示的回避成了中国严肃文学艺术的传统,直至今日仍然占据主流,以至于在199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上,有一个《打麻将》的喜剧小品,表现一个老婆是赌鬼,丈夫怕老婆,被老婆逼得到处借钱,最后听从了母亲的劝告,有意酗酒,在酒意蒙眬中写下一纸文书:把老婆租给同台主持节目的李默然,而且这纸文书还是由老婆在台上面向观众念出来的。

应该说,这样的带荤的幽默,从1949年以来在舞台、银幕、屏幕上还是第一次。起初,观众是吃了一惊,但很快爆发了掌声,显然,这种程度的性暗示,他们能够接受。原因是:这纸文书是个醉鬼写出来的。这就大大减少了它的草性。

总的来说荤素调匀,主要是一个分寸感的问题,这不但由幽默家来决定,而且也由交谈对方的心理文化背景决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现场,乃至不同的形式都会影响到荤素调匀的配比。

在这方面风险和成功率是成正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