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公奉子颓（庄公十九年）王处栎（庄公二十年）郑伯虢公纳王（庄公二十一年）会于首止（僖公五年）惠王崩（僖公七年）盟于洮（僖公八年）王子带召戎（僖公十一年）王子带奔齐（僖公十二年）仲孙湫言王子带（僖公十三年）滑人叛郑（僖公二十年）富辰请王子带（僖公二十二年）襄王以狄伐郑以狄女为后大叔以狄师攻王王使告难（僖公二十四年）晋侯纳王（僖公二十五年）
“左传背景”
庄公十八年，原庄公从陈国迎接周惠王的王后，即惠后。庄公十九年，苏公侍奉周惠王的兄弟子颓攻打周惠王，周王室发生内乱，最终在卫国、燕国军队的帮助下把周惠王赶跑。庄公二十年，周惠王在郑伯的帮助下逃到栎。庄公二十一年，郑伯虢公一同接纳周惠王，但是周惠王厚待虢公而薄待郑伯，所以郑伯开始厌恶周惠王。僖公五年，诸侯在首止会盟，谋划安定周王室。僖公七年，周惠王驾崩。
僖公八年，各路诸侯又在洮会盟，谋划着安定周王室。僖公十一年，王子带招惹戎狄。僖公十二年，周襄王于是讨伐王子带，王子带逃奔齐国。僖公十三年，齐侯派仲孙湫朝见周天子，特意谈到王子带的事情，周襄王很生气，不想召回王子带。僖公二十年滑人叛变郑国。僖公二十二年，富辰劝谏周襄王召入王子带，王子带从齐国重返周朝。僖公二十四年，郑伯伐滑，周襄王替滑求情，由于郑伯怨恨周惠王的不公平，这时又怨恨周襄王亲近滑国和卫国，于是扣留了襄王的两个使者。接着襄王大怒，召来戎狄讨伐郑国。原先惠后本想立王子带，还没来得及她就死了。这时王子带勾结戎狄反叛周襄王，周襄王逃到郑国。这个时候，晋国和秦国都争相接纳周襄王，但最后还是晋国接纳了周襄王。
这一节东莱先生主要是就华夷之辨和待君之道而发议论。
“原文”
天下之事，远近隐显之所在，初未尝有定名。古非远也，今非近也；古之事非隐也，今之事非显也，惟吾心之所见如何耳。今之所谓甚近而易见者，莫如身之所亲历也。
惠王身被子颓篡夺之祸，而复宠子带。郑伯身见子颓徧舞[1]之僭，而复奏备乐。襄王身经子带召戎之变，而复亲戎狄。身遇之而复身蹈之，何耶？人心蔽于此者怠于彼。惠王蔽于爱，故虽近被篡夺之害，已如异世而忘之矣。郑伯蔽于侈，故虽近见徧舞之僭，已如异世而忘之矣。襄王蔽于忿，故虽近经召戎之变，已如异世而忘之矣。是三君者，心一有所蔽，虽耳目之所亲接者，视之惘然如异世事，况欲责纣使鉴数百年前之桀，责幽厉使鉴数百年前之纣？难矣哉！
故尝论之，心有所蔽，则以今为古；心无所蔽，则以古为今矣。是何也？心有所蔽，则触情纵欲，衅[2]在前而不见，戮在后而不知，身所亲历，曾未逾时，若醉若梦，视之犹太古鸿荒之世，不复省录，此以今为古也，惠襄郑伯之类是也。心无所蔽，则六通四辟，合千载为一朝，合万代为一世，与古圣贤更相授受，更相酬酢，于无声无臭之中，和同无间，此以古为今也，舜文若合符节之类是也。
以古为今，以今为古，特在吾心之通与蔽耳，曷尝有定名哉？呜呼！人心不可有所蔽也。处当世之事，而蔽于私情，则虽易见之祸，有不能见焉。论异世之事，而蔽于陈[3]迹，则虽易见之理，有不能见焉。
惠、襄、郑伯既蔽于私情，而不能见其祸矣，后世论之亦未免蔽于陈迹也。自其迹观之，则郑伯首倡纳惠王者，虢公从郑伯而纳惠王者。郑功大而惠王反薄之，虢功小而惠王反厚之，世皆疑惠王待郑之薄也。襄王以狄伐郑，富辰固[4]谏之；襄王召子带，富辰实导之。能见狄之祸而不见子带之祸，世皆悔富辰导子带之失也。惠王失位于齐桓伯诸侯之时，襄王失位于晋文伯诸侯之时。纳襄王者在晋，而纳惠王者不在齐，世皆咎[5]齐桓之纳王缓也。揆之以理，则惠王之待郑薄本无可疑，富辰之召子带本无可悔，齐桓之缓于纳王本无可咎，是岂有难见之理哉？
两人交讼，其行贿多出于理之曲者，盖恃直则不必赂也。郑恃功之大而守其常，虢慊[6]功之小而献其谄；功已往而易忘，谄方至而易惑。此惠王之所以厚虢而薄郑欤？刘文静、裴寂俱唐室功臣，然首建大义皆文静之谋，非寂敢望也。高祖厚寂而薄文静者，文静以其功，寂以其谄耳。人情岂相远哉？故曰惠王之待郑薄本无可疑。兄弟当亲，戎狄当疏，子带之不可绝政，如戎之不可通也。富辰教襄王亲其所亲，疏其所疏，本无二说。使襄王纳其谏而不与狄通，则子带何自而成其恶乎？苟与狄通，虽无子带，犹不免于乱也。自古与戎狄共功者未有不为其反噬[7]。唐之回纥，晋之契丹，始借其力，终罹其患[8]。彼二国者，亦岂有子带之衅召之耶？为襄王者，当以与狄通为悔，不当以召子带为悔也。
故曰富辰之召子带本无可悔。天子犹父也，诸侯犹子也，父有难，一子居近而能救之，为诸子者幸其父之免足矣，何必竞其功耶？齐桓伯天下，郑、虢纳王而齐桓未尝争其功。当是时，风俗犹厚也。及襄王之出，晋与秦俱欲纳王，晋文辞秦师而独擅其功。《外传》[9]记子犯之言曰：“君盍纳王？若不纳，秦将纳之，则失周矣！何以求诸侯？”是犹一子欲专救父之名，拒诸子使不得前，其心不在于父而在于名，安得为孝乎？吁亦薄矣！
然则齐桓、晋文孰为咎耶？故曰齐桓之缓于纳王本无可咎。后世之论，疑其所不当疑，悔其所不当悔，咎其所不当咎。
“注释”
[1]徧舞：超过礼制的舞乐。
[2]衅：血祭。祭祀时涂血于钟鼓等器物上。
[3]陈：旧。
[4]固：固执，坚决。
[5]咎：责怪，怪罪。
[6]慊：不满意，不足。
[7]噬：噬啮，咬。
[8]唐之回纥，晋之契丹，始借其力，终罹其患：唐朝为平定安史之乱，曾借助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回纥的兵力，但后来也因此受到了回纥的侵扰，唐朝势力一直不振。五代的时候，后汉末期，后晋的石敬瑭借助契丹的兵力，并答应事成之后，割让云幽十六州（今河北北部以及北京、天津一带）给契丹。结果石敬瑭夺得政权，割让土地，并恬不知耻地称比自己小的契丹皇帝为父皇，自称儿皇帝。后来的北宋几次想收复云幽十六州，都以失败告终，甚至为此赔款。东莱先生的评论，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很密切的关系。
[9]《外传》：指《国语》，学者认为它和《左传》都是左丘明所著，把它和《左传》相对，称为《春秋外传》。
“译文”
天下的事情，遥远与附近，隐晦与明晰，它们的存在，开始本没有固定的名称。古代并不遥远，现在也不近；古代的事并不隐晦，现在的事并不明晰，只看我心里感觉的是怎样的而已。现在所谓的近而且容易看见的事，没有比得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
周惠王亲身遭受子颓叛乱的祸害，却又宠爱子带。郑伯亲身看见子颓有超过礼制的舞乐，却又给他进献并预备乐礼。周襄王亲身经历了子带招来戎狄的变乱，却又亲近戎狄。亲身经历却又重蹈前辙，为什么？人心在一处被蒙蔽了，在另一处就会懈怠。周惠王被自己的宠爱蒙蔽，所以虽然最近经历了被篡夺的祸害，却已经像隔了一个世代一样而忘记了。郑伯被自己的侈华蒙蔽，所以虽然看见子颓有超过礼制的舞乐，却已经像隔了一个世代一样而忘记了。周襄王被自己的忿怒蒙蔽，所以虽然近来经历过招来戎狄的变乱，却已经像隔了一个世代一样而忘记了。这三位君主，心一旦被蒙蔽了，虽然耳闻目睹，看着却茫然不知，像不同时代的事情一样，更何况想责求商纣以数百年前的夏桀为借鉴，责求周幽王、周厉王向数百年前的商纣借鉴？很难呀！
所以我上面说，心如果被蒙蔽了，那么把现在视为古代；心如果没有蒙蔽，那么把古代视为现在了。这是为什么？因为心一旦被蒙蔽了，那么接触一定的情境就会放纵欲望；有预备沾血祭祀的钟鼓在前面也看不见，有杀戮在后面也不知道，亲身经历的事情，还没有过多长时间，就像喝醉了又像在做梦，看着好像是久远的太古洪荒时代的事情，不再记得了，这就是把现在视为古代的人，周惠王、周襄王、郑伯之辈就是这样的人。心没有被蒙蔽，那么上下六合、四面八方，聚合一千年为一天，聚合一万代为一代，和古时候的圣贤相互学习，相互往来，在不声不响中，和谐同一，没有间隙，这就是把古代视为现在，将舜与周文王像符节一样契合的人就是这样的。
把古代当作现在，把现在当作古代，只不过在于我的心通透或蒙蔽，何尝有固定的名称？呜呼！人心不可以有蒙蔽。处理当世的事情，但被私情所蒙蔽，那么虽然是容易觉察的祸患，也有不能看见的。议论不同时代的事情，但被陈旧的事迹蒙蔽，那么虽然是容易看得见的道理，也有不能觉察的人。
周惠王、周襄王、郑伯既然被私情蒙蔽，而不能看见他的祸害，后世之人发议论也不免被陈旧的事迹所蒙蔽。从这些事迹看来，那么郑伯第一个接纳周惠王，虢公是协从郑伯接纳周惠王的人。郑伯的功劳大但周惠王反而对他较薄，虢公的功劳小周惠王反而待他较厚，世人都怀疑周惠王对待郑伯很薄。周襄王以戎狄讨伐郑国，富辰坚决地谏阻；周襄王招来子带，实际是富辰引导的。能看见戎狄的祸害却看不见子带的祸害，世人都悔恨富辰引导子带的过失。周惠王在齐桓公称霸诸侯的时候失位，周襄王在晋文公称霸诸侯的时候失位。接纳周襄王之事在晋国，而接纳周惠王的事却没有发生在齐国，世人都怪罪齐桓公接纳周惠王过于缓慢。按此道理来推论，那么周惠王对待郑伯较薄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富辰招来子带本没有什么可以悔恨的，齐桓公怠慢于接纳周惠王本来也没有什么可以责怪的，这难道是很难觉察的道理吗？
有两个人互相起诉，其中行贿多的一定是出于那个理亏的人，因为倚仗理直气壮就不必贿赂了。郑伯依仗功劳很大而谨守常道，虢公担心功劳小而献谄媚；功劳已经过去了容易忘记，谄媚刚刚到容易迷惑人。这就是周惠王之所以厚待虢公而薄待郑伯的原因吧？刘文静、裴寂都是唐朝的功臣，但一开始建立大义都是文静的谋划，不是裴寂能比的。唐高祖厚待裴寂而薄待文静，文静凭借他的功劳，裴寂凭借他的谄媚而已。人情难道会相差很远吗？所以说周惠王薄待郑伯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对待兄弟应当亲近，对待戎狄应当疏远，不可以全部把子带排除在政事之外，就像不可以通敌于戎狄一样。富辰教周襄王要亲近他应当亲近的，疏远他应当疏远的，本来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假使襄王接纳他的劝谏而不与戎狄沟通，那么子带从哪里成就自己的罪恶呢？只要与戎狄沟通，即使没有子带，还是不能免于变乱。自古和戎狄一同举事成功的人没有不被他们反咬一口的。唐朝与回纥，后晋与契丹，开始借他们的力量，最终遭受他们的祸患。这两国难道也有子带的挑衅而召来外敌吗？作为周襄王，应当为与戎狄沟通而悔恨，不应当为招来子带而悔恨。
所以说，富辰招来子带本没有什么可以悔恨的。天子就像父亲，诸侯就像儿子，父亲有难，一个儿子住得近而能够营救，各位儿子庆幸父亲免难就可以了，何必去竞争这事的功劳呢？齐恒公当时是老大，郑伯、虢公接纳周惠王而齐桓公并没有争功劳。因为这个时候，风俗还很纯厚。等到周襄王出奔的时候，晋国与秦国都想接纳周王，晋文公辞却秦国的军事援助而独自占有这个功劳。《外传》记载子犯的话说：“国君何不接纳周襄王？如果不接纳，秦国将接纳他，那么就失去了周了！又拿什么去求取诸侯呢？”这如同一个儿子想专有营救父亲的美名，拒绝其他儿子，使他们不能前来。他的心不在于父亲而在于美名，怎么能是孝子？咳！世道也薄呀！
既然这样，那么齐桓公、晋文公谁犯了错呢？所以说齐桓公缓于接待周惠王本来没有什么可以怪罪的。后世的议论，怀疑那些不应当怀疑的，悔恨那些不应当悔恨的，怪罪那些不应当怪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