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到的又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刘墉与和珅同朝共事二十多年，官职和品秩始终比和珅低呢？
刘墉的官职和地位始终超不过和珅之谜仔细分析一下便不难看出，决定刘墉在二十多年的时问里官职和品秩始终超不过和珅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两个人所属不同的民族。
刘墉出身汉族，和珅出身满洲。虽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最高统治者嘴上都说满汉一家，但在实际的生活中根本做不到。
乾隆皇帝对刘墉的信任程度永远无法与和珅相比。
满洲统治阶级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向来重用自己人，而和珅善于逢迎而讨皇帝之欢心，又兼“面貌俊秀，性情温顺，举止从容，且口齿极其伶俐”，因而乾隆皇帝对其宠爱程度超过对任何一位大臣，史称其“宠任冠朝列”。
在这种情况下，刘墉不可能与之平起平坐，即使他非常不满和珅的作为也无法与之对抗。
第二，两个人的相貌不同。
和珅是当时“满洲第一俊男”，其漂亮程度肯定超过了刘墉——这也是乾隆皇帝喜欢和珅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于刘墉，不管他是否真的是“罗锅”，最起码他有些驼背，最起码他在为官以后没有注意身体的保养。
有的人会据此说，乾隆皇帝喜欢俊男靓女，这没有问题，但他还不至于到了因为人家长相不好看就非常讨厌人家的地步吧？还别说，真的就是这么回事。
比如，除了和珅和他的儿子丰绅殷德，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的福康安、王杰、董诰也都是当时公认的美男子。
又比如，我们经常提起的纪晓岚，就是因为相貌不太受乾隆皇帝的宠爱。
根据史书记载，纪晓岚的长相有三大缺点：长得丑，近视眼，口吃。正因为如此，才华横溢的纪晓岚从来没有得到乾隆皇帝真正的重视，只能做词臣而已。当年尹壮图案发，纪晓岚打算为尹壮图求情，乾隆皇帝勃然大怒，当即骂道：“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全书，实不过以倡优莆之，尔何妄谈国事！”原来，在乾隆皇帝的眼中，纪晓岚只是一个给皇帝解闷的，仅仅类似戏子的地位而已。
从这方面来说，刘墉受到比纪晓岚好一些的待遇，也只是因为：
刘墉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很受先皇重用的元老；刘墉虽有些驼背，但要比纪晓岚的口吃、近视要强一些——虽然他在学问上并不会比纪晓岚强什么。
别说是在那个时候了，就是现在，也有一些行业选拔人才的标准中仍然有相貌端正一条。关于这一点，乾隆皇帝的所作所为是可以理解的，只是他手下的大臣可就惨了。
第三，两个人的家庭背景不同。
刘墉一家世代书香门第、名门望族，都是科举出身，到刘墉这一代是四代进士。而和珅可以说是一介布衣，出身贫寒，屡遭磨难。
刘氏家族给刘墉的任务就是守成，不要求有所突破，事实上也不可能有所突破。在这一方面正像刘墉自己说的那样：
粗茶淡饭布衣裳，这点福让老夫消受；
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有儿辈承担。
山水有情娱永日，古今无尽寄长年。
闲中觅伴书为上，身外无求睡最安。
有猷有为有守，多福多寿多男。
这些才是刘墉一生追求的最高目标。
而和珅所遵循的则是一句古语：“不成功便成仁”。
守成，因为有后顾之忧就会出现畏首畏尾、前怕狼后怕虎的情况。
人家和珅拼得起，你刘墉拼得起吗？
刘墉一家四代进士，官儿是一代做得比一代大。但是，刘墉也好，他的父亲刘统勋也好，经常遭到一些年轻官员的弹劾。
在这方面，刘墉一家的状况似乎与大学士阿桂极为相似。阿桂从他父亲的经历中得出了一条官场中的游戏规则，就是在官场中轻易不能得罪其他官员，尤其是像和珅、和琳这样眼下很年轻、将来可能很有作为、很有前途的官员，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强大”而忽视别人。
正是因为如此，造就了刘墉为官圆滑的特性，他在做官的时候很是小心谨慎。
由此，刘墉能够做到不受和珅的拉拢，不与和珅结党，不与和珅同流合污，同朝共事而与之有所距离、有所分寸，已属十分不易，遑论其他。
当然，刘墉的家庭背景与阿桂还是有些明显不同。最大的不同点，阿桂是满洲人，而刘墉是汉族人。这就决定了刘墉为官即使比阿桂更加小心谨慎，他们家所受到的伤害也要比阿桂更甚。
难道刘墉和刘统勋在为官时真曾受到过什么伤害吗？我们看看刘墉如何为官。
刘墉为官可比“包龙图”刘统勋一生中受到的最为严重的一次伤害是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这一年，朝廷命刘统勋巡视今天新疆的巴里坤、哈密这两个地方的驻兵，正遇回部的阿睦尔撒纳叛乱，当时清军退到巴里坤。刘统勋据此上奏，建议放弃巴里坤，退守哈密。朝廷震怒，将其即行革职押解回京。
此时，中进士刚刚三年、好不容易才从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升任翰林院侍讲的刘墉和刘家男女老幼均被缉拿归案、交付刑部严加看管、等待秋后问斩，所有家产全都充公。
不久，乾隆皇帝又觉出这么判决似乎不太合适，又释放了刘墉全家人，刘统勋和刘墉两个人也被恢复了名誉并重新任职当官，又几年后乾隆皇帝发还了刘统勋被抄没的家产。
这次飞来横祸给从政不久的刘墉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并严重影响了刘墉此后一生的为官之路。
刘墉从父亲的平白受冤枉、全家人受株连、被抄家，差一点全家问斩中得出的第一个教训就是：你要想升官——退一步说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就要学会讨好皇帝，该出手时就出手。他知道，这次事件能否化险为夷，全凭乾隆皇帝一人高兴与否。
问题是，一个文臣，连皇帝的面都见不到，怎么去讨好呀？不像和珅是满洲人，能够当上乾隆皇帝的贴身侍卫，哪有什么机会讨好皇帝呀？
刘墉可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毕竟生活在官宦之家，很多事情他自己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但听说的事情也要比一般的人多很多。这时候，他的脑海里涌现出了这样的一个词：文字狱。
文字狱，顾名思义，因文字成狱，也就是读书人写了不该写的字而被下狱。比如这么一句诗：“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得，这不是咒骂人家大清朝的统治者是白痴吗？杀无赦！
大清朝的文字狱最早始于康熙年间。康熙皇帝统治的六十一年间发生了十几起文字狱，雍正皇帝统治的十三年间发生了几十起文字狱；乾隆皇帝统治的六十年问发生了一百七十多起文字狱！
刘墉想：我为什么不利用皇帝防范汉人知识分子造反之心甚严、屡屡制造文字狱的机会升官发财呢？说干就干！
在充分利用文字狱的机会升官发财这方面，刘墉有两件事值得一提。非常巧合的是，两件事情虽然前后相差十六年，但居然都是在同一地点、刘墉任同一官职的时候发生的！
第一件事情是阎大镐案件。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刘墉担任江苏学政。清朝的时候，每一个省都分设三个平行的机构：承宣布政使司，其官员被称为藩台，主旨民事、财政；提刑按察使司，其官员被称为臬台，主管刑法；提督学政，主管学校、教育、科举考试和文风。上述三个官职都是从二品。
这一年春天，江苏沛县监生阎大铺因抗粮拒官被捕入狱。
因为阎大镛是监生，按理也属于刘墉管辖，所以他也参加了此案的审理。当他得知阎大镛喜欢作诗，马上联想到像阎大铺这样的人肯定会写一些犯忌讳的诗，于是立即派人到阎大镛家中搜查，结果搜出了两纸诗稿；再进一步审问，得知阎大铺还曾经焚毁过刘墉听著的书籍。
刘墉一方面将情况通报了巡抚衙门，另一方面把情报连同缴获的诗稿以及他认为有问题的书籍全都报送给乾隆。乾隆立即命令江苏巡抚陈弘谋等追查此事。结果阎大镛被斩首。第二年，刘墉因功当上了山西太原知府。
清朝的地方行政机构分为省、府、州、县四级。顺治年问，全国有府一百四十八个，乾隆初年增加到了一百八十七个，光绪年间增加到了二百一十四个。知府是对府的长官的称呼。知府一般是从四品，只有顺天府、奉天府的长官称府尹，是正三品。
说起来呢，这件事刘墉做得的确有些问题，最大的问题倒不在于借机升官发财，而是有官报私仇的嫌疑！好在这个案件涉及到的人不多，只有阎大镐一人。
第二桩是《一柱楼诗集》案件。这次刘墉的作为就比较令人发指了！而且，在我看过的很多著作里面，居然把这个案件归罪于和珅（可能是为名人讳吧），其实和珅这次是被冤枉的！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四月，刘墉第二次任江苏学政。恰逢江苏东台县举人徐述夔的孙子徐食田兄弟因土地买卖纠纷，被同里蔡嘉树告发说他们家收藏其祖父所著内有违禁文字的《一柱楼诗集》。刘墉闻听此事后，随即奏报给乾隆皇帝，并且呈上含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句子的《一柱楼诗集》，最终铸成大狱。
结果，徐述夔、徐怀祖父子遭锉碎其尸、枭首示众；徐食田、徐食书、徐首发、沈成濯、陆琰等五人被处以斩监候，秋后处决；江苏布政使陶易也涉案，在审判过程中死于狱中；扬州知府谢启昆被发往军台效力；东台知县涂跃龙罚杖一百、徒三年；沈德潜被革去礼部侍郎、尚书加衔及谥号“文悫”，御制祭葬碑仆倒，撤去乡贤祠牌位。《一柱楼诗集》案涉及八条人命，外加三人被革职发配。
此案的罪魁祸首无疑是乾隆皇帝，他想借此推进查缴禁书运动，震慑江南士子，以巩固其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而刘墉也摆脱不了干系，他的作用在于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刘墉因功当上了湖南巡抚！
清朝在地方上设总督、巡抚。总督是主管两三个省的军事官员，属正二品；巡抚是主管一个省的民事官员，属从二品。此外，还有专业性的总督，如漕运总督、河道总督等，他们均被称为封疆大吏。
刘墉从他父亲的平白受冤枉一事中得出的第二个教训就是，对于本职工作该果敢时就果敢。
刘墉知道，那次飞来横祸最终得以解决，只是乾隆皇帝想到了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几十年来都是正直的清官，刘氏一家是个令广大汉人官员既崇拜又嫉妒的特殊家庭——乾隆皇帝需要有这样一个非常稳定的、一直受宠的汉人家族来证明自己的所谓“满汉一体”——我乾隆并不是对汉人有歧视、有敌视的满洲人的皇帝，而是全中国的皇帝！
因此，就公众舆论来说，刘氏家族绝对不应该有如此的遭遇！因此，刘墉从自家的离奇经历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应该发扬优良传统，继承本家族一贯以来的工作作风，干好本职工作才是自己的本钱。必须恪尽职守，努力工作，清正廉洁，该果敢时就果敢，才能使自己在下一次即便犯错误也不会彻底跌倒。在这方面，刘墉可说的事有很多，我们简要介绍他有四件事情做得漂亮。
第一件是在任安徽学政期间整理学务，发现人才。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刚刚被平反昭雪的刘墉被任命为安徽学政。在任期内，鉴于当地获得贡生、监生资格的士子多数名不符实、不学无术、目无法纪、横行乡里等情况，他上书朝廷，要求对这些人区别对待，由州县地方官和教官共同管理，分工合作。他发现潘世恩是个人才，便极力向上推荐。(潘世恩后来担任军机大臣，又发现林则徐是个有本事的清官，于是又极力向上推荐林则徐。)
第二件是他在任太原知府期间颇有作为。
赴任时他是“帽破衣残到太原”，到任后他积极处理积压案件，前后达数十件。看到太原府库空虚，刘墉就筹措资金购买两万多石谷物充实府仓。在这一过程中，山西晋中祁县的乔家给予了刘墉大力的支持，为此，刘墉特地为平遥古城日升昌票号——也就是我们说的“乔家大院”——题词：“头上青天为父母，堂前翁姑即神仙。”第三件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刘墉出任江南首府江宁知府时成绩斐然。
这一年多的时间是刘墉一生最负盛名的时期，他勤奋公正、正直不阿、疾恶如仇，摧折豪强，打击奸徒不遗余力，因而深得人们的赞誉。《刘公案》就是描写他这一时期的事迹，其中有智破疑案、勇除恶蛳，有时上司有不合理的做法他也敢于抵制。
第四件是抗灾救助流民。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刘墉升任湖南巡抚。到任不久就遇上了武冈等地遭受水灾，他积极组织抗灾救助活动，光绪年间《湖南通志》
评价说：“政简刑清，吏民畏服。尝劝捐州县社仓谷凡十二万石，民以为便。”也正因为如此，姚永朴《旧闻随笔》称赞他“初为外吏，听断明审，人以比包龙图”。
由此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这样一个群众心目中真正的英雄，真的不敢与和珅斗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