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三角中，作者又安排了一个心理三角。虽然不是今天最容易吸引读者的爱情三角，但是比之爱情三角更为惊心动魄。这里没有爱情的地位，占据冲突中心的是军事才能和领导才能的较量。曹操恃才、爱才，但时而忌才。周瑜也恃才，一般并不忌才，但对于同一阵营中的盟友诸葛亮，只因为堪与之匹敌，就处心积虑地在才能上与之争胜。如不能胜，则不置之死地，他自己就活不成。
《三国演义》大部分写斗智，智本属于理性，与审美的情感价值相矛盾。《三国演义》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并不在于它写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军事斗争场景、表现了我们民族军事斗争的高度智慧。它的生动之处恰恰在于：它强调表现了那些具有高度智慧的历史人物，在关键时刻却非常“不智”。不管是曹操，还是周瑜，常常把军事的胜负放在了智慧较量之下。
那些最生动的艺术形象，在斗智之时，往往让斗气占了上风。这就是《三国演义》的审美价值超越于实用理性价值之上的原因，也正是它的艺术魅力的奥秘所在。
故周瑜每有奇谋，直接是针对敌人曹操的，而间接却是针对盟友诸葛亮的。他最关心的不仅仅是在智谋上压倒敌人曹操，更重要的是压倒或者刁难他的盟友。《三国演义》的作者作为大艺术家的魄力就表现在，他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在命运相共的军事同盟者之间，在心理上拉开了如此惊心动魄的距离。意气用事，情感上的胜负的重要性，常常放在军事的胜负之上，如曹操败走华容道，见诸葛亮没有伏兵，觉得在这一点上自己的才能在诸葛亮之上，使哈哈大笑起来。最为动人的，则是把这种意气的争胜放在自己的生命之上，如孔明三气周瑜，周郎自知才能不及，乃吐血而亡，最后还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名言。这样的精神现象，拿到世界文学史上去也可能是一大奇迹。
鲁迅批评罗贯中写孔明“多智而近妖”。但是在赤壁之战中，诸葛亮的超人智慧在结构上有巨大的催化作用，往往是情节和人物斗气发展的一个动因。正如在一些爱情小说中第三者的插入是人物和情感波折的一个动因一样，诸葛亮每一奇谋、每一超人的智慧，都使曹操这个“反面人物”更加多疑、周瑜这个“正面人物”更加多妒，整个赤壁之战的艺术魅力就是多智——多疑——多妒往复循环的心理结构的一种功能。
当然，在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军事常识的读者看来，诸葛亮的计谋有明显的冒险主义，在实际战争中，从纯粹理性来考察，可说是难以置信的，但是，在作出决策之际，诸葛亮的自信恰与对手（周瑜和曹操）的自信形成对称。使人们激动不已的是，与其说是在军事科学上靠不住的策略，不如说是在艺术上靠得住的心理反应：从强者的自信的多疑——弱者的自信的无疑，导致胜败转化的连锁反应。
这几乎是《三国演义》作者的拿手好戏。
直到许多回后，作者还让司马懿像曹操一样因为多疑而中了空城计。在艺术上过于计较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这里是作者在艺术上的一个小小的冒险性的重复。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时，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味地说他“不犯”。这是一大疏漏。但是由于这个重复与赤壁之战距离是如此遥远，以致绝大多数读者更倾向于不去吹毛求疵。从创作心理的研究来看，这正暴露了作者对于这个模式的一种偏爱。
读者欣赏的不仅仅是三国之战的军事上的纵横捭阖的政治智慧，更关心的是处在这个旋涡中的历史人物的超越政治智慧的情绪化的行为逻辑。这种行为逻辑和任何中国的和外国的古典文学经典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集中在一个思想的焦点上：奇才决定论。而奇才的智慧则成了《三国演义》的表现的重心。这也许是中国自《战国策》和《史记》以来的史传文学的传统。一切政治斗争的成败，不完全取决于力量的对比，而是取决于一个特殊人才的是否得到特别的重视和任用。从燕昭王的黄金台到萧何月下追韩信，都是家喻户晓的故事。这可以说是中国文人文学一条贯穿始终的思想线索。在《三国演义》中这条思想线索得到了空前绝后的强调。才智的较量不仅贯穿在与敌人的斗争中，而且贯穿在与盟友的纠葛中。
《三国演义》的根本思想，从表面上看，是刘家王朝的正统观念，但是在内部，在深层，却是对于有才能的人，尤其是具有特殊才能的人的作用的强调。《三国演义》军事政治斗争的胜负和对读者的心理诱导，主要不是由王朝正统与否，而是由是否正确使用奇才。刘备没有什么本事，在才智上他远不如曹操，但是他却得到作者最大的同情。这不能完全用王朝正统观念来解释，更重要的是，刘备善于使用人才，尤其是奇才。不是一般的有才能的人有什么重要性，而是有特殊才能的人有特殊的重要，但是他们自己本身也还不能无条件地起决定作用，而是被正确使用时，就能决定一切。可以说，《三国演义》的全部倾向，或者干脆一点说，它的主题就是奇才决定论。这里的才主要是奇谋和一般古代英雄传奇（例如《水浒传》）不同的是，个人勇力的成分所占的重要性很小（赵子龙因此在艺术上不算有突出成就的形象）。从战争胜负的角度来说，起作用的当然是才智的高出一筹。不论诸葛亮还是庞统、徐庶，还是后来的姜维、邓艾的故事，作者所强词的都不外是所谓战争的胜负，无非是奇才争夺的成败。
但是，这样强调智慧是不是导致与情感的表现发生矛盾，也许是我们难以回避的问题。事实上，的确也有一些，而且还不在少数的章节，流于表现智慧，而在艺术上失色（如七擒孟获等等）。但是，在许多篇幅中，《三国演义》揭示了一系列明知是奇才而不得用，或者奇计不能用，甚至奇才遭到杀害的悲剧。其中的关键在于掌握权力的主宰的奇迹似的自信和毫无道理的多疑，莫名其妙的意气和违反初衷的固执，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使《三国演义》的作者的想象，超越了原始史料的沉重负担。
每当《三国演义》的作者在摆脱了外部情节的追随的时候，他所表现的显然不是情感价值与智慧价值的统一，而恰恰是二者的矛盾。最明显的一点是，作者对于一些非凡智慧人物的不智行为常常不是一笔带过，而是大笔浓墨地加以展开；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对于曹操、周瑜的失误的反复表现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于他的理想的人物诸葛亮在智慧上的失误他也不轻易放过。正是在正面人物的失误里，作者展开了超越智慧的甚至超越情感的内在戏剧。如果投有失街亭，诸葛亮的内心的立体感可能要打折扣。再也没有在斩马谡时流下的眼泪，更能让读者窥视到这个超人的内心软弱（不近妖）的一面了。
也许这一切并不需要太高的艺术鉴赏力，就能得到为广大读者认同的结论。
但是，将作者的艺术匠心表现得最为彻底的，并不仅仅限于这些主要人物，而且还包括一些并不显眼的人物。
提出鲁肃这样一个人物的重要性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