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这样，文论的引进要从初级的求同阶段推向高级的求异阶段，要从引进话语中引发出新的派生范畴来，就不能忽略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原生归纳和新批评式的文本分析工夫。但是在福柯的语录满天飞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见到他的追随者们有他在《性史》中表现出来的系统分析文献的气魄。在《s/z》中，罗兰.巴尔特把巴尔扎克的中篇小说《萨拉辛》（Sarrasine）分成561个阅读单位，并依次用五种信码（阐释的、语义的、象征的、行动的、文化的）网来阅读，我们的评论家是很少有这样的耐心的。
忽略了一点，就忽略了这些大师的理论的源头之一。
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作任何文本分析，但是最大的成就却集中在当代文学中。例如南帆、陈晓明、谢有顺等对于当代小说的分析，又例如，女权主义者对于萧红的《生死场》和《围城》的分析，面对文学理论的发展来说，现当代个别文本是远远不够的。理论的发展不能离开古典的经典文本。
忽略了这一点，不但说明我们的经典性意识的不足，而且表现了我们对近百年来学术传统的缺乏自觉，如果王国维光是介绍一下叔本华，面不是用他的欲望和焦虑范畴去阐释贾宝玉，如果他只是学习了西方逻辑中从概念下分化出对立的属概念的方法，而不是用它去把中国传统的意境范畴升华出境界范畴，从而再分化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隔与不隔，他在学术史的重要性将大大降低。如果胡适只是宣传一番实用主义，大胆的假定，小心的求证，而不去写他的《中国哲学史》、《白话文学史》，则他的学术贡献将大打折扣。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
今日论坛上，有所谓思想与学术之争，可是，没有经典文本的学术性阐释作基础的思想还能成为思想吗？同样，学术文献的梳理和阐释，如果没有思想作灵瑰，仅仅停留在清朝朴学的水准上，难道能有助于完成我国文论的现代转化吗？连经典文本的解读都还没有系统地展开，难道就可以声称已经到达了时代学术的前沿？
系统的文本阐释，虽然是无限的，但总是以有限的经典为基础的。
这不仅是因为，经典是话题的焦点，是各个学派交锋的战场，也是各种范畴、话语对话的大厅、角逐的竞技场和婚媾的花园，而且还因为，任何一种文论流派，如果不在解读经典文本中有所作为，就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性。引进文论如果不在《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阿Q正传》等等文本的阐释上留下话语，读者就不可能对之有任何印象。正是因为这样，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已经被弗洛伊德分析过，得出了恋父情结的结论，普罗普又分析出主人公超越了他归纳出来的民间故事的31种作用，既是英雄和给予者，又是假英雄、坏人。施特劳斯接着以二元对立的方法来分析，指出其中包含着两种关于人类起源的观念，一种，人是泥土做的；另一种，人是通过两性****产生的。由此而产生了两种倾向：一种是过低地估计亲属关系的倾向，致使俄狄浦斯杀死了他的父亲（同样，伊底厄克勒斯杀了他的哥哥）；一种是过高地估计了亲属关系的倾向，导致俄狄浦斯娶了他的母亲（同样，安提格涅非法地埋了她的兄长）。格雷马斯在《结构主义学》中又以行为者代替普罗普的七种行为范畴对它作了阐释，他用的是三对二元对立的模式：主体/客体、施者/受者、助手/对手三对行为者。而托多罗夫对俄狄浦斯王的分析，则更为抽象地概括其内在结构模式：他认为其最小的叙述单位是：命题、插曲和文本，基本插曲由五种命题构成（平衡、力量、失去平衡、力量、平衡）。好像还嫌这么多分析还不够，拉康又在俄狄浦斯王中，把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情结重新分析了一番，目的不过是以另一种话语，也就是“从语言过程方面重写了俄狄浦斯情结过程”。
这是因为，经典文本，对于理论家，而不是当代评论家来说，已经成为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学术讲坛，不到这个交流中心来表现一番，就不能取得合乎规范的学术地位。就我国的文论引进而言，不管是哪一种流派，如果不能对林黛玉、薛宝钗、宋江、关公、周朴园作出新的解释，就没有生命。如果我们对周朴园的评价仍然是一个伪君子，薛宝钗的评价仍然是一个心术不端的女曹操，宋江仍然是一个投降派（像去年拍的电视剧《水浒传》那样），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文论的现代化，而是连古典的康德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知识价值拉开距离）都还没有过关，都还需要补课。
更重要的是，如果在中国古代经典文本中，不能发现任何超出西方文论观念的东西，那只能说停留在比较幼稚的求同阶段。
四、证伪高于证明
任何文论的逻辑本身，不论是归纳法还是演绎法，不可能满足周延和完全的要求，再加上历史文化语境的不可选择，都只能在某个方面深入的同时牺牲另一些方面。所以，一切文论话语本身澄明性与障蔽性是互相依存的。当人们说，人的特点是创造并使用工具或者创造并运用符号的时候，没有人可能对每一个人做完全的归纳，也没有可能对任何其他动物做完全的排除，因而也就没有周延演绎的可能。任何文论的大前提，只能是一种概率，因而，从根本上来说，没有任何一种文论是绝对完善、绝对真实、天衣无缝，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种权威的命题，与现实不是没有裂痕的，不是包含着某种虚拟或者虚假的。但是，一切文论毫无例外，都是以完全归纳和绝对周延的逻辑形式展开，都是以放之四海古今而皆准，付诸芥子须弥而皆验的普遍形式出现，都将命中注定的不完全性掩饰到接近于零的程度。
不这样做，它就不能取得权威。权威就是信赖和依赖。肯定权威就意味读者主动放弃在逻辑上作根本的追寻。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但是，人类文化的积累性决定了，普通人，不可能从零开始进行最原始的归纳，获得自己的第一大前提，从而进行演绎。除了大师，一般人，没有任何权威，没有任何现成的大前提，没有现成的话语，则不能思。当我思的时候，确定思考方向的第一大前提的话语并不是我的，而是权威大师的。这样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悖论：为了我思，我必须不思；接受了大师的前提，还有可能在接下来的环节上为大师的话语所困，大师们的范畴和话语的封闭性使得我们由于失语而无思。
传统文论的话语就这样遮蔽了我们；向外国引进文论的目的，是为了通过他们的话语获得思的力量。但是，不能指望引进的理论，完全符合本民族的全部文学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引进文论的时候，特别要防止将本国的文学现象作为西方文论的例子，以证明他的正确。光是求同，充其量不过是验证了外来文论的有效阚限，从根本上来说，还谈不上创造。按照波普尔的“证伪说”，一切的证明，最大的价值不过是解难题，并不能发现新的真理，只有证伪才能突破已有的认识。事实上，经典文本的具体性，总是超越抽象理论的有限性。任何抽象的理论都只能是经典文本的一部分。
文本大于理论，而不是理论大干文本。
理论的任务是不断自我延伸，接近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说，证伪高于证明。
正是因为这样，在进行经典文本检验的时候，求同，充其量只有文学评论的意义，文论创造的目标要比这高得多。在解读的过程，一旦发现外来文论不能解读的现象，这时，就要抓住不放，用以发现其理论的薄弱、疏漏甚至荒谬的部位，作求异的探索。这就可能进入突破、创造的阶段了。
中国当代文论的创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引进西方文论只是这个工程的一部分。光是这一个部分，就有一个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
我们的文论成熟的标志就是在西方文论面前求同和求异的倾向同样活跃。尤其是在解构文论大量引进以后，焦点从作家、文本，向语言转化。传统文论所珍视的文学有别于哲学的特殊规律，艺术奥秘变得不重要了，连文本解读本身也失去了传统的意义，好像是一种剥笋壳的语言游戏，剥到最后什么也没有，意义就在于剥的过程。在这样激烈的范式转换中，绝对求同，已经不可能。求异的声音，说“不”的声音，在文论界越来越引人注目。令人欣慰的是不少学人采取了慎重的保留态度：“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写作，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的方式的根本变化，其影响和后果在目前尚难以估计，对于这些变化，我们无疑应当作深入的理论探讨，现在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都为对过早。”比较折衷一点的则认为：“西方解构理论的真理性在于它揭示了意义之自然信仰的虚妄，从而使意义的自我怀疑与批判成为可能；此外，它还揭示了形而上学所建构的意义世界之非人性，并坚决地解构这一世界。然而，解构理论太过迷恋这种解构游戏了，并造成了一种误解，似乎任何一种重建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佞妄……我们开始厌倦语言游戏了，它太无聊，太空洞。”最为直截了当的当属董小英先生，针对巴赫金官方文化和民间狂欢节式的平等对话，福柯对历史记录的怀疑，哈贝马斯的认为“共识”是对人的强暴，他坦率地宣言：“官方文化，即权威话语，包括国家形式、国家政策、法律、历史文献、报刊、媒体、出版物、辞典、标准语、教科书等等。其中由两方面的因素构成：一是长官意志或独裁意识，二是公共社会准则。这两者的性质一样，应该分开讨论。”
坦然地求异，是发展我国的文论的历史要求。
但是，问题在于，光从理论上作这样那样的思辨，是不够的。因为人家并不完全依仗理论的思辨，他们那么高的权威，是建立在系统研究文献和解读文本的基础上的。
在解读的过程中，有可能产生出与西方迥然相异的新体系的话语，也有可能派生出从属于中国古典和西方文论的话语，这才是我们文学理论的获得自己生命的希望所在。正是因为这样，要实现与西方文论平等的对话的愿望，就不能离开解读经典文本。除了文学经典，就是《史记》那样的历史经典也行。
从这个意义来说，还不能不说我们的文论正在走向成熟的起点上。
从30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引进，到六七十年代中期集中了中国文化界在精神和文化创造力上最强的精英，其中包括鲁迅、胡风、茅盾、冯雪峰、瞿秋白、周扬、胡乔木、何其芳这样的大家，以两代人的心血，辅之以组织的力量，甚至强制的法律措施，才取得了如此这般的成绩。等到时间汰洗了种种人事关系的纠葛，个人恩怨成为过眼烟云之后，真正能够作为精神和艺术历史的记录，作为理论建设的成果具有历史价值的，也就集中在话语的派生和经典文本的解读上。可见，现代文论建设是一种何等苦难的历程！
对比起来，新时期对于西方文论的引进才二十年，我们在才能和气魄上，在时代智慧的水准上，比之先辈稍有逊色，除了在文献上，作出陈寅恪式、钱钟书式的努力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值得自慰的东西。
1999年6月4日；
14日再改；
原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五期；
收入本书时将发表时因篇幅关系删节的部分全部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