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原子能工厂工作的工人经常推着一辆手推车经过门卫的前面。这个工人总是说，车子里除了细木刨花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而门卫则威胁说如果他再不老实交代偷了什么东西，他就会被列上有偷窃行为嫌疑的名单上而遭监视，最后那个人不得不承认他一直偷的就是手推车。
这个笑话之所以有味道就是因为隐性逻辑（偷手推车）埋伏得很好。它冒出来取代了中心思路——显性逻辑（偷刨花下面的什么东西），并且过渡很自然。读者和听者在接受这两条逻辑线索的对转时，不但一点也不勉强，而且体会到一种快感，也就笑得很自在。
如果不是这样，第二条思路不是很自然、很巧地埋伏在原来的思路之中，这个笑话就很粗糙，因而也就谈不上幽默感了。
侯宝林、郭启儒在相声《醉鬼》中说，一个醉鬼倒在马路上，自行车来了，人家劝他起来躲躲，他不躲；汽车来了，人们又劝他，他还是不躲；消防车来了，人家不劝他，他却躲了。
这里有两条逻辑：一条是显性的，醉鬼逻辑，自行车来了，汽车来了，他都不躲，因为他醉了，就不知道危险了。第二条是隐性的，人家根据显性逻辑去推断，就以为消防车来了，他同样不躲，然而他却躲了，这时另一条逻辑，本来是潜在的，冒出来了。消防车不像一般车那样轧了人要偿命的，他再不让就不幽默了，不好玩了。逻辑不一贯到底倒在其次，而他的后果就严重了。让本来显性的逻辑变成隐性的，而本来隐性的逻辑变成显性的，这么一错位就好玩了。
必须说明，显性逻辑和隐性逻辑是在错位中互相对转的，是紧密扭结在一起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各自独立的，就不是二重错位，而是逻辑转移了。
鲁迅在《阿Q正传》中描写阿Q在面临环境的挑战时经常有某种逻辑转移的现象。但是阿Q毫无幽默感，原因是阿Q的第二条思路不是事先有意埋伏在那里，然后巧妙地浮现到表层上来的，而是临时拉来骗自己的。这不是二重复合的错位逻辑，而是二元逻辑。比如，他的头上有癞疮疤，他过强的自尊心使得他忌讳人家说“癞”，甚至说到“赖”，或者推而广之，与癞有关的“光”、“亮”、“灯”、“烛”等都不能容忍。在估量了对手之后，“口讷的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他被打败了，于是改为“怒目而视”，然而还是阻止不了人家嘲弄他，以后每逢有人故意谈到他的头很亮，如保险灯时，他没有办法，只好转移思路：
“你还不配……”这时候，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光荣的癞疮疤，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
虽然阿Q在不遵守同一律，任意转移思路方面和幽默逻辑的错位上有某种共同性，但是他仍不幽默，因为第一，阿Q的思路并非自由转移，而是被迫转移，被迫忍受屈辱；其次，幽默者是明知其幻而故作玄虚，而阿Q却是认真的，因而不是玩笑，不是和对方交流情感，而是自我麻醉。第三，最重要的是它的逻辑结构是互相独立的，而不是统一在一个错位的双重错位逻辑之中的。二元逻辑不是二重复合的，也不是错位的，因而不是幽默逻辑。
跟阿Q逻辑相近的是强词夺理的逻辑，也就根本不讲逻辑，连二重逻辑都不讲。例如《伊索寓言》中狼的逻辑，它要吃小羊，起初说小羊把水弄脏，小羊说狼在上水，它在下水，不可能弄脏狼要喝的水。狼就转移思路，说：去年小羊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小羊说去年自己还没有生下来。狼在理屈词穷之后，说：“反正不是你就是你妈妈。”这也是不遵守同一律，但和阿Q一样，也是二元逻辑。狼后来的思路不是事先埋伏好的隐性逻辑，也没有通过错位逻辑的模式交错，自然地和原来的思路结合在一起，而是生硬地强加于人。
狼和阿Q都是讲歪理，都有思路的变化，但不是思路的错位，因而也就没有落空与落实、困惑与顿悟之转化，不论在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与幽默无缘。
八、“理儿不歪笑话不来”
康德说的“笑是一种紧张期待落空后的感情爆发”，是不周密的。紧张期待的失落，并不一定导致笑的爆发，有时可能是哭，是愤怒。例如：欧美球迷看足球比赛，本来期待自己国家队胜利，结果输了。于是感情爆发，输了的球队队员当场就哭了，球迷也可能大打出手。据说还有个球迷发了神经，虽然不在现场，却把老婆扔出窗外去了。
这就太不幽默了，因为思路太僵化、太不自由了。只有一条思路，无论如何是幽默不起来的。如果要幽默的话，起码得有另外一条思路包含在同一动作中。例如，扔老婆才一出手，就后悔了，又感到老婆还是很可爱的嘛，于是赶紧趁老婆没有落地的时候，跑出去把她接住。这就是华君武在漫画《戒烟》中用过的逻辑，烟斗才扔出去就后悔了，从楼上奔下去，正好把它又接住了。
两条逻辑线索（有决心和没有决心）一交错，就有幽默的味道了。
康德的定义，讲的是笑，已经不完善了，如果用来解释幽默的话，就得修改一下。在我看来，幽默的笑从幽默心理学观之，不仅产生于期待的失落，而且产生于意外的发现或者顿悟。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幽默显性和隐性两条逻辑交错，显性逻辑引起了期待的失落，或困惑，而隐性逻辑悄悄浮现，获得了意外的发现或顿悟。这两方面加起来便有情不自禁的笑，这种笑由于和顿悟或发现结合在一起，因而笑起来就不是肤浅的，而是意味深长的。
我国相声艺人曾经总结过一条经验叫做“理儿不歪，笑话不来”。比康德那个并不差。康德是说期待的失落。为什么会失落呢？我国相声艺人回答说，因为理歪了。那么理是怎样歪的呢？他们没有回答。用我的话来说，就是逻辑被错开了，显性逻辑被隐性逻辑篡夺了。
因而光在一条逻辑线索上失落了，笑了，也不一定是幽默的，只有在另一条逻辑上顿悟了，把失落在两条逻辑的交叉点上非常惊险地哪怕是暂时地统一起来，这时才有幽默的笑。
60年代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中国，杜聿明被介绍给了他，翻译告诉这位英国元帅，杜聿明是一个淮海战役中打败了的被俘的将军，蒙哥马利问那时你有多少士兵，杜聿明说100万，英国元帅奇怪了，100万兵不该打败。杜聿明这时和他幽默起来了，说：“阁下不知他们有多少人，他们有200万。”
这不合事实，当时解放军只有不到100万。他解释说：“我手下的人都跑到他们那边去了。”
原来的思路是解放军在打胜仗以前的人数，这虽然没有讲明，但是心照不宣，可杜聿明就利用这句没有讲出来的话，把思路转移到打胜以后有多少人。
当时蒙哥马利愣了一下，这说明他原来的逻辑预期失落了，可不久就笑了起来，这是因为他在另一条思路引导下获得了一个顿悟，原来杜聿明全军覆没了，他手下的人几乎全都投降了。
这句话没有说出来，可是已含在杜聿明的“歪理”或者在错位（篡位）逻辑之中，蒙哥马利的思路在杜聿明留下的逻辑错位曾经引起困惑的空白中会合了，他们的微笑就是会心的了。
通常我们研究幽默，往往不得要领，原因是总以理性逻辑的框框去套，不由自主地以理性逻辑的一元化（同一律）去抹煞幽默逻辑的二重复合性，因而就看不出幽默逻辑的错位规律。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说是幽默的结构是悬念——渲染——顿悟——发现，这其实是一般情节的结构，从推理小说到言情、武侠小说都不外如此；从逻辑上看，这也是原因——结果的一元结构，这是亚里士多德悲剧情节因果（所谓“结”和“解”）的翻版，根本不是幽默逻辑。理性逻辑权威的长期统治，使得我们许多理论家产生了自卑感，因而我国的幽默研究一直在幽默的大门外徘徊。在我看来，不从一元理性逻辑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就不可能抓住幽默的特殊矛盾。
当然，幽默的错位逻辑只是幽默的二重复合逻辑的一种形态，虽然是十分重要的形态，但是这种形态只存在于广义的喜剧性作品、笑话和日常对话中，幽默的另一种形态是二重逻辑的主从反衬，则存在于更多的非戏剧性文学作品和日常交际之中。笔者当另文阐述。
原载《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