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21日，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乘坐的轿车驶向人民大会堂。这位以独特方式采访过世界上几十位著名活动家的记者，每次采访都能获得成功，因此同行们都称她为“时髦的记者”。
“时髦记者”在越南战争正酣时，曾只身闯入河内，实地采访越战，而后又飞华盛顿，取得了第一手材料；中东战火绵延，危机四伏，她又来到神秘的中东，紧追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阿拉法特和约旦国王侯赛因，让他们谈论中东的和平进程；东西德国酝酿合并，她又出现在波恩；西班牙风云变幻时，她又“转战”西班牙，她成了世界热点的影子。现在，世界都注视中国，都注视着一个新政权如何评价它过世的最具影响的领导人毛泽东，特别是中国刚刚经历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法拉奇敏锐地发现，世界风云人物正在中国，这个人的名字叫邓小平。
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回忆说，法拉奇是于1980年早些时候向我驻意大利使馆提出采访申请的。她说邓小平要辞去副总理职务，退居二线，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在这之前来采访一次。因为她提的问题往往十分尖锐，也可以说是刁钻刻薄，有时简直是挑衅性的，对法拉奇这样的记者采访邓小平，中国外交部开始有点犹豫，没有马上同意。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也很特殊，是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后的第一次，他也觉得有话要说。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在邓小平的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然而在不少重大问题上，党内外的思想还有待统一，国外还存在着许多疑问，特别是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央决定要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经反复讨论，认识尚未完全统一。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同意接见这位记者。那天，当秘书告诉他记者已经到达时，他放下手中的工作，步入人民大会堂118厅。
当时的邓小平虽然已是76岁高龄，却精力充沛，思维敏捷，那天情绪也很好。他曾听说这个法拉奇“很厉害”，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接受采访时，被法拉奇尖锐的提问弄得相当尴尬，发誓再也不接受她的采访。接受她的采访就跟考试一样。但邓小平接受这次采访，并无个人的原因，他想通过这位名记者把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告诉全世界。
法拉奇确实“厉害”，在邓小平招呼她坐下后，竟无一句客套话，开口就直奔主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还要永远地保留下去？”
邓小平本来就是个干脆的人，见法拉奇直奔这个敏感问题，也就不客气，把点燃香烟的火柴放进烟缸，径直答道：“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对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5个手指。”
邓小平：“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去。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法拉奇：“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
邓小平：“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来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法拉奇：“你们对‘四人帮’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邓小平：“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做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法拉奇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得到了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主席的权威信息，但仍然心有不甘。她把话题转向涉及邓小平与毛泽东个人关系的问题：“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小平喷了一口烟，坦率地答道：“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这个话题，邓小平讲起了他三下三上的经历。
法拉奇听后很是惊奇，又好奇地问：“这里有什么秘密没有？”
邓小平笑了：“没有什么秘密。就是觉得我这个人还有点用处。虽然有错误，但总还有点用处。”
法拉奇又问：“很奇怪，你从来没有被他们抓起来，没有开除出党，你是否担心他们会杀你？”
邓小平很坦然：“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
法拉奇似乎是顺着话题向前“误导”：“当时你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邓小平平静地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喜欢气愤，气愤也不解决问题。有不少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活下来？我说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还可以告诉你，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1972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
接着，法拉奇又问及周恩来为何一直能在台上掌权？
邓小平的目光中充满敬佩，恳切地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这时已近中午，邓小平谈兴正浓，言犹未尽。他突然提出，是不是再谈一次。法拉奇求之不得，忙说：“好极了！”其实法拉奇一到北京就提出过最好谈两次。外交部考虑到邓小平工作繁忙，抽出半天接受采访已属不易，不可破例再谈一次，因此没有同意。
8月23日上午，邓小平又就法拉奇提出的有关国际形势、党际关系和对外开放等问题谈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法拉奇听得入神，不停地记笔记。而这些问题并不是她采访的重点，她又冒出一个问题：“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多少分？”
邓小平不假思索地说：“零分以下。”
法拉奇顺势又问：“你对自己怎么评价？”
邓小平含笑答道：“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错误。”
两次谈话共4小时。法拉奇对所提问题都得到直截了当的切中要害的答复，喜出望外。
法拉奇带着访问记录满意地走了。很快，8月31日和9月3日，法拉奇在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分两次全文发表了她对邓小平的访问记录，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各国报纸纷纷转载，并评论说“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法拉奇本人也非常得意，她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中国的领导人中有位邓小平是非常幸福的！”
意大利总统府的秘书长马卡尼科更是赞不绝口地说：“法拉奇是个难以对付的人。她同不少领导人在采访时都谈翻了，可是她对邓小平特别钦佩、尊敬，这很不容易。”
邓小平巧妙而出色地通过法拉奇的笔，给世界所有关注中国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国家和个人，吃了一颗“定心丸”。（详见钱其琛：《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五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毛泽东的去世，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有关他的功绩和错误后人自有评说。在毛泽东去世后，历史选择了邓小平，也可以说是邓小平担起了新的历史使命。而当邓小平也作古时，人们回头一望，惊喜地发现，邓小平给中国带来了又一个春天，这个春天叫“改革开放”，于是我们把这一阶段称为邓小平时代，是最合民心天意的了。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他开创了一个新世纪。人们形象地说，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让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1986年1月6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照片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该年度首期的封面上，成为《时代》周刊评出的1985年“年度人物”。
《时代》周刊每年挑选封面人物，一般在当年的11月间就开始了。这一年，最先被提出来的人物有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南非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黑人主教图图，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以及美国总统里根。但在《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会议的讨论中，这些人物都没有得到高级编辑们的普遍支持。这时，邓小平的名字被提了出来。正巧，《时代》周刊首席驻外记者邓肯刚从北京回来，编辑会议就邀请他发表意见。邓肯谈了四个方面的看法，大力举荐邓小平：1.邓小平在中国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深受人民爱戴，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生活因此得到改善。2.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生活的改善，可以协助保持世界局势的平稳。3.中国经济政策的彻底转变，如果确实有效，将意味着对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提出了另一个选择。4.这个转变，无论在正面上与反面上都将会影响世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
邓肯所举的事实和在事实基础上的推理，一下子就把犹豫不决的高级编辑们说服了。他们又通过投票，选择邓小平为1985年的“年度人物”。
按《时代》周刊通常的做法，高级编辑们投票的结果只是提名，最后一关还要得到周刊总编辑亨利·葛仑瓦德的首肯。葛仑瓦德本人曾率《时代》周刊代表团在1985年10月访问过北京，与邓小平会晤过，邓小平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仍很谨慎，他又问了高级编辑们几个问题。他问：邓小平的政策会不会失败？得到的回答是：中国一般人民都支持他；可能会有高潮低潮，但是回到“文革”时代却不可能。他又问：人民的支持有什么征象？回答是：中国农村新舍的建造是人民生活改善的明证之一。于是葛仑瓦德当场拍板：“好，就用邓小平吧！”后记多年来我写了较多的领袖、将领的传记文学和国共历史上重大事件的纪实作品，每次都经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党史研究室、军事科学院、中央统战部等有关部门审读，经他们指出错讹和提出修改意见，有效地提高了文稿的真实性。此稿亦如此。我对这一阵地上默默工作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敬意。
写作如此长篇巨制，没有朋友的帮助是难以想象的。此次要特别感谢为我提供采访线索和材料、帮助我完成此稿的高玲、黎乐民、闵君、冯声鹤、小贾、小赵、彭一文、刘加利、肖贺等同志，没有他们的参与，写作将困难重重。
作者
200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