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红墙见证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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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为避江青,陈伯达不愿就任“中央文革”组长

细心的记者肯定发现,在毛家湾这个武装集团中常常有一位文人光顾。他就是叶群亲切地称为“老夫子”的陈伯达。

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是康、江、张、姚等人中的领头羊,怎么会迷途闯进了毛家湾的羊圈里了?

事情有一个过程。

据叶永烈所著《陈伯达传》记载,陈伯达多年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对于江青此人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心狠手辣、心胸狭窄的品性是颇为了解的。正因为这样,最初要他出任“中央文革”组长,他曾再三推辞。陈伯达说,他不愿当组长,并不在于“中央文革”本身,而在于江青是副组长。他深知,他“领导”不了江青,无法当组长。然而,毛泽东提名他为“中央文革”组长,他不得不从命。

据陈伯达回忆,1966年7月9日夜,周恩来打电话给他。周恩来说,翌日见报的两条新华社电讯,要写上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这将是他的这一职务第一次公开见报。

那是在7月9日这天,刘少奇接见了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当晚,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陶铸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新华社为此登出两条电讯加以报道,内中都要写及陈伯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

在电话中,陈伯达请周恩来转告新华社,在电讯中不要写及他的“中央文革”组长职务,因为他想在适当时机辞去这一职务。周恩来没有同意。翌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报都刊载了这两条电讯。

在“文革”初期,陈伯达曾和江青有过合作,他也曾为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露面而吹喇叭,抬轿子。这倒不是因为江青有什么学问或能力,而是因为她的特殊身份。陈伯达想给她留下一个好印象,以便通过她,让这种好印象传到毛泽东那里。同时,在“文革”之初,江青这个刚刚扯起大旗的“旗手”也有求于陈伯达。陈伯达当时作为“理论家”还挺有权威性,江青需要向他“学习”,所以经常在公众场合露面时,陈伯达身边总坐着江青,江青“谦虚”地为他那难懂的福建话当翻译。当陈伯达发明了所谓“刘邓路线”,起草了《五一六通知》,炮制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以后,江青就极力吹捧他,说陈夫子“点子多”。而在那篇《纪要》的润色和出笼,陈伯达又为江青帮了忙。后来,陈伯达以为自己的权威已经震慑了江青,也以为江青对他推心置腹了。所以有时也要以“组长”的身份说话。那是1966年7月26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到北京大学。江青在大庭广众之下讲了许多与“文化大革命”无关的琐事,特别一提起自己过去如何“受压”,就激动起来,甚至挥泪不止。正是大热天,陈伯达实在听不下去了,就从座位上站起来,走近江青,轻轻地碰碰她的肩头,低声说:“我想你现在应该停下来。”江青圆睁双眼,吃惊而生气地盯着陈伯达,然后继续说下去。

陈伯达碰了一鼻子灰,并不以为然,他知道江青性格如此,所以在轮到他讲话时,照样吹捧了一番江青。说“江青同志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她是打头阵的”,等等。

可是江青并不领情,以后越发不把陈伯达当一回事了,事事自己说了算。陈伯达的组长职务形同虚设。初期时常参加会议的刘志坚曾回忆说:不管原定是几时开会,如江青不到场,陈伯达是不轻易宣布开会的。江青一到,会议立即开始。陈伯达仅仅说出“开会”两字,接着滔滔不绝讲话的就是江青。所以,江青实际上是“中央文革”的核心人物。

江青不把陈伯达放在眼里,“中央文革”里面的几个年轻一点的成员也如法炮制,不把陈伯达当回事,顶撞、话里带刺的事常有发生。时间一长,陈伯达的情绪大受影响,有时他就采取怠工的方式应付。当时江青、康生常常借看电影的名义开会。陈伯达不想参加,就告诉秘书:“回答他们,就说我刚吃了安眠药,不能参加。”陈伯达不来,江青、康生当然不满意,就冲他吼:“你又不想干了?”陈伯达发牢骚说,这就像三娘教子,提着你的耳朵说:干不干?不干不行!毛泽东批评陈伯达“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以后,他曾经“很紧张,想自杀”。他对王力说:“我查了书,拉法格(巴黎公社领导人,与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结婚)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后来,经过周恩来和他谈了几小时话,他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陈伯达对于江青的越权,“少壮派”的无礼,很少表示非议。在旁人看来,陈伯达只要在名义上主持“中央文革”工作,在社会上仍是“中央文革”组长,就什么都能忍下去。他不愿与江青分庭抗礼,只求相安无事。所以对江青总是迁就、奉迎,甚至助纣为虐。他想用这种办法,化解与江青的矛盾。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帮助江青“收材料”。

那是1968年2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忽然说:“上海有人给我来信,说社会上有流传的油印材料,是关于我的。大家讨论讨论吧,看怎么办?”

平时讷讷不善言辞的陈伯达,突然说话利索起来:“收回来。”

江青认为只收回材料还不解气,又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材料肯定是从上海公安局传出来的,他们那里有。他们多少年来就在整我们的黑材料。他们是资产阶级专政机关,专门专我们无产阶级的政,他们吃的是农民种的粮食,还有革命良心吗?”

既然江青有如此要求,陈伯达马上顺从:“把那些与材料有关的人,带来北京,我们要派专人去。”

有人提议吴法宪去。吴法宪还谦虚了一番:“不行不行。春桥同志在上海,他不会听我的。”

陈伯达还挺有办法:“我们给你写一张‘授权书’。有这个‘圣旨’差不多了。”他边说边在一张纸上写了:“现授权吴法宪同志前往上海,全权处理有关江青同志黑材料一事,请予支持。”他让所有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成员都签了名。

吴法宪带着“授权书”到了上海,在张春桥密切配合下,逮捕了上海市主管政法的书记梁国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王赤坡、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处长王济普等26人,分别押送到北京,关进监狱。4天以后,吴法宪又飞到杭州,执行了同样的任务,逮捕了浙江公安厅负责人,并到北京卫戍区关押。陈伯达帮助江青掩盖自己和亲属的历史污迹,还卖力地为其加官晋级。凭着他与叶群的“师生之谊”,有一次他把叶群叫到钓鱼台,对她说:“前些天,我在三〇一医院看病,江青同志去看我。她让我对你讲……她自己不好讲,不好对林彪同志讲,她求你跟林彪同志讲一讲。她作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不能参加中央军委会,很不方便。她还讲,她在军队没有职务,对军内的文化革命问题不好讲话。”

叶群被“老夫子”这一大堆转折词弄糊涂了:“她的意思是……”

“她的意思是列席中央军委会,很想在军队中有个职务。”

叶群狡猾得很:“你是中央文革组长,又是中央常委,你替她说么。”

“这样的事情,我在主席那里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我讲了,主席很快就会发现我是受江青之托,那样主席也会为难。江青同志的意思……最好请林彪同志讲。”

叶群答应下来:“那好,我代表林彪同志把这事包了。”

果然时隔不久,江青收到一份林彪签发的中央军委命令,委托江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陈伯达对江青的一番诚意,只是缓和了一下他与江青的关系。

然而,自从他生了一场病,中共中央于1966年8月30日登出《关于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以后,“中央文革”的实权就握在江青手中,虽然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仍与江青保持着“联盟”,一起反对陶铸,一起打倒刘、邓,但是他与江青的矛盾日深。特别是江青的“嫡系”张春桥、姚文元,在“文革”中的地位扶摇直上,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最后,“中央文革”只剩下5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那4个人联合起来反对他,陈伯达完全处于孤立地位。后来陈伯达搬出了钓鱼台,回到北京米粮胡同家中居住。

江青对陈伯达动不动板面孔,陈伯达一般都忍着。可是也有忍无可忍的时候,有时他也会报复一下。

那是1966年底的一次通气会。会上谈到了社会秩序的一片混乱,打砸抢盛行,党组织基本上瘫痪,学校没人管,工厂也停了产。很少出席会议的毛泽东也为此皱起了眉头。他主张:“学生老是这样闯,谁的话也不听了,派军队干部去训练学生吧。实行军训,加强纪律性。”

与会者都在认真地听着,毛泽东的话是至高无上的,何况大部分人对社会的混乱担忧,希望毛泽东发句有利于安定的话。可突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尖叫声:“我有意见,你们总不让我民主,不让我说话!”

是江青。也唯有她敢在这种场合跳出来。她盯住一件事,那就是“揪贺龙”。

“现在不讨论此事。”毛泽东淡淡地说。

“毛主席!”江青站起来,半是发嗲,半是发疯,她大声冲着毛泽东叫道:“毛主席,你不让群众起来,我就要造你的反了!”

毛泽东不做声,低头看文件。他希望以沉默平息江青的激动。可是在旁边的直率的谭震林憋不住了,他怒视江青:“你这是干什么?毛主席是我们全党的主席,全国人民的主席,今天是中央会议的主席,在这讨论国家大事的庄严会议上,你有什么权利胡闹?”

谭震林气得怒发冲冠。坐下时,嘴里还在嘟囔:“什么东西!”

他的声音震得会场静无声息,空气异常紧张。因为人们都了解江青的性格,她是不服人的,特别是在公众场合。果然,在静寂中,只听见她“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毛泽东也极不愉快,说了一句:“散会!”自己先自离开会场。

大部分人迅速离开会场,怕再引起波澜,把自己卷进去。可陈伯达却一副乐在心中的姿态,他慢悠悠地走到江青面前,望望在那里抽泣的泼妇,不冷不热地说:“太悲要伤心的,制怒,制悲。”顺势又开导起江青,“你今天也太过分了一点。我都替你感到难堪。这是开会,不是在家里。”

他说得不紧不慢,有板有眼,颇有些得意。可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只见江青呼地跳起来,扑了上去,一把揪住陈伯达军装的衣领子,用力一拽,把他的领章给揪了下来,嘴里大喊大叫:“你不配穿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我把你的领章,还有帽徽撕掉!你知道军帽上的红五星象征什么吗?嗯?”

毫无准备的陈伯达一下陷入被动,只顾解释起来:“又不是我自己要穿军装的!”

他反被江青训了一顿:“你这个窝囊废,我瞧不起你!”

江青骂够了,哭丧着脸走了。快到门口处,还回过头来重复了一句:“我就是瞧不起你!”

陈伯达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他发现没有人理他,与会者不少人是跟在江青屁股后面走出大门的,而他身边空无一人,只有一股股寒气从门外袭来……(参考叶永烈:《陈伯达传》,人民日报出版社;周国全、郭德宏:《动乱中的陈伯达》,安徽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