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的记者肯定发现，在毛家湾这个武装集团中常常有一位文人光顾。他就是叶群亲切地称为“老夫子”的陈伯达。
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是康、江、张、姚等人中的领头羊，怎么会迷途闯进了毛家湾的羊圈里了？
事情有一个过程。
据叶永烈所著《陈伯达传》记载，陈伯达多年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对于江青此人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心狠手辣、心胸狭窄的品性是颇为了解的。正因为这样，最初要他出任“中央文革”组长，他曾再三推辞。陈伯达说，他不愿当组长，并不在于“中央文革”本身，而在于江青是副组长。他深知，他“领导”不了江青，无法当组长。然而，毛泽东提名他为“中央文革”组长，他不得不从命。
据陈伯达回忆，1966年7月9日夜，周恩来打电话给他。周恩来说，翌日见报的两条新华社电讯，要写上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这将是他的这一职务第一次公开见报。
那是在7月9日这天，刘少奇接见了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当晚，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陶铸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新华社为此登出两条电讯加以报道，内中都要写及陈伯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
在电话中，陈伯达请周恩来转告新华社，在电讯中不要写及他的“中央文革”组长职务，因为他想在适当时机辞去这一职务。周恩来没有同意。翌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报都刊载了这两条电讯。
在“文革”初期，陈伯达曾和江青有过合作，他也曾为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露面而吹喇叭，抬轿子。这倒不是因为江青有什么学问或能力，而是因为她的特殊身份。陈伯达想给她留下一个好印象，以便通过她，让这种好印象传到毛泽东那里。同时，在“文革”之初，江青这个刚刚扯起大旗的“旗手”也有求于陈伯达。陈伯达当时作为“理论家”还挺有权威性，江青需要向他“学习”，所以经常在公众场合露面时，陈伯达身边总坐着江青，江青“谦虚”地为他那难懂的福建话当翻译。当陈伯达发明了所谓“刘邓路线”，起草了《五一六通知》，炮制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以后，江青就极力吹捧他，说陈夫子“点子多”。而在那篇《纪要》的润色和出笼，陈伯达又为江青帮了忙。后来，陈伯达以为自己的权威已经震慑了江青，也以为江青对他推心置腹了。所以有时也要以“组长”的身份说话。那是1966年7月26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到北京大学。江青在大庭广众之下讲了许多与“文化大革命”无关的琐事，特别一提起自己过去如何“受压”，就激动起来，甚至挥泪不止。正是大热天，陈伯达实在听不下去了，就从座位上站起来，走近江青，轻轻地碰碰她的肩头，低声说：“我想你现在应该停下来。”江青圆睁双眼，吃惊而生气地盯着陈伯达，然后继续说下去。
陈伯达碰了一鼻子灰，并不以为然，他知道江青性格如此，所以在轮到他讲话时，照样吹捧了一番江青。说“江青同志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她是打头阵的”，等等。
可是江青并不领情，以后越发不把陈伯达当一回事了，事事自己说了算。陈伯达的组长职务形同虚设。初期时常参加会议的刘志坚曾回忆说：不管原定是几时开会，如江青不到场，陈伯达是不轻易宣布开会的。江青一到，会议立即开始。陈伯达仅仅说出“开会”两字，接着滔滔不绝讲话的就是江青。所以，江青实际上是“中央文革”的核心人物。
江青不把陈伯达放在眼里，“中央文革”里面的几个年轻一点的成员也如法炮制，不把陈伯达当回事，顶撞、话里带刺的事常有发生。时间一长，陈伯达的情绪大受影响，有时他就采取怠工的方式应付。当时江青、康生常常借看电影的名义开会。陈伯达不想参加，就告诉秘书：“回答他们，就说我刚吃了安眠药，不能参加。”陈伯达不来，江青、康生当然不满意，就冲他吼：“你又不想干了？”陈伯达发牢骚说，这就像三娘教子，提着你的耳朵说：干不干？不干不行！毛泽东批评陈伯达“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以后，他曾经“很紧张，想自杀”。他对王力说：“我查了书，拉法格（巴黎公社领导人，与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结婚）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后来，经过周恩来和他谈了几小时话，他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陈伯达对于江青的越权，“少壮派”的无礼，很少表示非议。在旁人看来，陈伯达只要在名义上主持“中央文革”工作，在社会上仍是“中央文革”组长，就什么都能忍下去。他不愿与江青分庭抗礼，只求相安无事。所以对江青总是迁就、奉迎，甚至助纣为虐。他想用这种办法，化解与江青的矛盾。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帮助江青“收材料”。
那是1968年2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忽然说：“上海有人给我来信，说社会上有流传的油印材料，是关于我的。大家讨论讨论吧，看怎么办？”
平时讷讷不善言辞的陈伯达，突然说话利索起来：“收回来。”
江青认为只收回材料还不解气，又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材料肯定是从上海公安局传出来的，他们那里有。他们多少年来就在整我们的黑材料。他们是资产阶级专政机关，专门专我们无产阶级的政，他们吃的是农民种的粮食，还有革命良心吗？”
既然江青有如此要求，陈伯达马上顺从：“把那些与材料有关的人，带来北京，我们要派专人去。”
有人提议吴法宪去。吴法宪还谦虚了一番：“不行不行。春桥同志在上海，他不会听我的。”
陈伯达还挺有办法：“我们给你写一张‘授权书’。有这个‘圣旨’差不多了。”他边说边在一张纸上写了：“现授权吴法宪同志前往上海，全权处理有关江青同志黑材料一事，请予支持。”他让所有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成员都签了名。
吴法宪带着“授权书”到了上海，在张春桥密切配合下，逮捕了上海市主管政法的书记梁国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王赤坡、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处长王济普等26人，分别押送到北京，关进监狱。4天以后，吴法宪又飞到杭州，执行了同样的任务，逮捕了浙江公安厅负责人，并到北京卫戍区关押。陈伯达帮助江青掩盖自己和亲属的历史污迹，还卖力地为其加官晋级。凭着他与叶群的“师生之谊”，有一次他把叶群叫到钓鱼台，对她说：“前些天，我在三〇一医院看病，江青同志去看我。她让我对你讲……她自己不好讲，不好对林彪同志讲，她求你跟林彪同志讲一讲。她作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不能参加中央军委会，很不方便。她还讲，她在军队没有职务，对军内的文化革命问题不好讲话。”
叶群被“老夫子”这一大堆转折词弄糊涂了：“她的意思是……”
“她的意思是列席中央军委会，很想在军队中有个职务。”
叶群狡猾得很：“你是中央文革组长，又是中央常委，你替她说么。”
“这样的事情，我在主席那里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我讲了，主席很快就会发现我是受江青之托，那样主席也会为难。江青同志的意思……最好请林彪同志讲。”
叶群答应下来：“那好，我代表林彪同志把这事包了。”
果然时隔不久，江青收到一份林彪签发的中央军委命令，委托江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陈伯达对江青的一番诚意，只是缓和了一下他与江青的关系。
然而，自从他生了一场病，中共中央于1966年8月30日登出《关于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以后，“中央文革”的实权就握在江青手中，虽然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仍与江青保持着“联盟”，一起反对陶铸，一起打倒刘、邓，但是他与江青的矛盾日深。特别是江青的“嫡系”张春桥、姚文元，在“文革”中的地位扶摇直上，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最后，“中央文革”只剩下5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那4个人联合起来反对他，陈伯达完全处于孤立地位。后来陈伯达搬出了钓鱼台，回到北京米粮胡同家中居住。
江青对陈伯达动不动板面孔，陈伯达一般都忍着。可是也有忍无可忍的时候，有时他也会报复一下。
那是1966年底的一次通气会。会上谈到了社会秩序的一片混乱，打砸抢盛行，党组织基本上瘫痪，学校没人管，工厂也停了产。很少出席会议的毛泽东也为此皱起了眉头。他主张：“学生老是这样闯，谁的话也不听了，派军队干部去训练学生吧。实行军训，加强纪律性。”
与会者都在认真地听着，毛泽东的话是至高无上的，何况大部分人对社会的混乱担忧，希望毛泽东发句有利于安定的话。可突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尖叫声：“我有意见，你们总不让我民主，不让我说话！”
是江青。也唯有她敢在这种场合跳出来。她盯住一件事，那就是“揪贺龙”。
“现在不讨论此事。”毛泽东淡淡地说。
“毛主席！”江青站起来，半是发嗲，半是发疯，她大声冲着毛泽东叫道：“毛主席，你不让群众起来，我就要造你的反了！”
毛泽东不做声，低头看文件。他希望以沉默平息江青的激动。可是在旁边的直率的谭震林憋不住了，他怒视江青：“你这是干什么？毛主席是我们全党的主席，全国人民的主席，今天是中央会议的主席，在这讨论国家大事的庄严会议上，你有什么权利胡闹？”
谭震林气得怒发冲冠。坐下时，嘴里还在嘟囔：“什么东西！”
他的声音震得会场静无声息，空气异常紧张。因为人们都了解江青的性格，她是不服人的，特别是在公众场合。果然，在静寂中，只听见她“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毛泽东也极不愉快，说了一句：“散会！”自己先自离开会场。
大部分人迅速离开会场，怕再引起波澜，把自己卷进去。可陈伯达却一副乐在心中的姿态，他慢悠悠地走到江青面前，望望在那里抽泣的泼妇，不冷不热地说：“太悲要伤心的，制怒，制悲。”顺势又开导起江青，“你今天也太过分了一点。我都替你感到难堪。这是开会，不是在家里。”
他说得不紧不慢，有板有眼，颇有些得意。可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只见江青呼地跳起来，扑了上去，一把揪住陈伯达军装的衣领子，用力一拽，把他的领章给揪了下来，嘴里大喊大叫：“你不配穿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我把你的领章，还有帽徽撕掉！你知道军帽上的红五星象征什么吗？嗯？”
毫无准备的陈伯达一下陷入被动，只顾解释起来：“又不是我自己要穿军装的！”
他反被江青训了一顿：“你这个窝囊废，我瞧不起你！”
江青骂够了，哭丧着脸走了。快到门口处，还回过头来重复了一句：“我就是瞧不起你！”
陈伯达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他发现没有人理他，与会者不少人是跟在江青屁股后面走出大门的，而他身边空无一人，只有一股股寒气从门外袭来……（参考叶永烈：《陈伯达传》，人民日报出版社；周国全、郭德宏：《动乱中的陈伯达》，安徽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