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反“二月逆流”可以说是林江两大集团合作完成的最大工程。当他们庆祝“工程”竣工之时，由于个人野心的利害冲突，两大集团又开始了拉锯式的磨擦。这次磨擦在黄永胜出国问题上表现得特别突出。
本来黄永胜出国，去参加1968年11月份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党代会的事，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前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内定的。可是代表团临出发前，江青却发出一纸禁行令，坚决反对黄永胜出访。理由很简单：他不配！当时知情人很少，不知情的人便十分惊讶，江青为何要阻止黄永胜出访？这本来是一件不大的事。
叶群自然知道其中的奥妙。但她怕外界议论，便有意掩盖真相。可她又是一个破嘴，细心的人便很容易从她的情绪和只言片语中得知一二。
前面已经提到，黄永胜是在打倒“杨余傅”之后，取代杨成武升为总参谋长的，并任改组后的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对于林彪的委以重任自然感激不尽，可又很犯愁。因为他长期从事一方局部工作，一下子担此重任，不免手脚生疏，力不从心。特别是当时毛家湾和钓鱼台像两座山一样立在他后面，他作为总参谋长，事关全军，两座山哪座也不能得罪，他夹在中间，日子很不好过。他毕竟是个军人，对林彪自然是忠诚不二，可对钓鱼台的“文人”们难以融洽，特别是对江青，喜怒无常，摸不准她的脾气，自然也讨不得好。江青也在暗暗观察黄永胜，看其对自己有几分热情，无奈越看越别扭，谈不到一处去。
叶群仰其鼻息，江青不满意，她也不好说什么。秘书就听她随口说过：“黄批出的文件，钓鱼台都不愿意看。”她还透露：“这个总长的人选不大理想。”
1968年6、7月间，秘书张云生在人民大会堂值班。一天，叶群带回一份文件，让他看后讲给林彪听。叶群交代：“这是11楼批出的文件，她让我送给首长看。我去送，就得我亲自讲。但我去讲，首长听了肯定不耐烦。我这个角色也太难哪！”叶群推脱的，都不是什么好事，只不过说得好听罢了。她想了一下，又说：“给首长讲过之后，你们替他在江的批件上画个圈就行了。首长不必表态。”
张云生拿过文件看了看。这是中央专案组的一份报告。江青在上面密密麻麻地批了许多话。专案组的报告本身并不怎样引人注意，令人吃惊的是江青那些怒气冲冲的批语。报告开头写的是“江青、永胜……”等4个人的名字，大概这4人是这个专案小组的负责人。黄永胜在他的名字上画了圈，并批了三个字：“拟同意。”另外两人也已圈阅。从江青的批语看，她是最后看到这份文件的。也许就是由于这一条，才引发了江青的歇斯底里。她批的大意是：我（江青）是这个专案小组的主要负责人，黄永胜有什么资格越过我批这份文件？这是夺了我的权！这是黄永胜有政治野心……
仅此而已黄永胜就背了个大黑锅，足见江青的霸气。
张云生也觉得好笑，便问叶群：“我给首长讲这份文件时，如果首长问，黄为什么不先把文件送江青批，我怎样回答？”
“11楼最近的身体不大好。”叶群说，“她交代过，一个月之内不要送给她文件看。”江青也真是自作多情：一个月都不批的文件有什么重要？
张云生还是想不通：“她交代过不看文件了，为什么还责怪别人越过她，夺了她的权？”
叶群眉头一皱：“你问我，我问谁去？”看来她也搞不太清楚。
张云生有些不安地给林彪讲文件。凭他的经验，他想林彪可能要为江青的无理发一通怒火。可结果并不是这样。林彪听后，什么话也没说，表情也没变化。林彪的城府的确很深。他在工作人员面前从来都是含而不露。
此事过后不久，又有一份江青批的文件到达毛家湾，是江青要林彪和毛泽东看的。原件是中央文革的一个记者写给江青的信，信中反映说，在中南的几个省份，“造反派”正在受压，“保守派”正在得势。许多地区虽然成立了革委会，但多是“老保”掌权，那里仍是一片“白色恐怖”。在那里工作过的中央文革记者，也一个个被当作“坏头头”揪斗，至少是被排挤、压制。来信人认为，这根子不仅在广州军区，而且广州军区的上头还有。来信人并未点出“广州军区上头”的根子是谁，但很容易就猜出是黄永胜。
江青又在上面批了许多话。大意是说，她看了这封信后非常气愤。她认为信中反映的情况不仅中南各省有，而且在全国其他很多省份也都存在。她提出必须揪出这个“根子”。她还建议用中央名义把这封来信和她的批语转发全国，以引起普遍注意。
当张云生将这个文件讲给林彪听了之后，林彪仍是反应冷淡，只是问：
“这份文件主席看过了吗？”
“主席还没看。”
“先送主席看。”林彪选择了又省事又不担风险的办法。
秘书照办。但这份文件到了中南海之后，再也没有回音。
没有回音就可以理解为主席不同意，至少不积极。也就是说江青的设想落空了。
果然不几天后，叶群从外边开会回来，就冲着几个秘书喊起来：“黄出国了！这可真是不易啊！黄出国本是中央内定的，可是临要动身了，有人又出来反对。弄得没办法，只好请主席决定。主席点头了，问题才解决了。”
很明显，叶群乃至整个毛家湾还是站在黄永胜一边的。从骨子里说，林彪还是信赖他的几员干将的。秘书们也发现，自此，毛家湾与钓鱼台之间的关系起了质的变化，双方的阵营也日渐分明。在明处，他们还继续在互相捧场；但在暗地里，却开始了一连串的勾心斗角。暂时看，双方势均力敌，谁一时也吃不了谁。但到头来，在利害冲突无法调和的时候，总会有一天公开摊牌的。然而究竟谁在最后占上风，并不取决于他们自己，而要看政治天平的重心倾向哪一方了。
黄永胜出了国，江青在此事上没有得逞，心中憋着一股怒气，一直想找机会出出气。江青与黄永胜也没有什么私人交往，见面时，不是迎送外宾就是开会。黄永胜作为军委办事组组长，就怕江青一伙给他出难题，所以开会时总盼着叶群能出席。而狡猾的叶群不愿夹在江青和黄永胜之间，得罪一方，就借故不来，或者派秘书去记录。有一次开会，她又叫张云生去作代表。
张云生也不愿去，对叶群说：“军委办事组开会，林办派秘书去列席，有这个必要吗？”
叶群也说没必要，又解释说：“但黄一定要求去，不去一个人也不好。中央文革提出总政军管会主任的人选不合适，要换一换。黄为这个事很伤脑筋。他给我来电话，说军委办事组下午开会讨论这个问题，请我参加一下。这是个难题，我才不去呢。我和黄说好了，派个秘书去旁听一下，把他们讨论的情况记下来，回来向首长报告。其实不去也行，但黄最近的日子不大好过。去个人听一下，也是表示对他的支持。你的任务就是带个耳朵去听，带支笔作个记录，别的就没你的事了。”
张云生提上公文包，赶到京西宾馆的一个会议室，几个军委办事组成员都正在那里坐等林办的人到来。在会议桌旁的一端坐着黄永胜，两侧分别坐着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黄永胜看见张云生进来，和他打了招呼，让他坐在吴法宪的旁边。
“张秘书，”黄永胜对他说，“我们刚开始研究。我们讨论的是总政军管会的人选，王宏坤同志如果不行，派谁去更合适些。你来听听好，回去后向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汇报。”他见张云生打开本子准备记录，就对其他人说：“大家说说吧，看派谁去好？”
会场顿时沉寂下来。再看军委会那些成员：李作鹏总是板着脸，加上那副黑眼镜，很难看出他是在闭目思索，还是睁着眼打量别人；吴法宪则很少能安静，两个短胳膊支在桌上，动着嘴唇但不出声；邱会作坐得很直，不停地眨着眼；他右边的刘贤权只顾低着头看文件，谁也不说话。
“怎么样？谁先谈谈？”主持会议的黄永胜催促着大家发言。
吴法宪第一个响应，带头发言说：“这是个难题，议论几次了，也拿不出个好主意。”
“拿不出也得拿，不拿行吗？”黄永胜一听吴法宪的发言等于没说，便性急地发起牢骚。
“说总政军管会右倾，怎样才算不右倾？”李作鹏话有所指，“说王宏坤同志不行，谁行？”
“张秀川怎么样？”吴法宪试探地问。
海军中的将领自然李作鹏最有发言权。他一口否定：“他不行！”
吴法宪又提了好几个人的名字。
黄永胜直摇头：“都不理想。”
“要派一个不右倾的人去替王宏坤，这个人选还真不好找。”李作鹏也拿不出主意。
“派我们几个去，也搞不好。”黄永胜更泄气。
几个人愁眉苦脸，抓耳挠腮，就是找不出一个合适人选。倒不是他们心中无人，而是不知应该让谁去。因为反对“右倾”的王宏坤，逼军委办事组换人的是钓鱼台；而黄永胜一则要听命于江青，更重要的是要向毛家湾领命，可是，毛家湾只派了个“耳朵”来，并没有带来“林总”的旨意，他们仍是在河流里观望，不知应该叫谁上台。因为有林彪的秘书在场，他们又要把他们的为难说出来，又不敢说得太直露，所以都是吞吞吐吐，说半句留半句。主持会议的黄永胜犯了难，只好宣布不讨论了。他对张云生说：“张秘书，我们只好讨论到这里了。你回去把我们讨论的情况向林副主席汇报，我们不是不想换人，而确实选不出更合适的人来。最后林副主席有什么指示，我们照办。”
张云生离开会场时，吴法宪跟到了走廊，拍着张秘书的肩膀说：“这个事我们真为难哪！总政的主任、副主任全都靠边站了，副部长以上干部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被打倒了或靠边了，还说是右倾；解放军报社也是 这样，站住的人没有几个了，还是右倾吗？我们确实不好说，得林副主席说几句话，不然我们顶不住！”
张云生回到毛家湾就要给叶群汇报。可叶群又去了钓鱼台。等到第二天中午，张云生才给她讲起昨天的情况。可是没说几句，就被她岔开了。她说：
“别详细讲了。我和黄通过电话，情况已经知道了。”
“黄总长让我向首长汇报，说最后按首长的指示办。”
“也不用了。我去和首长讲，你讲不清楚。我也难哪！我得两边和稀泥。”
此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不知是不是叶群和稀泥的结果。
又一次风波起于“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
1969年2月的一天下午，林彪从毛泽东处开会回来，把秘书张云生和李春生叫去。
“主席召集会议研究决定，准备最近召开‘九大’。”林彪慢吞吞地说。“主席让我作政治报告，并说，这次报告不用事先写成稿子，叫我口头讲，然后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对外发表，就摘用记录稿。我提出，我党代表大会上正式作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给写个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会那样，我另作一个口头报告，但对外发表，还是以中央正式通过的稿子为准。主席同意了，最后决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起草政治报告。”林彪并不看他的听讲对象，自己整理了一下思路，又说：“但是你们都知道，我向来很不习惯念别人写成的稿子，而只愿意顺口讲。因此，我想搞个平行作业：既准备一个正式发表的稿子，又准备一个我口头讲话用的‘条子’。这个‘拉条子’的任务，由你们帮助我来搞。我这次作口头讲话，还是用十二中全会上讲的那六个题目。”
林彪向来不喜欢啰嗦，这已经算讲得比较多了。
秘书们难以从林彪简短的讲话中把握稿子的内容，就去请示叶群。
可叶群对此并不热心：“首长叫‘拉条子’，你们就拉吧。”
秘书面有难色。叶群斜睨了一眼，又说：“但我看不能指望‘拉条子’。老夫子是大秀才，又是中央文革组长，还有张、姚两个笔杆子，人家写的东西不比你们强百倍？就是‘拉条子’，光靠你们两个加上老虎也不行，还得另调人。”
于是，根据叶群的布置，又分别从空军、沈阳军区以及军委办公厅调来几个“笔杆子”，帮助林彪“拉条子”。但是尽管如此，叶群并不具体过问，她把希望完全寄托在钓鱼台的几个“大秀才”身上，对毛家湾的几个“土秀才”不抱什么希望。
2月下旬，林彪把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召到毛家湾，商量“九大”政治报告起草的事。林彪会客，向来不让工作人员在场，但负责迎送的工作人员不准擅离岗位。张云生就在林彪门外等着他们谈话的结束。大约不到一个小时，陈伯达等三人就从里面出来了。在他们分别登上自己的汽车以前，张云生听到张春桥、姚文元都对陈伯达说：“你就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看起来他们在一起商谈得很顺利。
其实不然。在这以后的几天里，陈伯达准备写十个题目，到3月中旬才交出来三个题目的初稿。没想到，这个半成品却在钓鱼台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一天深夜，毛家湾的工作人员正在准备吃夜餐，叶群从钓鱼台回来了。她慌慌张张地走进秘书办公室，用一种急不可待的口吻对张云生说：“老张，快把所有参加‘拉条子’的人给我叫来，我要亲自给他们开个会。我要不催，别人是不会着急的。”
张秘书遵命将“拉条子”的人一个个请到毛家湾，听叶群训话。
“我对你们说，你们给首长在‘九大’讲话‘拉条子’，现在可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我刚从钓鱼台开会回来。我们讨论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一部分初稿，争论非常激烈。有的人说陈伯达的稿子是鼓吹唯生产力论，我没表态。但陈伯达写的东西都挨批了，你们搞的东西还能有把握吗？我不亲自抓，你们也可能放黄枪，首长也跟着你们放黄枪，那个责任谁来负？现在你们都说说，你们分工拉的那些‘条子’究竟写了些什么，我来把把关。”
“拉条子”的人们一一向叶群汇报。她一边听，一边插话，听了一阵，她显然感到疲倦了，于是宣布收场：“今天就说到这儿。总之，你们要抓紧，限你们在三天之内交卷！”
叶群对不想管的事漫不经心，对她要管的事总是火急火燎。还不到三天，她就从钓鱼台回来吹风说，陈伯达迟迟写不出报告稿，误了“九大”的召开，因此主席决定改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张、姚负责执笔。张、姚的笔头比陈伯达快得多，仅仅用了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就把报告的初稿突击出来了。与此同时，陈伯达那个业已被废的初稿也全部写出来了。两个初稿都用铅字排成清样，分送主席、林彪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叶群还透露，中央文革碰头会只讨论了张、姚写的那个稿子，陈伯达借机反唇相讥，说它是一个“伯恩斯坦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但没人理睬。
康生也给毛家湾来电话，向林彪极力推荐张、姚的稿子。他这个电话是打给叶群的，叶群作了记录，让林办保密室存档。康生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分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
“康老的电话，由我向首长讲。”叶群对张云生说，“张、姚写的稿子，我只能向首长讲文革碰头会讨论的情况；稿子的内容就由你们去讲了。老夫子的稿子已经不能用了，但他坚持印出来，还托我劝首长看一看。说是首长看，实际上还得靠你们去讲。我是同情老夫子的，只能对他说首长已经看过他的稿子了，这是为了给他一点安慰。但你们给首长讲的时候，不要讲得太细，以防止首长脑子一热，又对老夫子的东西发生了兴趣。至于张、姚的稿子，文革是讨论过了，但还不知道主席的态度，可等主席有了态度之后再说。”
“我们‘拉条子’的事怎么办？”张云生问叶群，因为她规定的三天限期已过，除林立果以外，其余各部分都已突击出来了。“已经初步形成的‘条子’，主任什么时候看？”
“我不想看。”叶群总是随着政治气候忽冷忽热，“等一等再说吧。”
就在那几天里，毛泽东对张、姚稿子的批示传到了毛家湾。毛泽东的批示大意是：此稿基本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有些内容还要改写。对于如何写，毛泽东也作了具体批示。
张云生及时将毛泽东的批示报告林彪。林彪问：“张、姚写的稿子，你们看过了吗？”
张云生回答：“看过了。我现在就想给首长讲讲它的大意。”
“现在不用讲。他们还要修改，等改过了再说。”林彪又问，“陈伯达写的稿子，你们也看过了吗？”
“看过了。”
“把两个稿子比较一下，它们哪一个好一些呢？”
“很难说。”张云生说的是实话，因为一则有主席的批语，二则不清楚林彪的倾向，不好妄加评论。万一说的不对林彪的心思，就把自己牵涉进去了。
“不要紧，你说说看。”林彪似乎看出了张云生的顾虑，反而鼓励起他，脸上还露出难得的微笑。
张云生还在回避：“两个稿子，如果叫我写，我都写不出来。”
“不要迷信那些大秀才！”林彪脸上的微笑早已换成了轻蔑。“你们可以研究一下，他们写的东西中有哪些可取之处；在给我‘拉条子’的时候，把能吸收的吸收过来。但他们作的官样文章，这一点不要学。”
“我们拉的‘条子’，已经差不多了。首长什么时候能听一听？”
“不急。弄好了，先放在你们那里。最后可能用，也可能不用。你们可以不断作些充实，就是不用，也是练兵嘛！”
看来这一天林彪的情绪不错。
又过了几天，毛家湾收到张、姚的第二次修改稿。毛泽东这一次又作了较大的修改。修改稿传到林办，林彪只让秘书讲讲主席的修改处，而对张、姚的整个稿子继续不加理睬。过了几天，毛泽东又对张、姚的第三稿作了修改，特别是在文字结构上作了很大调整，把原来的四个部分改成八个部分，还逐个加上了小标题。其中，毛泽东还大段大段地加写了一些话，这样，张、姚原稿中许多为钓鱼台张目的东西，或被毛泽东改掉，或被毛泽东所增写的内容所冲淡。但尽管如此，这个几经修改的“九大”政治报告稿还是深深地打着钓鱼台的烙印。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九大”主讲的林彪却一直置身于外。直到登上“九大”讲坛去念这个《政治报告》以前，他对报告稿一次也没看过，自然一个字也没改过。他原来布置“拉条子”，说是在会上另作一篇口头报告，但到了最后一刻，他也决定不讲了。
3月底，周恩来总理把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最后讨论通过的“九大”政治报告稿批送林彪审定。张益民秘书拿着这份有总理批语的报告稿去向林彪报告。林彪还是一字没看、一字没改，就在稿子封页上大笔一挥，写了几个字：
呈主席审批。
林彪×月×日
这天中午，周恩来给林办来电话：“‘九大’快开幕了，打算早一些把政治报告稿子印出来，这个稿子经中央文革碰头会最后一次讨论修改，我于昨晚批送林彪同志定稿。你们收到了吗？”
“收到了。”接电话的张益民回答。
“送给林彪同志看过了吗？”
“送过了。”
“林彪同志过目后，如果同意，请早些把稿子退给中办，因为他们在等着付印。”
“林彪同志已经把稿子批呈主席了。”张益民说。
“怎么，又批送给主席了？”周恩来很着急。“前天在主席那里开会，主席讲他已亲自修改几次，他不再看了，请林彪同志最后定稿。这个事，叶群同志是知道的，因为她当时在场。为什么又送给主席了呢？”
“我是否打个电话，把送出的稿子再追回来？”张益民请示总理。
“送出多长时间了？”
“半个多小时。”
“不用再追了。”周恩来失望地说，“那已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