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晚，听完江青漫无边际的“谈话”后，总政的4位领导人要回北京了。为了向党委汇报方便，他们商定把江青的讲话整理出几条，由陈亚丁执笔形成了文字。临走前，他们给暂不在上海的江青留了一份。21日刘志坚乘飞机到济南，找到由苏州转到那里休养的林彪，交给他一份文稿，遂飞回北京。
2月21日午夜已过，刘志坚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里的声音很不客气：“我是江青！”
刘志坚答应了一声，便听到江青震耳的怒气：“你们写的那个东西怎么搞的嘛！完全歪曲了我的本意，闯了大祸。现在这个不行，不要扩散、传达！”
对这样的结果，刘志坚、李曼村早有预料。离沪前，为材料送不送江青，刘志坚还与陈亚丁有过一场小小的争执——
“刘副主任，依我看，这份东西应该给江青同志一份。”
“算啦，这是向党委的汇报，又不是正式文件。”
“那怎么行？这些都是关系大局的问题。是江青同志对整个文艺界阶级斗争的基本估计，很有水平。只给党委看看，范围、影响都太小了。”
“你这位老兄，怎么这样敏感？”刘志坚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是“她讲话的内容危言耸听，与实际情况出入很大”，他想想还是不说好。
“林彪同志不是说，今后这些事要多与她通气吗？”陈亚丁这句话倒使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无法反驳，只好默认了陈亚丁的看法。
……
江青在那头反而急了：“你怎么不说话？这件事我已经请示了毛主席。主席指示还由那个评《海瑞罢官》的班子搞，把这个稿子委托给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他们。你们那里来个陈亚丁就够了。”
这倒是刘志坚求之不得的：“好好，就让亚丁参加修改吧！”
当月的25日下午，当陈亚丁带着原稿风风火火地奔回上海延安饭店时，张春桥已经在一层客厅里等他了。两人立即乘车赶到锦江饭店，刚要拐进江青住的套间，一名身穿服务员衣装的彪形大汉拦住去路：“首长现在在吃饭，不能打搅。”张春桥眼也没抬，不满地说：“这是事先约好的，有急事，你不要管！”这时从里面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是春桥来了吗？快点进来，进来呀！”
江青正在吃饭，也不管自己的吃相，边吃边说：“你们平时吃什么？我很注意体重，还用食物配合药物治病。中国人太不懂营养学了。听说那个美国电影明星嘉宝，还有香港的那个夏梦，都是饮食专家……”
因为江青在吃饭，张春桥没有抽烟，总觉得少些什么，随口问道：“伯达同志今天来吗？”
“夫子一会儿就来。”江青看了一眼陈亚丁，“我把你们搞的那个东西让伯达和春桥推敲了一下，要彻底改，要大改。伯达有些意见很好，我请他把关。”
正说着，陈伯达就到了，往中间的位子上一坐，就和江青对起话来。他把一份打印稿放在茶几上，操着一般人不易听懂的福建话说：“我看首先要讲清楚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党搞王明路线、搞右倾机会主义的继续。这条黑线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夫子你等一下。”江青被陈伯达这吓人的开场白吸引住了，忙叫人把残汤剩菜端走，再叫陈伯达接着说。
陈伯达好显示一点与众不同，或者叫跌宕起伏，他先说“第二个是要用重彩浓墨写一段这几年文艺方面的成绩”，一下子把江青和张春桥都听得瞪大了眼：夫子糊涂了，怎么讲起成绩来了？原来是陈伯达又用了一个写文章的小技艺，变相地捧起江青：“要说成绩，那就是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了许多嘛，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这些个，啊，都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的艺术瑰宝。”讲到“瑰宝”二字时，陈伯达的嘴里好像嚼着一段甘蔗一样甜美，使劲地后仰在沙发上，嘴里的话又变得像蹦豆一样松脆：“这才叫推陈出新，才叫创举。江青同志亲自抓试验田，搞出好的样板，是标社会主义的新，立无产阶级的异。我看只有这样改，‘破’什么‘立’什么才会鲜明、清楚。”
几副眼镜在房间里反着光，有的是惊讶，有的是赞赏，而江青的眼神更多的是陶醉。她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听见没有？这就是‘党内第一支笔’的厉害，春桥、亚丁你们听清了没有？伯达同志一下子就打中了要害。真是难得，真是金石之言！修改时，一定要加上。”
“不用了，我已经都写在初稿上了。”
江青更是喜上眉梢：“哼，还有人说伯达同志只会写文章，这是偏见，是嫉妒！没有大政治家的水平，哪能写出这样掷地有声的文章？我要告诉主席，一定不能委屈伯达同志！”她又看了看陈亚丁和张春桥，说：“明天请你们代劳了，按照伯达同志的意见，重新写吧。”
张春桥没有多说话，看来他内心里并不十分赞赏陈伯达，因为他们以前毕竟不在一个战壕里，只是“文化革命”才使他们走到一起来了。他看不起延安来的这位“第一支笔”，他还觉得自己是“第一支笔”呢。但在江青面前他不好戳老夫子的蹩脚。
他更关心上海，包括30年代的上海。
所以在他们重写《纪要》时，有一天，张春桥突然问陈亚丁：“老陈，你对周扬怎么看？”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陈亚丁已经弄清搞《纪要》的目的了，顺着说道：“30年代他不断犯错误，我看文艺黑线的根子就在他那里。”
张春桥讳莫如深地摇摇头：“恐怕还不是，他是个代表，一个部长级的代表。他们是一套，下面有，上面还有。”
陈亚丁问：“难道还有更重要的人物？”
张春桥不耐烦地回答：“你怎么把问题看得这么简单？老实告诉你，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哪个也留不下。”
2月28日上午，江青看完他俩的修改稿，脸上绽出笑容：“辛苦了，辛苦了，我看可以，印出来上送吧！”
就这样，一个“划时代”的东西诞生了。它的诞生将意味着许多东西的死去或受难。世界就是这样，有时一件看似不起眼的事情，后来被证明非同小可。
《纪要》很快送到北京，送到毛泽东手上，毛泽东做了修改。
3月19日，那真是江青的节日。她在她那些“亲密战友”的簇拥下，飘飘如仙地出现在她临时官邸的电影厅兼会议室里。
“又把你们请来了，这份稿子虽然经过重写，但还是有你们的心血。你们不会怪我‘夺人所爱’吧？哈哈哈……”江青向刚刚到上海的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打着招呼。“当初，你们给我闯了大祸，现在是因祸得福。好了，先看看主席改过的稿子吧。已经是大功告成了。”
刘志坚他们没法随着江青的欢乐而欢乐。他看到稿纸上粗大潦草的毛笔字，知道这个《纪要》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纪要》了，那个时代毛泽东的字就是最高指示，是不容置疑的。可他毕竟是个老军人，认真而耿直。他还认为有些地方不妥：“依靠部队搞文艺革命这句话恐怕不妥当。地方文艺队伍有80万人，不靠他们自己怎么行？另外，稿子上说要重新组织队伍，是不是改为整顿文艺队伍更好？”
张春桥朝他努努嘴：“不要再犹豫了，改了这么长时间，行了，行了！”
江青喜欢侦探小说一般的秘密活动：“现在形势很复杂。有人听到风声就找张春桥打探消息。你们回去不要把内容告诉任何人，我要打个出其不意的漂亮仗！”她布置陈亚丁：“你来帮我给林总写封信。”
信是这样写的：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至20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会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3月10日至15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9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青
1966年3月19日
（转引自林韦：《“四人帮”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下同）
林彪那时在苏州。他收到江青派人送来的信及《纪要》大字排印本，知道已经毛泽东亲自阅定，他当然双手赞成。他对《纪要》未改一字，批转军委常委们。林彪还找来刘志坚、陈亚丁，请他俩起草了一封致贺龙等中央军委常委们的信。
当时，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是林彪。此外还有副主席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常委除包括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邓小平、谭政、罗瑞卿。
林彪的信，全文如下：
常委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6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1966年3月22日
林彪的信，对《纪要》作了高度评价，并默认了此为他“委托”江青所办。但林彪心里怎么想的，无人能知。
据林彪的秘书说，“文革”开始后，江青大部分时间在钓鱼台11号楼居住。来往于毛家湾与钓鱼台之间的是叶群。因为林彪的反对，叶群经常是偷着去，偷着回。只要被林彪发现，必然发一顿脾气。有时知道叶群往钓鱼台11号楼打电话也要训斥她一顿。为何林彪对江青如此警惕，不得而知。不过此事林彪肯定是经过仔细考虑的。
包括前面说的《纪要》一事，当初林彪住在苏州，有一天江青不约而至，来找林彪谈有关文艺战线的问题，叶群因为下乡“蹲点”去了，林彪只好硬着头皮接待。江青很不客气地问林彪：“你为什么不看戏？”
林彪也很不高兴：“我身体不好，正在养病。”
江青说：“你该多关心一些文艺工作。”
林彪答：“我不懂。”
“主席最近关于文艺工作有两个指示，你看过没有？”
“看过。”
“你对建国后17年的文艺工作怎么看？”
“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的问题。”
江青气呼呼地搬出毛泽东的批示，林彪不吭声。江青又说：“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主席让我请尊神。”
林彪控制着情绪：“我身体不好。”
这时候谈话的气氛已经很紧张，江青一眼瞥见林彪的身旁放着几张京剧唱片和电影插曲唱片，脸一虎：“到了这时候，你还听这种东西，这都是些坏戏、坏电影！”
林彪说：“我只是用它调剂一下精神。听上一段，身体就好了些。”
谈话不欢而散，江青当夜返回上海。
林彪在江青面前也不总是示弱，有时也会发作。就在江青指责过林彪不久，有一次，江青不知为什么事，又来找林彪。他们谈了一会儿，就听到林彪冲着秘书喊：“叫叶群！快把江青给我赶走！”秘书从未见过如此场面，不知是执行好还是不执行好。正在不知所措，叶群可能听到动静，自己跑来了。秘书赶紧回避。但还听见在林彪会客室门口传来江青的声音：“林彪同志，我有缺点、错误，你可以批评，何必生气呢？”秘书走远了，不知后来他们又说了些什么。
叶群不希望秘书看到此类场面。在江青走后，她找秘书“消毒”：“刚才你看到的情况，没对别的秘书讲吧？”
“没讲。”秘书回答。
“不讲好。”叶群说，“如果讲了，传出去不好。其实也没什么，首长和11楼都有自己的倔强的性格，互相之间很坦率，但事过之后就拉倒，谁也不记仇。他们刚才也是由于一点小误会，首长的性子急，就火了。我进去说了说，双方的误会都已消除。11楼走的时候，她和首长又都笑了。”她看秘书点了头，还是不放心，再一次强调：“无论如何，刚才的事不准向旁人传。因为我在场，我不能不向你作些解释，但你不能再向任何人讲了。话到此为止。”（详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
自从《纪要》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并公开发表，前面加了一句“林彪同志委托”，林彪对江青的态度还是明显有变。那封写给中央军委常委们的信就是证明。但秘书们觉得，这种改变只是表面上的，林彪对江青的戒心依然很重。
顺便说一下刘志坚以后的日子。
江青对他日渐不满。那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本营设在钓鱼台。江青住11号楼，刘志坚住2号楼。但是，他总觉得自己是军队干部，应该在中央军委领导下工作。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住在西山，常找他谈话，他干脆从钓鱼台搬到了西山住。那时，聂荣臻元帅也住在西山。陈毅元帅经常去西山。江青见刘志坚与几位老帅关系密切，就要整掉他。
最使江青不满的是1966年11月13日、29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贺龙一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就军队“文革”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论。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他指出，军队少数人在“文革”中表现不好，明明看到有的老同志心脏病发了，还要抓来斗，这些人是在败坏我军光荣传统。
据刘志坚回忆，陈毅元帅是萧华打电话请来的。叶、徐、贺三位元帅讲话时有稿子，叶帅有时离开稿讲些话，而陈毅没有讲话稿。心直口快的陈毅，尖锐地批判了那些“大左派”，把江青气得够呛。于是她迁怒于刘志坚，要刘志坚检查。刘志坚不得不在12月中旬写了检查，江青看后骂道：“隔靴搔痒。”
此后，造反派要批斗陈毅，周恩来找刘志坚谈话，要他出面做劝阻工作，终于导致康生为此大拍桌子。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的要员们一齐上阵，向刘志坚开火。除了康生开了头炮外，江青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向我汇报……他是典型的两面派。”陈伯达则“揭发”刘志坚是“叛徒”，依据就是被敌人抓走又活着回来了。不久，林彪也发话了：“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于是，1967年1月11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了全军文革小组，撤销了刘志坚的组长职务。一时间，“打倒刘志坚”的大字报、大标语布满全国。刘志坚遭受批斗后即被关押。先在北京卫戍区，后转移到北京顺义县。
作为总政第一副主任，他当了7个多月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三副组长，4个多月的第二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最终以“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中央文革中的奸细”等罪名被打倒，被关押审讯，无情折磨了七年零九个月。直到1974年国庆节前夕，经周恩来亲自提名，才得以解除“监护审查”，恢复人身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