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红墙见证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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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前厂胡同×号院

能上周总理“保护名单”的,毕竟只是少数极有影响的人士。其他的原国民党将领,特别是被俘后又被特赦的人员,在这种非正常时期,其处境可想而知。有幸的是,他们同样得到周恩来的特殊关照。

“文革”一开始,造反派就指责政协是“牛鬼蛇神”的防空洞。政协领导为了不使文史专员们卷入,宣布:“专员暂时停止上班,在家自行组织学习班,学习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文章。”当天晚上,杜聿明和同院的宋希濂、唐生明、郑庭笈研究,决定第二天开始学习,家属一律参加,每天上午9时至11时学习半天,4人轮流主持。还决定在院内及大门口墙上,书写毛主席语录和标语。这件事全由杜聿明一手操办,他用红漆以仿宋字体工工整整地书写。但这也没有挡住红卫兵到院里来“破四旧”。开始是北京各中学和大专院校的学生,继之而来的是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他们把杜聿明家里的《文史资料选辑》、照相机、电动缝纫机都拿走了,还要把杜的大儿子的骨灰盒扔掉。曹秀清急了,哭着说:“这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不能丢!”这些红卫兵总算发了善心,骨灰盒才幸免于难。最使杜难过的是,那张与周恩来在颐和园的合影被拿走了。红卫兵临走,还在院子里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了三条“勒令”:一、自动减少工资;二、不准请保姆;三、打扫胡同的清洁卫生。这些文史专员们觉得这些条件并不为过,马上写了一张表示接受的大字报。第二天中午,来了3个带照相机的红卫兵,把杜聿明等叫出来,要他们站在大字报下面照相。从这天开始,每天天不亮,这几个老者就开始哗哗地扫街。

住在别处的文史专员们无事可干,便主动承担了政协机关的清洁卫生工作。每日除了打扫楼道和厕所以外,还给庭院里的果树浇水施肥,拔除花圃里的杂草。当时政协的大部分老干部,都被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就剩下一些文史专员,就给他们运送行李和家具。

虽然他们都自觉地组织起来劳动,但每月工资还是由原来的100元降至70元。

在这些日子里,杜聿明除了学习和搞卫生,整天都蹲在家里。他对“文化大革命”很少发表议论,也不听外面传播的小道消息,只是看书学习,好像外面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郑庭笈问他今后会怎么样时,杜总是说:“相信党的政策是不会变的。”

周恩来知道了杜聿明等人的处境,当即指示政协领导,要把文史专员作为保护对象,并发还扣除的工资。关于此事,在近20年后的《团结报》上,有文章专门做了披露,文中所说的北京前厂胡同×号,即杜、宋、郑、唐住的院子:

9月6日那天,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上午10点多,沈醉拎着黑塑料提包快手快脚跨进了前厂胡同×号院。他按顺序先进了郑庭笈家,然后到杜聿明、唐生明家,最后进宋希濂家。由于“文革”之火越烧越旺,政协机关的干部群众对他们这些特赦人员(包括起义人士)也划清了“界限”,多数人是不接触、不说话,少数人是冷眼相待或怒目而视,敢打招呼的(大半在私下无第三者时)当然也是少数。前厂胡同×号院的主人们除了机关找他们劳动或有事,都不愿出门,也不愿意到机关找没趣,甚至领工资的差事也请沈醉代劳。沈醉在年岁上是他们的小老弟,身体好,胆子大,历来乐于跑腿、串门、帮助人。老大哥们还没张口,沈醉就自告奋勇地承担了。他说,冷言冷语由他一个人去应承,何必每个人都去机关惹麻烦呢。老大哥们知道沈醉的脾性,便没有推辞,全拜托于他了。这一天他一进宋希濂的屋子,便同刚刚进郑、杜、唐三家一样,劈头就说:

“二位哥嫂,有新鲜事奉告。”

“什么事?看你的模样像是报喜,不像是报忧。”宋希濂笑着说。

“是报喜。”沈醉坐下,接过宋希濂递给他的香烟,继续说:“今天一上班,我在财务科领工资。打开工资袋一看,仍然是原数,一分也没有扣。我问为什么。答曰接上级通知,以后不扣了,上月扣的补发。这上级又是谁呢?财务科不说,我也不便问。我一直在想,如今政协和统战部的领导都自顾不暇,还能过问我们的事?再说就是过问了,‘革命群众’听不听也是问题。”

“你分析得有理。”宋希濂说,“现在这种情况,仍惦记着我们,说了话还算数的,不会是一般的上级。”

那么,谁在关心着他们呢?正当沈醉、宋希濂默默抽烟时,唐生明推门进来了,杜聿明和郑庭笈跟在唐的后边。他们都露出许多天不见的笑容。唐生明十分激动而肯定地说:

“我刚才打电话询问了可靠人士,是周总理办公室给政协打的电话,不许扣发民主人士和特赦人员的工资。”

前厂胡同×号院的主人们都沉默了。他们的内心在翻滚,眼眶很快潮湿……

更使他们难忘的是,这年国庆节,杜聿明、宋希濂又被请到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礼。在那动乱的1966年,给予这种待遇,的确不容易。就在这时,不知哪个单位的红卫兵在大门口贴了一张告示:“此院内已经检查,以后不要再来破四旧。”果然就再也没有人来折腾了。1969年秋,政协又将杜聿明等召回机关,恢复上班。杜聿明这才了解到,前一阶段对他们的保护措施,的确是周恩来亲自指示的。

顺便说一下,即使在那动乱的岁月,在周恩来指导下的特赦工作也没有停止。“文革”开始前夕的1966年4月16日,政府特赦了战犯57名;到周恩来去世前的1975年3月19日,政府特赦了第七批也就是最后一批战犯293人(其中除3名伪满及伪蒙疆自治政府战犯外,国民党战犯共290人),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

在“文革”近十年的时间,周恩来,这位以最大能力保护受冲击者、抢救过无数人政治生命的共和国总理,已经耗尽了体力。就像一棵庇护人世的参天大树,抗击着风暴雷霆,而自己受伤了,倒下了。1976年1月8日,一颗伟大的心脏,带着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所有爱他甚至不理解他的人的眷恋和种种遗憾,悄然离去了。他对这个世界没有半点个人奢望,世界反而永远地铭记他;他的无私使他不朽,他的博大,使他永生。

消息传到前厂胡同×号院,那些尚在人间的被保护对象们,多数已经不能像当年周总理那样去向死者告别了。他们只能看报,只能听广播,只能悄悄做朵白花,或者戴上黑纱,眼泪代替了一切语言。这个院里的人们,好像一下都老了。

杜聿明不出门,时常呆坐着。他回忆着当年在黄埔军校时,周恩来作为一位革命家,鼓吹革命,慷慨激昂,评论时事,剀切详明,学生无不钦佩;而作为一位政治教官,对学生又是循循善诱,有如春风化雨,令人感到无比温暖。自己在特赦后,多次亲承教诲。总理不计前愆,与人为善,一再谆谆训诲,感人肺腑。就在不远的1973年5月,周恩来还组织杜聿明、郑洞国、侯镜如、宋希濂等到广州黄埔岛,省视母校旧址,启迪他们发扬黄埔时期的革命精神。杜聿明一生也算是饱览世间冷暖,交往者如云,而他觉得只有周恩来在他所有的师长中,坚持革命,奋斗终生,一尘不染,正直不阿。他是少数几个有资格前往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的原国民党将领。当他站在静卧于苍松翠柏中的周恩来面前,看他再也不像从前,老远就笑吟吟地喊“光亭先生”或“杜将军”时,杜聿明心如刀割,不能自已,涕泪滂沱……

杨伯涛则在家含着热泪写哀悼周总理的长诗。他在回忆沧桑一生时,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十年浩劫中,是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保护了我们。这使我们更加坚信党,相信党的政策是不会变的。我们决心和党同舟共济,建设国家。”

话语朴实无华,却代表了他们的心声。

周恩来给我们和上一代人的印象太深了。就像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说的:“时至今日,我仍为他而哭泣。其他任何人,包括我的父亲,我都不曾哀悼得如此长久。”这是怎样一种感人的力量?我想,有幸与周恩来交往过的国民党将领,他们的感受自然更深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