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梁羽生有过两次的武侠因缘：一次是催生他的武侠小说，也就催生了新派武侠小说；一次是催生他对新派武侠小说的评论，也就是把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金庸、梁羽生双双推上了评论的坛坫。前一件事许多人知道，后一件事知道的人就较少了。
三十年前的一九五四年，香港有两派的武术掌门人到澳门去比武打擂台，几分钟的拳打脚踢，就打出了几十年流行不绝的新派武侠小说龙争虎斗的世界。香港禁武术，要比武，得到澳门去开台。这一场太极派和白鹤派的比武虽然只打了几个回合，却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有家报纸是把它当做头版头条新闻刊登的。我当时在《新晚报》负责主编的工作，在那一天的擂台热中，突然心血来潮，想到何不在报上连载一篇武侠小说，来满足这许多好勇斗狠的读者？编辑部几个人一谈，都认为打铁趁热，事不宜迟，第二天发预告，第三天就开始连载了。
我们是有这个条件的。《新晚报》其实就是《大公报》的晚报，日晚报是一家，两个编辑部在同一层楼里。梁羽生当时是《大公报》的副刊编辑，是一位能文之士，平日好读武侠小说；金庸当时是《新晚报》的副刊编辑，也是能文之士和武侠小说的爱读者。两人平日谈《十二金钱镖》、《蜀山剑侠传》……经常是眉飞色舞的。这时候，这样一个临时紧急任务就落到了梁羽生的头上。他也就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下来。
说时迟，那时快，说干就干。当天的晚报已经出版，登载了比武的头条新闻；第二天头条新闻前的预告，就是梁羽生的处女作《龙虎斗京华》次日和读者见面。梁羽生是个快手，长篇的连载小说这就如期无痛分娩出来了。
这件事在当时真是易如翻掌的，就和平常的约稿、写稿一样，不算怎样一回事。谁也没有料到，它居然成了武侠小说史上的一件大事：新派武侠小说从此诞生了。
后来的传说对于我们就真是新闻。说什么这是经过香港当地的党委郑重讨论过的，同意左派报纸也可以刊登武侠小说，还决定了由《新晚报》发表，作为尝试。更有传说，说决定这事的是北京，决定者是廖承志。越说越神了，其实事情哪有这么复杂呢。不过，廖承志倒是欢喜看武侠小说的。据说中共的更高层中也有同好者。
有人曾说，这以前香港并没有武侠小说，这以后才展开了武侠的境界。这也是一种可笑的想当然。香港报刊上是一直有武侠小说刊登的，不过故事和写作都很老套，老套到没有什么人要看。到梁羽生出，才开了用新文艺手法写武侠小说的新境界，使武侠小说改观；金庸继起，又引进了电影手法，变得更有新意。这就形成了新派武侠小说。顾名思义，可以想见在他们这些新派以前，已经有了旧派的存在，要不然，又怎么会有新派之名呢？
金庸的继起，是因为《大公报》见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很受读者欢迎，要他写稿；他一时难写两篇，他是《大公》的人，自然只能写《大公》而舍《新晚》。《新晚》怎么办？好在还有一个金庸，也是快手、能文。他早就见猎心喜，跃跃欲试，这就正好。他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就以更成熟的魅力吸引读者了。
梁羽生初出，有些势孤；金庸后起，两人以双剑合璧之姿，大大地壮大了武侠小说的声势，奠定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基础。
梁羽生、金庸写作新派武侠小说，纯粹是一个偶然；新派武侠小说在左派报纸首先诞生，也纯粹是一个偶然。左派而影响扩大到香港许多报刊，更扩大及于台湾、南洋、欧美的华人社会，那就不是偶然了，它证明武侠小说还是很有生命力的。最后更在中国大陆上也大为风行，甚至有正统的文艺理论家奉之为“革命文学”，就实在出人意外，如果不是对自己的脑袋先作一番“革命”，恐怕就无法接受这文学上的“革命”论。
无论如何，旧派的、陈腐的、奄奄一息的武侠小说，由金、梁创新成为新派的武侠小说后，已经历三十年而不衰，而且产生了国际性的大影响。这固然和二次大战后的世界形势和华人流布有关，但也表现了它自身的生命力量。它的化腐朽为神奇，征服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和海峡两岸高级的领导人，是文学史上一件大事，也是它本身多少带有革命意义的一件大事。
新派武侠小说诞生大约十年后，大陆上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就在那一个开始之年，我们在香港带着一点不知不觉的懵懂，办了一个“形右实左”的文艺月刊《海光文艺》。说形右实左，是指它的支持力量而言，内容其实是不左的，它兼容并包，愿意不分左右刊登各种流派的文学作品，这兼这并，也包括了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在当时，我们是把武侠小说常做通俗文学看待的，不像今天一些学者提得那么高，但把它们置于文学之林，也已经算是对武侠小说不歧视，够大胆的了。武侠而流于旧派的穷途末路，已经不登文学的殿堂。为了适应读者的兴趣，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们决定发表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的文章，谈论新派武侠小说在他们勇闯直前下的发扬光大。
作者找谁呢？首先想到的很自然就是梁羽生。当时金庸已经脱离了左派的新闻和电影的阵营，办自己的《明报》，而且和左派报纸在核子和裤子的问题上打过半场笔战了。把核子和裤子扯在一起，是因为陈毅当年针对着苏联和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暗算，撤退专家，收回核弹样品，嘲讽中国妄想造原子弹一事，说了一句“宁可不要裤子，也要核子”的愤慨话。《明报》和《大公》、《文汇》、《新晚》“三赤报”——三家左派报纸展开了笔战。刚展开不久，“三赤报”就受到来自北京的制止，笔战“无疾而终”，一场笔战只能算是半场。左派和金庸以及他的《明报》，彼此俨如敌国，一般不相来往了。
《海光文艺》形式上不属于左派，可以例外，还能刊登些金庸的文章和谈论金庸作品的文章，因此准备在合论以后，继续发表不同意见的议论，包括金庸的议论。
梁羽生很爽快就接受了我的写稿的邀请，但却提出了一个条件：发表时不用真名，在有人问起来时，要我出面冒名顶替，冒认是作者。我当然一口答应了。
这就是《海光文艺》上，从创刊号开始，一连连载了三期的那篇两万多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为了故布疑阵，文中有些地方有意写来像是出自我的手笔，有些地方还加上些似乎委屈了梁羽生的文字。有人问到是不是我写的，我也不怕掠美，承认了是文章的作者。一直到二十二年以后，我在为北京的《读书》月刊写一系列的香港作家，一九八八年写到《侠影下的梁羽生》时，才揭开了这个小小的秘密。
我以为在这样长时间以后，对这样一件小事说说真话，是对谁都不会有伤害的事。谁知道却伤了原作者梁羽生。海外居然有人做文章，说梁羽生化名为文，借金庸抬高自己。这一回，倒真是委屈了梁羽生了。
事实上，我已经交代过，要写这样一篇文章的是我，不是梁羽生，梁羽生在听到我的邀请时并不是面无难色的。他有顾虑，怕受到责备。他倒不是怕有人指责他用金庸来标榜自己。那时候，他以新派武侠小说开山鼻祖的身份，声震江湖，以至南洋，金庸后起，名声更传台湾、海外，正是一时瑜亮，后来的发展是另一回事。梁羽生当时完全用不着借金庸抬高自己。
由于文章是他写的，他很自然地表现了谦虚，以“金梁”称而不称“梁金”。他说，论出道的先后，尽管应是梁、金，但仍称金梁，一是念起来顺一点，二是曾经有过一位清朝的末代进士、《清史稿》的“校刊总阅”就名叫金梁（字息侯）。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没有说的，那就是他自己的谦虚。在私下，他们两人开玩笑时是以师兄弟相称的。梁自然是师兄，因为他不仅写武侠在先，也比金庸要大两岁。
在合论的文章中，梁羽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各自作品的特色和优缺点，如金庸是“洋才子”，他自己有中国名士味；金庸小说情节变化多，出人意外，他自己则在文史诗词上显功夫。这里面没有对金庸的故意贬抑，更没有对自己的不实的吹嘘。
他把自己和金庸连在一起作合论，首先受到的指责是来自左派的高层。报馆的领导有人认为他是在为金庸作了吹捧。当年笔战不了而了，左派中人对金庸敌意方深，不骂他已经算是客气，去肯定他那是期期不可的。不止一位领导曾经在看了合论之后严厉批评梁羽生，有人甚至警告他，这样称赞金庸，当心将来“死无葬身之地”。他受了这样大的委屈，直到二十九年后的今天，才向我透露。比起来，今天那些蜚短流长说他借金庸捧自己的说三道四，就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梁羽生在那篇合论中，对自己也对金庸作了褒贬。既有对金庸的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文章还在，找出来重读，就不难明白，那的确是实事求是的。
合论发表后，我请金庸写一篇回应的文章，也希望他能长枪大戟，长篇大论。他婉转拒绝了，但还是写了一篇两千字左右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登在第四期的《海光文艺》上。我是有些失望了，当时的一个主意，是想借他的大文，为刊物打开销路。梁羽生并没有要借金庸抬高自己，我们的《海光文艺》倒是有这个“阴谋”的。那些嘲骂梁羽生的人，其实应该掉过头来，骂《海光文艺》才是。
金庸在他的文章中，谦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人”，如古代的“说书先生”，把写武侠小说“当作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不像梁羽生那样，是严肃的“文艺工作者”。“‘梁金’不能相提并论”。他带着讽意地说：“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么？”
但是不久以后，“文化大革命”来了，金庸却以他的《鹿鼎记》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了，尽管他的“配合”只是反其道而行地讽刺毛和“文革”，却也成了一点点自我嘲讽了。
这已经是快要三十年前的往事。世易时移，发生了许多变化，这许多多的变化不见得比金庸、梁羽生小说中的情节更不离奇，更不使人惊叹或慨叹。
这些年来，遇见一些对新派武侠小说感到兴趣的人，总爱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没有你，就不会有新派武侠小说了。”哪有这回事！当今之世，人们有这方面的阅读兴趣，这就注定了新派武侠小说发展的必然性，我当时不过适逢其会，尽一个编辑人约稿的责任而已。我约稿，梁羽生、金庸写稿，这一切都是偶然。但他们两人终于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大师，却是必然的，他们有这身手，必然要在雕龙、屠龙上显现出来。我只不过是可以被拿来开玩笑的材料罢了。
我还要说一点小小的秘密。不要以为我和新派武侠小说有过这种可笑可喜的关系，就一定有密密切切的关系。新派武侠小说我其实读得并不多，梁羽生、金庸都著作等身，我至今读过的也不过各三二部而已，不读则已，但一读就津津有味，废寝忘餐。这是我的又一个小小的秘密。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