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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我比你们中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国家

——兼读海因里希·伯尔《伯尔文论》之二

几天前,我从一位女诗人的口中听到这样一段话:“容忍是时代的军装,心灵上高悬的希望之星是勋章。它应当颁给临阵脱逃的勇士……还有那些泄露卑鄙秘密的叛徒和无视任何命令的逆党,也都是嘉许的对象。”

——伯尔《命令与责任》

在一处国土上,当受害者和潜在的受害者越来越多,当那种惨痛脸孔和被病毒折磨的样子逐渐膨作一种“国家表情”,甚至连他们之间也开始厌恶地皱眉、嘲谑、幸灾乐祸——进行恶劣的心理折磨和欺压(就像乞丐之间、精神病人之间、狱犯之间发生的那样),这只能说明,最可怖的事发生了:“对善与恶可耻的漠不关心!”(莱蒙托夫)

这才是民心最大的腐败。它显示,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理性和道义资源已被蛀蚀一空。纳粹德国就是这样腐坏掉的。

在40年代的德国,战争已把这个以意志和哲学著称的剽悍民族逼到了自缢的边缘:饥饿、伤病、抓丁、宵禁、灯火管制、空袭警报、阵亡通知书、盯梢告密揭发、习惯死亡的麻木……一切正常的生活都废除了,一切美好的情感和愿望都散失在瓦砾废墟中,每个人都成了被霉病折磨的叶子,神情灰暗,垂头丧气。但几乎所有人都咬定这仅仅是战争失利,是勾结起来的敌人过于凶悍所致。

偏偏这时,不知从哪儿突然爆出一句:“我们是害虫!”接下来会怎样呢?众人莫不大惊失色(怀疑耳朵听错了),但镇静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叛变了!他叛变了!”随即人堆里便炸开了锅(俨然羊群里钻进了狼),纷纷作愤怒状,作势不两立和挥拳状。

于是,德国就有了一批被称作“叛徒”的人。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他们不过是一些表达了个人观点——且没有被自己的诚实吓破胆的青年,但在一个极不正常的年代,“个人”多么稀缺,他的处境立马变得多么凶险——因为“他们有那么多,而我只是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有一组军人的名字应被其同胞记住。今天,他们已不在人间,但半世纪前,他们都曾宣称:我们,日耳曼人自己,是国家的害虫!他们皆认为,该是由德国人自己来结束这场灾难的时候了,于是便有了属于“个人”的行动……这种事发生在“圣战”最激酣的当口,发生在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命运、价值、荣辱与“元首的梦想”“德国的最后胜利”绑在一起的关头,无疑被视作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恶毒挑衅。

“叛徒”们的名字是:国防军上校施陶芬贝格伯爵,他从前线潜回柏林,因拒绝执行元首命令而执行了自己的命令——刺杀希特勒(他差点就成功了)——而遭枪决。20岁的列兵沃尔夫冈·博歇尔特,因写了几封“危害国家安全”的私信被判死刑(后改赦,但因战争摧残于战后翌年死去),他把“必须要说的话”匆匆写进一本叫《拒之门外及其他短篇小说》的小书里。还有一位即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时的德国军人海因里希·伯尔,在《给我儿子的信或四辆自行车》中,他追述了自己是怎样借“开小差”“造假证”“偷自行车”等一系列不光彩行径——来逃离战场和躲避杀人任务的。

身着制服,却拒绝执行一个军人被规定的职责,从职业属性上看,他们全是混账小丑,按战场纪律该枪毙。想必今日,亦没有哪家队伍敢接纳这些不安分的家伙。但他们却是合格的人,比做一名军人做得更多,是赤子,是持个人头脑的合格的生命!在一个拒绝执行命令为高尚的年代,他们分别以个人方式捍卫了生命尊严和自由意志,而没被“国家主义”所挟持。他们清醒的血肉之躯——显得与那套褐色制服多么不协调!正因这些不协调,正因很多命令没被执行,许多人才死里逃生,许多村庄、楼房、街道才免遭毁灭……按伯尔的说法:“违抗命令不愧为光荣的过失!”有时候,过失就是良知,渎职就是正义。

爱祖国,但不应闭着眼睛爱祖国。爱人民,但不该随随便便就爱上人民的某个样子,尤其它“昏迷或粗野时那种不雅的样子”。

在纳粹德国,最振聋发聩的就是“爱国主义”“人民万岁”这类词语,其深入人心的程度犹如犁刀对国土的耕占,结实而深阔。

影片里,常见纳粹党卫军和冲锋队的施虐场面,但以为战争中参与杀人的仅仅这些贴着职业标签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战时德国,所有的人力资源都被政治征用了,前线在厮杀,后方活跃着一支支庞大的志愿警察队伍:维持治安、监视告密、缉拿叛徒、搜捕犹太人和盟军间谍……一边是母亲们“并不怎么心疼地、甚至怀着激动的心情让她们14岁、16岁的儿子朝着死亡跑去”,把生命献给元首;一边是她们争气的孩子将立功和英勇杀敌的捷报传回家乡。美国新出版的《自愿的刽子手——普通人与大屠杀》中,展示了一幅泛黄的旧照:一德国士兵站在离一位犹太妇女不到3公尺的地方,按步兵操典的规范,举枪瞄准,而女人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婴儿……作者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士兵会把杀害一位母亲的照片寄给另一位母亲?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若无其事?至少有一点无疑:这个德国青年深爱自己的母亲并想使之骄傲。那么,能否说,他正是按照或猜度着另一个母亲的愿望来杀害眼前这个母亲的?

伯尔清楚地记得,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在战争的最后几周颁布了一纸命令:“一个德国士兵如果在听不见枪炮声的地方碰到另一个士兵,可就地处决他”。这意味着“每个德国人都成了另一个德国人潜在的法庭”。于是,数以万计的军人在光天化日下被自己的乡亲、邻居、朋友、陌生人以叛逃罪消灭了。要知道,履行这项义务的仅仅是些普通人,一些看上去老实巴交、一辈子都不会做出格事的人,他可以是你在大街或乡村小道上碰到的任何一个人,他昨天还只是一个司机、一个矿工、一个厨师、一个鞋匠或售票员,甚至是个以正直著称的教师,可今天,他却光荣地扮演了一个国家监护人的角色。伯尔回忆说:“有一个我认识的下级军官叫凯勒尔,他从前线溜回来探望父母,某个合法的德国谋杀者抓住了他,在这‘远离枪炮声的地方’……当时‘事情’ (指处决凯勒尔)进行得很快,连一只公鸡也没有为他打鸣。”

一个国家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仅仅是人们习惯的“爱政府主义”吗?真正的爱国使命应当由什么样的人民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承担?

那么,“人民”又是一个怎样的概念?仅仅是一个模糊的数值集合——所谓“大多数”组成的人丁概念吗?在政治舆论家那里,它常常被封授一种至高的俯视一切、审判一切的权力,被谄媚的语言描绘成一副完美的无可指摘的“万岁”幻身,其权威和意志被说成是先验的、神性的,无需设问和讨论。谁一不留神得罪了它,即会被冠以“人民公敌”,死无葬身之地。

说到底,这是一种阴险的精神贿赂。一旦“人民”心安理得享受起了这种甜蜜,就会不惜辱没自己的主人身份——怀着感激和报答之情听从政客的吩咐,仰领袖鼻息,充当英勇的打手……对此,高尔基痛苦地叹道:“这些人非常可怕,他们能成就自我牺牲和毫不利己的功绩,也同时能犯无耻的罪行和卑鄙的强盗勾当。你会仇恨他们,也会全心全意地怜悯他们。你会觉得你无力理解你的人民阴暗心灵的腐烂和闪光。”(《不合时宜的思想》)

一旦“人民”“祖国”当起政治权力的令箭而不再作为理性和文化语汇来使用,独裁和斗争的霍乱即接踵而至,“人民”“祖国”这些硕大的词即沦为嗜血的刀俎和砧板。大革命时的法兰西,现代的德意志、苏联及其友邦,都流行过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唯人民论”“唯国家论”“唯领袖论”。

一个真正爱国、爱人民的人,该如何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相爱?这种“相爱”的可能性有多大?

恰达耶夫在《疯人的辩护》中表达过一种“否定方式”的爱,他说:“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就是对真理的爱。”惟理性意义上的爱,才是一种纯洁和深沉的爱,精神与灵魂的爱。他又说:“请相信,我比你们中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国家,我希望它获得光荣……但是,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爱自己的祖国。我发现一个人只有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祖国,才能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益之人。”

做一个词语和表情上的爱国者是很方便的,也极易赢得公众的喝彩和权力的犒赏,而要做一个不受干扰的本质上的爱国者就难了。在“相爱”不可能的情势下,“单相思”要以误解、诽谤、报复甚至流血为代价。“具有歇斯底里情绪的人给我来了一些信:威胁要杀死我!我明白,在一个长期以来所有人都习惯于收买和叛卖的国家里,一个捍卫无望事业的人应该被视作叛卖之人。”(高尔基)

苏格拉底的死刑很说明问题。他死于大爱和先知,死于对文明最处心积虑的担忧,死于对母邦雅典最深情的关怀与怜悯,死于心碎之爱。天才的前瞻与时代的低能——彼此之间的错位和落差,导致了这场人民杀死赤子的悲剧。作为历史成本,这悲剧又是必须的,社会前行和人民觉醒的车轮,正是一次次由这种交替不绝的“错位”作拉杠来驱动。

茨威格哀泣尼采时说:“一个伟大之人将会被他的时代驱赶、压制、逼迫到最彻底的孤独中去!”是啊,命运总要将真正的思想者送至无援的绝境,风声鹤唳,四面楚歌……时代对之的搜寻与怀念总是姗姗来迟,有时晚上几个世纪,有时永远。

丹东,这位颇具诗人气质的斗士也是这样罹难的。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怖表达了己见,与同志兼上司罗伯斯庇尔发生了冲突,领袖坚信只有“正义的恐怖”才能换回“人民自由”,而丹东怀疑该自由跟妓女一样,是“世上最无情无义的东西,跟什么人都胡搞”。这种触众犯上的危言将丹东送上了断头台,斩牌上写着:人民公敌!

当德国青年们激情难捱地效忠元首、眼谗“铁十字”勋章时,大学生汉斯和肖尔兄妹却因撒反战传单被处死;当海德格尔们每天小心翼翼地系上“爱国主义”领带时,慕尼黑的哲学教授胡伯却因异端学说锒铛入狱……和伯尔们一道,这些德意志民族的“逆数”,不仅没给自己的时代丢脸,反而维护了这个理性民族的传统荣誉。他们不仅是真正的爱国者,还是彻底的救国者。

还有鲁迅、储安平、顾准、王申酉,还有高尔基、帕斯捷尔纳克、肖斯塔科维奇、索尔仁尼琴……他们的《药》《观察》《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他们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见证》《古拉格群岛》……

真正的爱国者有时干脆就是那些“叛国者”和“流亡者”。他们始终敢于:批评不敢批评的“人民”!怒视不敢怒视的“革命”!

“人民”,应是一个成长中的不断自省和完善的主体,而非一座退休的大功告成的纪念碑。她应有一副允许批评、保持谦逊和涵养的知识者面孔,而非一个骄横无礼、被溜须拍马宠坏了的肥胖官僚模样。人民应和真正爱她的人一道,用理性照见自己的背面与缺陷,相濡以沫,执手同行。

但这样的良性时代尚未真正到来。人民仍被自己的假相蒙在鼓里,“叛徒”们仍背着沉重的“红字”和斩牌一个接一个倒下。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叛徒”们的事业将永垂不朽,永不殒落。

历史作证。星河作证。生命作证。

1998年

康斯坦丁·巴乌斯托夫斯基

(1892—1968)

俄罗斯著名小说家、散文家。生于铁路员工家庭,当过工人、水手、战地记者和报社编辑。著有中篇小说《卡拉——布加兹海湾》(1932)《科尔希达》(1934)《黑海》(1936)《森林的故事》(1948)《英雄的东南部》(1952)……长篇小说《闪烁的云彩》(1929)《浪漫主义者》(1935)《祖国的炊烟》(1963),传记小说《伊萨克·列维坦》(1937)《塔拉斯·谢甫琴柯》(1939)等,自1945年起,历时近20年,完成6卷集的自传体小说《一生的故事》。

“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里,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作家。”

对大自然的深刻爱意,对人类美好品质的肯定,是巴氏创作的灵魂。20世纪40年代始,他写了大量探讨艺术与生活的散文,1956年结集为《金蔷薇》。这本享有世界声誉的书,被称为“献给写作的写作”,被译成中文后,曾深深影响中国几代作家和读者。晚年,作者着手该书续集,终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