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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爬满心墙的蔷薇

——读康·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

他有一种使他触及的一切变得高尚的才能。

——歌德

巴氏在形容对契诃夫的爱时,用了一个特殊的词:“契诃夫感”。许多年来,在我一遍遍阅读巴氏的过程中,也反复涌上一股感受:“巴乌斯托夫斯基感”。

《金蔷薇》,一册薄薄的散文体小书。一打开,扑面而来的森林、溪水和冰雪气息立即让我安静下来,童话般的语境仿佛置身于圣诞夜,而巴乌斯托夫斯基,便是那个挨门逐户送祝福的白胡子老人,他的礼物是诗,是激动人心的月光,是欢悦生命的美……

书的开篇叫《珍贵的尘土》:善良的退伍老兵夏米,相貌丑陋,以清理作坊为生。一天,他遇见了早年照料过的一位姑娘,并再次伸出援手,后来,他突然被一股“依依不舍”的情感所折磨,自卑、怯懦、羞愧……他暗暗祈愿姑娘能遇到真正的爱情,并冒出一念头——送一朵传说中能带来幸福的金蔷薇给她。从此,每天夜里,夏米都背着一个大垃圾袋回家,里面装着从银匠作坊里扫来的尘土,他用筛子不停地扬着……终于一天,他捧着一小块金锭去找银匠。当“金蔷薇”终于诞生时,姑娘已去了异国。不久,夏米去世了。

每一分钟,每一个无意中说出来的字眼,心脏每一次不易觉察的博动,犹如杨树的飞絮或深夜映在水洼中的星光——无不是一粒粒金粉……而作家,以数十年光阴筛取这微尘,将其聚拢一起,熔成合金,然后铸出我们的“金蔷薇”——小说,散文,长诗。

这是对文学劳动最深刻的诠释和忠告了。从读到它的那刻起,我知道自己踏上了一条多么艰辛、费力且没有保障的路:一辈子像夏米那样背驮麻袋、汗流浃背地扬尘,无数个不眠夜后,或许还不如夏米幸运——我筛得的粉末尚不足铸一朵幼小的蔷薇,有的只是他的不幸,心爱的女人已擦肩而过……最后又像他一样寂寞地死去。

但我宁愿,为了那朵皎洁的蔷薇梦。

试想一下,有谁像安徒生那样痴爱童话和森林、以至迷狂的境地?我想,巴乌斯托夫斯基是最具竞争力的一位,他们的心性、气质和天赋都那么像,仿佛灵魂的孪生兄弟。在巴氏的文学客厅里,你几乎可瞅见那个时代所有的文豪,但倘若只有一位客人的话,那人一定叫汉斯·安徒生!巴氏笔下,这个丹麦人被描述最多,也最动情——

这个腼腆的鞋匠在炉边蟋蟀的歌声中溘然长逝,他是一个极普通的人,然而却把自己的儿子——一个童话作家和诗人献给了世界。

安徒生喜欢在树林里构思……每根长满青苔的树桩,每一只褐色的蚂蚁强盗(它拽着一只长有透明绿翅的昆虫,就像拽着掳掠来的一个美丽公主),都能变成童话。

他是穷人的诗人,尽管国王们都把握一握他那枯瘦的手视为荣幸……任何地方都没有像丹麦那样宽阔而绚丽的彩虹。

对这位早生一个世纪的外国人,巴氏有一股特殊的亲情,他7岁时遇到了对方的童话,这是其生命旅途邂逅的第一朵金蔷薇,“这一点我很久之后才懂得:在伟大而艰辛的20世纪的前夜,我能结识安徒生这位亲切的怪人和诗人,简直走了运。”安徒生童话之于他,有着生命磁场的意义,“人类的善良品质,犹如一种奇妙的花香,从这本镶金边的书里飘了出来。”

和安徒生一样,巴氏才华受孕于善良性情和对美的深沉凝望——一种月光般的能量——由对世界的悲悯、对苍生的关爱、对草木的体恤所喷涌出的激情和美德。

善良有多深,才情和关怀力即有多大。

酷爱自然,几乎是俄国作家的共同品质,而像《金蔷薇》这样执着地寻访文学与地理、精神与自然的关系,即不多了。

假如雨后把脸埋在一大堆湿润的树叶中,你会觉出那种沁人心脾的凉意和芳香……只有把自然当人一样看,当我们的精神状态、喜怒哀乐与自然完全一致,我们所爱的那双明眸中的亮光与早晨清新的空气浑然一体时,我们对往事的沉思与森林有节奏的喧声浑然一体时,大自然才会以其全部力量作用于我们!

这多少让人想起了中国的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总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在《洞察世界的艺术》中,他转述了一位画家的话:“每年冬天,我都要到列宁格勒那边的芬兰湾去,您知道吗,那里有全俄国最好看的霜……”直到今天,我还能忆起撞上这句话时的激动和羞愧,因为我从未留意霜的差别、更毋论“最好看”了——自己的感受原是多么粗糙!

他告诉我:“真正的散文饱含着诗意,犹如苹果饱含汁液一样……散文是布匹,诗歌是经纬。有的散文毫无诗的因素,它所描绘的是一种粗糙的、没有翅膀的生活。”这些话对我的写作影响极大,让我对随意写下的句子抱有一种警惕:是不是偷懒了?能否再准确和精密些?对文字作修改时,我也习惯用他的一句话提醒自己:“我们是否时刻按照这种语言理应得到的地位来对待它呢?”

和同胞作家相比,巴氏似乎是个特例,在作品气质和主题上,他都没有鲜明的俄罗斯式烙印,母邦文化的苦难基因和悲剧资源并未将其心灵格式化,他也没有卷入时代的政治伦理冲突。像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爱伦堡、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都是在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灵魂纠结下,以反抗、挣扎、悲愤的姿态实施突围的,而巴氏不,他既没背负那个史诗般的传统,也未被时代的罪恶拦住去路。唯美、温情和诗意,乃其与生俱来的打算,他从未因某种现实而在这些方面打折扣。在《似乎无足轻重》一文里,他提到写作时的精神氛围:“不管别人怎么样,反正对我来说,感觉到有一座孤独的果园,感觉到村外有绵亘数十公里的寒林,林中有一个个湖泊(这样的夜里,湖边决不会有一个人影,只有星光跟百年前一样,跟千年前一样,倒映在水中),是有助于我写作的。可以说,那样的秋夜,我是真正幸福的人。”

或许,正因其写作是由这种美好意境和明亮情绪来启动,所以,他的文字无形中铺了一层干净和温暖的草,并转化为了读者的幸福。这种心灵的舒适与和平,这种不被时代耽误的健康心性和稳定品质,在苏联严酷的政治环境中,是非常罕见的。他这样说:“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里,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作家。”

我认为,这是个极重要的提示,尤其对工业时代的人和现代教育,尤其对21世纪的我们——沉溺于物理和实用、荒疏了自然、哲学和诗歌——从而远离生命真相和本体意义的人。

阅读巴氏,是一种美和心智的享受,你不会有压抑感,连故事里的哀痛,也是美的,让人感激。正像他解释安徒生时所说:“是的,我们需要幻想家,是停止对这三个字进行讥笑的时候了。”“童话不仅为孩子,也是为成人所需要的。”“对生活的宽容态度往往是一个人丰富内心的可靠标志。像安徒生这样的人是不愿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世俗纷争上的,因为周围闪耀着鲜明的诗意,不要放过春天亲吻树木的那一瞬间……”

虽然有大量现实作品,但骨子里,他不是“现实感”和“斗争感”很强的作家,他更像灵魂方面的美学大师——大自然最亲近、最信赖之人,更像一个理想主义的冥想者和歌颂者,那种干净得能听懂花鸟物语、拿到童话钥匙的人。对现实,他的反抗工具是美,是对丑和恶“背过脸去”的姿式,是以回答“人应怎样生活”“何以不辜负这个世界”的方式来进行。他消化矛盾、超越苦难的愿望和能力都太强了,他不能忍受被阴暗挡住光线、降低视力的生活。而且,这毫不妨碍他对那些英勇的同胞报以爱和尊敬,这在他对茨维塔耶娃、巴别尔、爱伦堡等人的评述中清晰可见,他熟悉对方的价值,清楚对方的意义,拥戴对方的劳动。比如他这样说爱伦堡——

我们每个人都想象一个永久的幸福和平的时代,一个自由、理性的劳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饱经风霜的生命应享受安宁和幸福……一旦这个时代到来,一旦太阳在摆脱了恐惧和暴力的大地上升起,人们就会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怀念所有为它的到来而贡献了劳动、才华和生命的人。在这些人当中,伊利亚·爱伦堡必将名列前茅。

诗性、浪漫、理想人格、美学的纯粹、对永恒价值的守护、对细微之物的深情、对教育和艺术的关注、突破时代纠缠的行走……这一切,奠定了巴氏风格,一种知识和精神上的“百科全书”风格。

正是基于这种高尚的风格,这种完美的人道主义风范,1965年,他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多年来,我已惯于将《金蔷薇》搁在枕边,就像小孩子让最爱的糖果触手可及。睡前翻开某页,无论内心多么浮躁,这时都会安静下来,连空气都变得像书中森林里的那样:清澈、湿润、流畅,有股沁人心脾的薄荷的静,绿的香味……

它滋养你的精神,你的呼吸,你的肺……在有益于身心健康方面,我认为巴乌斯托夫斯基是最令人难忘的一位。

2000年

伊利亚·爱伦堡

(1891—1967)

俄罗斯记者、作家。1891年生于基辅,中学时参加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曾经被捕和流亡。作为记者,他参与两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内战的报道,并长期游历欧洲,曾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暴风雨》和《巨浪》等,并有大量札记、诗集和文论。1954年发表中篇小说《解冻》,引起轰动。此后,他历时5年完成了6卷本的大型回忆录《人·岁月·生活》,该书以沉痛的感受、深沉的良知忆述了大量同代人的生涯和命运,披露政治的动荡与阴暗,被誉为苏联“解冻文学”的开山之作、“欧洲的文艺史诗”。

上世纪50年代初,斯大林掀起“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爱伦堡拒绝在政府号召书上签名,并于1953年2月致函斯大林,表示自己的担忧。该举动为其埋下杀身之祸,幸好斯大林病亡,他才逃过一劫。1967年,爱伦堡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