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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什么样的主编会被历史感激

——读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之二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忽而高尚的情操闪烁,忽而在教条主义下不得不折腰,忽而又由于感觉到真理的存在而心灵震颤,忽而又像推土机般勉强地向前掘进。”

他,苏联《新世界》杂志主编,中央候补委员,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索尔仁尼琴浮出水面时攀上的第一艘船的船长。他是长官,也是一名有良知和同情心的打捞员。他最早发现了这条需要救助的鱼,对,马上!他眉头都没皱。能一眼认出索尔仁尼琴的巨大价值,成了他一生中最骄傲和夸耀的事。

他掌舵的是一艘绝对体制化的铁甲船,悬挂醒目的布尔什维克党旗,满载政府之贵重物资,但他竟允许——简直是盛邀——一名被政府打下水的囚徒成为这艘豪轮高贵的上宾,甚至还鸣放了礼炮,多么不可思议!没有这位老水手破天荒的眼光,就没有《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问世,就没有索氏的一举成名,俄罗斯亦不会这么快就添加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对索氏来说,能在浮出水面的第一刻就遇到一位甘愿跳下水——用臂膀托起自己的人,实属大幸。关于俩人的第一次见面,索氏回忆说:“谦和使他脸上特有的一种孩子似的表情马上感染了我——这是一种坦诚甚至柔弱的孩童的表情,一种丝毫没因长期身居高位和权欲熏染而破坏的表情”。

这不是一个报刊检查官的表情,不是常被别人和自己的诚实吓破胆的鼠辈的表情,不是大人骗孩子时的表情,而是孩子遇见孩子、诗人遇到诗人时的一见倾心和本能的喜悦。

正是这表情,使得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官员堆里很容易被一眼认出,也使得他落落寡合、不合时宜。早在1958年,苏共领导人决定将帕斯捷尔纳克从作协踢出去,会议表决时,他公然为帕氏辩护,表示“坚决反对这种粗暴践踏文学的做法”;在第22次党代表大会上,他发言道:“早就可以更大胆、更自由地印行一些作品……而我们竟没有做!”他埋怨《新世界》没刊载过尖锐的东西——“而它完全可这么干!”

也正是这表情,削弱了索尔仁尼琴对体制内一切人和事的顽固敌意,使之萌发了利用一部分政治力量以求变局的念头。要爆发,要石破天惊的訇响,须先寻一段导火索,一位帮手——特瓦尔多夫斯基正是这样一位。他有胆识,甘愿付出,有着不惧风险的角斗士性情,他的《新世界》亦具可燃性。事实上,他不仅亲自点燃了索氏送来的炸药包,还兴奋地跑来跑去,为“第一声春雷”喝彩庆功。引爆前,为取得一张许可证,他竟让赫鲁晓夫有滋有味地听其唠叨:“只靠接吻是生不出孩子来的!您取消对文艺作品的书刊检查吧!如果一本书的手抄本已经流传,那再糟糕不过了!”接着,他又去游说其他政要,还为作者捞了个“列宁奖金”候选人的名额。

索尔仁尼琴终于脱出了水面。恩人举得卖力,鱼儿自己跃得更漂亮——它腾起的高度和浪花超出了恩人的预想——简直是一只猛鸥的表演!这未令恩人惶乱,相反,他更兴奋,他把这位新人彻底当成了自己的作品。他要继续使劲,使之继续向上,升至仰望的高度。

“当没有装订的毛边印张一页页放在我面前时,我想像着劳改营生活的鳄怪,终于浮向人间将为千百万不明真相者所见识,我坐在旅馆豪华的房间里,面对自己的作品,第一次失声痛哭起来。”“我们拥抱了,特瓦尔多夫斯基高兴得像个孩子,移动着熊一样的身体,连声说:小鸟飞出去了,飞出去了……”

憨厚的老水手看走了眼,这哪是一只“小鸟”?这绝非那种只在自家坟头哀鸣几声的雀儿。它曾是一条遍体鳞伤的“深水鱼”,可如今——

它是鸷,鸷,鸟类中最凶猛的兽!很快,它即会伸出尖喙和呼啸之翼,尽显飞沙走石、摧枯拉朽之能。

索尔仁尼琴是鸷。“古拉格”上空复仇的黑点。

哀鸣?这远远不够。它要把坟头、地皮、连同墓穴里的暗道一齐叼上天,将黑体制的筋骨一齐挑上天,让全世界都看清这个国家的腐烂和恐怖。

借助特瓦尔多夫斯基这位保姆,索尔仁尼琴在“两块巨石”间(1961年——1964年,即赫鲁晓夫的所谓“解冻”期)赢得了一记喘息,并迅速积攒起了声誉,为更重要作品的撰写和问世奠定了基础。

但鸷是清醒的,领取掌声的同时警惕被手掌俘获,他知道警报并未解除,危险将随着自己愈来愈多的“峥嵘”而降临——鸷要做的事是任何地面上的权力者都不允许的,他要利用暂时的自由罅隙全速冲刺,直到再次被剥夺自由。

索氏的独立还表现在他与恩人的友谊上。

在对体制的根本立场上,俩人观点并不吻合,甚至激烈对峙。但谁也没奢求对方作出原则性的牺牲,也不妨碍尽可能多地“共同行动”。

和众多老布尔什维克一样,特瓦尔多夫斯基是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产物,对体制有一种天然的敬畏和依附。但他是个诗人,血液里流淌着俄罗斯人文传统的因子,对自由、公正有着不可遏制的渴望和义务感。因此,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充满了痛苦、纠结与闪烁不定的东西。

虽自身常陷平庸,但对不平庸的人和事却本能地亲近;虽本人不持有真理,但总能被别人的真理所感染和激动;虽自己做不出惊心动魄的非常之事,却总在有意无意帮他人完成这样的举动,且不遗余力。

他不反对体制,但在体制与受害者之间,他自觉为后者辩护,就像一位母亲,见了被欺负的孩子总忍不住冲上前……他清楚自己能量的大小、性质,知道该怎样把它用对、用准、用尽——逼近底线,但不会穿透,不会使之报废。

比如他提醒索氏:“我不敢保证您的作品一定能出版,也不确定日期,但我将竭尽全力。”(事实上他做的比承诺还要多)。谈到修改时,他抱歉地说:“有几首诗可以发表,但有枪声的发表不了,虽然希望有枪声。”(索氏由衷地赞叹:“不安的人祈求风暴,不,他完全没有腐败!”)尽管遇到麻烦,他还是郑重地请求作者:“您不要写那种编辑不需要告诉我就能决定发表的东西!永远不要写!”

“特瓦尔多夫斯基具有先天的尊严感和高尚情操,甚至在他被令人沮丧地迷惑住了的时刻,这种精神也没有失落,正是该精神帮助他决不允许其杂志出现直接的卑鄙。”

他掌舵的是一份政府杂志,能量有限,其本人也受到几位政治“保镖”的监视。《新世界》的发稿尺度和空间无论如何不能用19世纪《祖国纪事》和《现代人》的标准来衡量。但若少了特瓦尔多夫斯基,《新世界》无疑即《真理报》的文学版。

一个诗人,一个好人,一个英勇的主编,但终究不是一个战士。

他有很多缺点,却把最大的优点给了索尔仁尼琴——这个俄罗斯暗夜里的囚犯。至于他自己,除了索氏的友谊和敬意,所获的全是风险和拖累,随着亲手放飞的“小鸟”越来越大胆——日益露出“鸷”的凶相,他的《新世界》正面临灭顶之灾。但于索氏来说,私谊不能拿信仰交换,他不会基于感恩而作出妥协——以减轻《新世界》主人的压力。甚至,在“《新世界》应办成一个什么样的杂志”等问题上,他继续煽风点火:“它每一期的形成都不应以‘上层’今天的情绪为转移,不以恐惧和传言的摇摆为转移,不应囿于昨天批准的范围之内,每一期都应多少超越一下这个范围,要敢于跑着用额头去撞墙。”

索尔仁尼琴自喻“牛犊顶橡树”,自然希望别人也成为一头猛牛,齐力去撞同一棵树。但同时,他亦不无歉疚和羞愧:“我向特瓦尔多夫斯基要的东西太多了,他早已把秋千荡到了极限。”

“昨天还准备离开《新世界》的特瓦尔多夫斯基现在不准备离开了。他还要像老母鸡一样扎煞一下翅膀,保护自己的小鸡不被吃掉。”

尽管他并不真的理解自己辛苦抚养的小鸡何以成了莽撞的牛犊,却初衷不改,仍以对待雏鸡的柔情表示谅解,他说:“是的,他有权这样写,当我们坐在编辑部里喝茶时,要知道他还在劳改营呢。”

最终,鉴于这只小鸡“越来越不像话”,压力之下,他辞职了。

特瓦尔多夫斯基病了。癌症。他才60岁。之前他一直显得很强壮。

最后一个生日那天,他收到了索尔仁尼琴的电报——

“我们亲爱的特里丰诺维奇!祝福您……在频繁争论和严重分歧中仍忠贞地爱着您并感激您的索尔仁尼琴。”

他很兴奋,回电致意。

索尔仁尼琴说:“杀死诗人有许多办法。杀死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办法是夺走他的《新世界》。”

1971年12月,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葬礼举行。此前,他知道了“小鸟”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

坦率地说,在读这部回忆录的过程中,我时常为索氏感到一股“难为情”:为他在私谊方面不近人情的冷酷,处处设防的戒备、隐瞒,时时表现出的策略与心计……我感到气恼,也替特瓦尔多夫斯基感到丝缕的心冷、遗憾。

“就在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对他仍有所隐瞒,正如过去也经常这样。我没告诉他再过两周《古拉格群岛》一书将在巴黎出版。”

当然我明白,这是严酷体制下必须的代价,是“古拉格”的血腥教训所致,是“地下文学”的纪律使然。

“我不属于我自己,我的文学命运也不属于我个人的文学命运,而是所有那千百万人的命运,他们没来得及写完、低声说完、用喑哑的声音诉完的监狱里的命运,和自己过于迟了的劳改营中的发现。”

索尔仁尼琴是5000万囚徒用死亡目光送出的黑点。

“古拉格群岛”上空伺机复仇的风筝。

他不辱使命。

纪伯伦说:“哪怕情人之间,也只拥抱了他们共同的东西。”

索尔仁尼琴和特瓦尔多夫斯基正是这样。他们以“持不同政见者”和“政府主编”的身份拥抱了对方,燃烧尽“共同的东西”,尔后,将友谊的金别针永远留在了对方胸襟上。

1999年

威廉·巴特勒·叶芝

(1865—1939)

爱尔兰诗人、剧作家,“爱尔兰文艺复兴”的领袖之一。生于都柏林,父亲是拉斐尔前派的画家,1884年进入美术学院,但不久即违背父愿,迷上了诗歌。1887年,在伦敦结识王尔德,参加诗人俱乐部。1904年,和格雷戈里夫人等成立著名的阿贝剧院,上演关于爱尔兰历史和民歌的戏剧。

叶芝在英语诗歌中的地位和影响,堪与德语谱系中的里尔克相媲美。他一生创作大量诗作和二十多部剧本,主要作品有《秘密的玫瑰》《在七座树林中》《丽达与天鹅》《驶向拜占庭》《幻像》《旋梯》等。

1889年,诗人与女演员茅特·冈相遇,就此开始了一生的追求。很多诗作中,茅特·冈都扮演了女主人公的角色,最著名的即那首《当你老了》。

1923年,叶芝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称:“长久以来,他追随了那使自己成为祖国的翻译者的精神——这是一个很久以来就等待着人们赋予她声音的国家。把这样的工作称为伟大,是一点不过分的。”

1939年1月28日,叶芝在法国曼顿一家旅馆病逝。其墓志铭是晚年一首诗里的句子:“投出冷眼/看生,看死/骑士,策马向前!”

茅特·冈没有参加他的葬礼。多年后,她留下一句颇有意味的话:世人应因我没有嫁给他而感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