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旅游地图跟随勇敢的心
6232100000012

第12章 在羊毛和蓝天之间

——读契诃夫《草原》

谁顺这条路旅行?谁需要这么的辽阔?

——契诃夫

俄国风景

一个奉命求学的孩子,为了母亲眼中的“出息”,和一群商人结伴上路了。

躺在颠簸的羊毛堆上,眼里只有晃悠的蓝天、草原。他是惆怅的,也是喜悦的。惆怅是因为家越来越远,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喜悦是因为好奇,9岁,草一样嫩,生命尚未被套上货物和鞍子。

除了童年,他没有行李,那些沉重的羊毛归成人。

他关心的只有景色,从早到晚的景色。儿童的快乐很纯粹、很本能,尤其遇到了大草原,就像水在水中行走。

刚割下来的黑麦,预备着再开花的野麻、催奶草……北极的海燕飞过大道,土拨鼠在青草里互相打招呼……不知什么地方,田凫发出悲凉的鸣叫……炎阳之下仿佛正在死亡的村子……一只鹰贴近地面飞翔,平匀地煽动翅膀,忽然在空中停住,仿佛在默想生活的空洞无聊……夜草丛里升起的一种快活而年轻的唧唧声……突然传来一只醒着的鸟的激动叫唤,同时又有另一只鸟在笑,或忽然变成歇斯底里的尖细哭泣声——是猫头鹰。它们究竟为谁而叫,在这平原上究竟有谁听它们唱,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了,不过它们的叫声含着深刻的悲伤和哀悼……空气中有一股禾杆、枯草和迟开的花的香气……白嘴鸦闲散地在青草上空盘旋,它们长得一模一样,使得草原愈发单调了。

我印象里,只有俄国作家才会如此动情、如此绵密琐碎地——用工笔描画眼中的风景。这些泛滥的细致,这种丰裕的铺张,换在别国作家身上,早招来读者的怨声了,俄国文学却是例外,不仅合情合理,且珍贵无比。在它那儿,人和自然那种如胶似漆的血缘感、那种深入骨髓的亲密、那种前世今生的默契和感应、那种宗教般的寄宿情怀——吸引你仔细地一匙匙品咂,如同一盘美好的果锦,摄取多了也不觉腹胀。大自然只一个,但在俄国作家笔下却从不重复(像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和契诃夫的《草原》),各自有着私人的风景,原因是:他们的心灵不重复。

一位风景画家有言:大自然就是我的宗教。这话更像契诃夫们说出来的,尤其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那几代俄国作家,都有着守林人、旅行家、流浪汉的气质,他们描绘的不是纯物理景色,而是与人之命运相匹配的心灵自然、精神地理。

广袤而深沉的俄罗斯大地,天然有一股史诗般的忧郁和神圣感,与这个苦难民族的气质和品格有着极大呼应。无论天际、风雪、冰河、山体、森林、原野,还是复苏的花草和鸟兽,都分泌着一种坚硬、严峻、凛冽的冷调,一种动荡、悲凉、肃穆的宗教意绪……使你不由想到“母亲”“上帝”“命运”这些词。有了这种“物语”,其风景即始终长在灵魂的泥土上,有了民族生涯和身世的象征性。而画面中人,即使褴褛的纤夫、跛足的乞丐、驼背的老人,无不饱含一种刚直、虔诚、高尚的气息,卑弱而不委琐,贫苦却无病态。

这种对自然的沉溺,与其说是一种审美,不如说是一种信仰。在他们的景色中,有那么多召唤生命注意力的细节,大自然的悲怆特征和人的命运内涵结合得那么紧密、牢固,建立在血缘和脐带之上。在他们心目中:大地就是宗教,就是生活和命运本身;大地是须仰望的,就像仰望上帝和星辰。

一个世纪过去了,如此富饶而鲜美的大自然笔录,在今人看来,已显多么奢侈和遥远。每次重读《草原》,我都会意识到,眼下是个大自然多么匮乏的年代:为遇见一片浩瀚草木,人要搭乘几千里的路途;面对一棵古老大树,我们会感动得潸然泪下……19世纪的俄罗斯,那片承接过普希金、托尔斯泰脚步的土地,那片神性的辽阔风光,足以令每一个活在物理城市和水泥缝隙中的现代人——感到敬畏和惊羡,喟叹自身的平庸和粗糙。

生活又苦又残酷

我一直觉得,好小说的叙事风格,应是近乎散文的那种:自由、流畅、松弛,犹如野外散步,没有路,即遍地是路。

《草原》即如此。它本身并无复杂的结构,自始至终由“旅行”占据着,由一个9岁孩子的视觉和心理记录控制着。它不靠事件矛盾和多个主体的冲突来建立故事,而是借巨大的美景与人的生存渺小之间的对比和落差——以呈现主题:作为生命母腹的草原如此令人陶醉,然而其孵化的人之命运,竟如此艰辛、酸楚、乖张。

小说中,你几乎找不到人物对立,没有,打扫得很干净。但人生的挣扎感、无力感、被掠夺感、控诉感……却时时刻刻像阴雨笼罩着草原,让人疼痛,让人压抑。比如忠厚笨拙的车夫简尼斯卡,被主人允许取食时的惶恐——

他忸忸怩怩走到垫子这儿来,拿起5根又粗又黄的黄瓜(他不敢拿小一点、新鲜的黄瓜),和两个煮硬的、颜色发黑的、开了绽的鸡蛋,然后犹疑地、仿佛担心伸出去的手会挨打似的……随着一阵响亮的咀嚼声,连马也转过头来怀疑地瞧着他。

再比如小客栈主莫伊塞维奇:“我有6个子女,一个要上学,一个要看病,一个要人抱,等他们大了,麻烦就更多……《圣经》里也是这样,雅各有了小孩子的时候,尽是哭,等到孩子长大,他哭得更伤心了。”还有抱病的老车夫潘台莱:“我把自己看作一个失败的人……你,叶果鲁希卡,现在还小,可是你会长大,养活你爹,你娘……我自己也有儿女,可是他们烧死了。主显节那天晚上,草屋着火了,我不在家,我在奥辽尔赶车……玛丽亚跑到街上,想起小孩还睡在屋里,就跑回去,跟孩子们一起烧死了……第2天没找到别的,只找着些骨头。”

还有路边沉睡的坟墓,寒冷的十字架,杀人越货的传说。

人感到了坟墓的沉静,感到眼前有一个身世不详的人的灵魂,那人躺在十字架底下。那个灵魂在草原上觉得太平吗?它在月光里悲伤吗?靠近坟墓的一带草原也显得忧郁、寂寞、凄凉,青草好像更愁苦些……没有一个过路人不记得那孤独的灵魂,一个劲地回头看那座坟,直到它远远地落在后面。

较之儿童的轻盈和纯净,成年世界是阴郁、繁重、焦虑的,每天有数不清的骚动和忧愁。正如那个脾气暴烈、一路上对草原骂骂咧咧的伙计戴莫夫,用他的话说就是:“我心里好烦啊!这生活又苦又残酷!”

郁闷中的亮色

小说中的草原,笼罩着一股巨大的宗教苦难气息和宿命感,倘若这氛围得不到舒展和稀释,那草原就始终是磐重、沉闷的苦海,而不会诞生美。契诃夫的功劳即在于在黑夜中点起一堆篝火,给悲苦的空气投放一缕歌声,一朵朵梦游般的萤光……

这光亮源自几个人物的出场,他们代表着恶劣命运下的另一类人,显示着苦难的另一种活法。正是他们,给草原和小主人公带来了惊喜——

最难忘的是那个因爱情而激动得失眠——不得不深夜起身、游荡着四处找过客搭话的新郎倌:“他们第一眼看见的,不是他的脸,不是衣服,却是他的笑容。那是一种非常善意的、爽朗的、带有传染性的笑,叫人很难不用笑容去回报他。”康司坦丁,一个健壮的被命运眷顾的幸运儿,一个让穷青年妒羡不已的家伙,他急于向每个路人推销自己那中了头彩的幸福。

“她不在家,她回娘家去住3天!她走了,于是我觉得仿佛没结婚似的……她是个那么好、那么体面的姑娘,那么爱笑,爱唱,一团烈火!她在家的时候,你的脑筋就给弄得迷迷糊糊,现在她一走,我就跟傻瓜似的在草原上逛荡,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我吃完中饭就出来了……我不能呆在家里,我受不了。”

康司坦丁笨拙地把脚从身子底下抽出,在地上躺平,脑袋枕着拳头,然后站起来,又坐下。这时人人都透彻地明白他在恋爱,他幸福,幸福得过火……他坐立不安,不知该取何姿势才不给那无数愉快的念头压倒……看见这个幸福的人,大家觉得心里发闷,也渴望着幸福,便空想起来。

当大家都被折腾累了,他意犹未尽地起身:“再会,伙计们!谢谢你们的款待,我要再上那边火光去一趟,我仍受不了。”一个幸福得让自己和大伙都受不了的夜游郎,真难以置信!这个草原的幽灵,这个萤火虫般的使者,大家不知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偌大草原尚不足平息他体内的澎湃,像一个浑身着火的醉汉,踩着露水跳舞,踩着夜的高潮行走。谁都明白,这幸福无法分享,只能仰望和妒羡,每被妒羡一回,那幸福就壮大一轮,就激动地膨胀和咆哮一次,而他的新娘,那被唤作“喜鹊”的女人,便成了深夜草原上最肥沃、浑圆和风情的意象,她高高挂在天际,如大众情人,如灿烂熟透的桃子,如开满鲜花的月亮……

苦难被升华了。泥土升为月光。

他排遣了夜的寂寞和沉重。整个故事里,他的闪现,是最耀眼的一次,犹如慧星,犹如痴人说梦。

这个年轻人,不仅活得简单、明亮,且身体里自酿酒精和蜂蜜。换句话说,他活得像成年儿童。他的快乐值得现代人思考。

亮度的再次燃起须感谢神秘的公爵夫人——

忽然,十分意外的,叶果鲁希卡看见离自己眼睛半寸的地方,有两道丝绒样的黑眉毛,一对棕色大眼睛,娇嫩的女性脸蛋儿,微笑正从酒窝那儿放射出来,像阳光布满全脸,还有一股好闻的香气。“好一个漂亮孩子!”女人说。“这是谁的孩子?瞧,多好玩的孩子啊!天啊,他睡着了!”女人热烈地吻叶果鲁希卡的脸蛋儿。他微笑着,可是想到自己是在睡觉,就闭紧眼睛……

无疑,这是草原上最柔情最优雅的人了。她身份高贵,住在宝石、御像、丝绸、音乐编织起来的庄园里,但又纯洁、简单、慷慨好施,世俗眼里的她,“又年青又傻,脑袋里满是胡思乱想”。

美貌、温存、善良,加上“胡思乱想”,还有比这更令人难忘的妇人吗?她匆匆的裙裾,像一场夜风,像一阵青春荡漾的雨,使冗长旅行中困乏褥热的空气为之一颤,变得清爽怡人,读者的心也空前活跃起来,尤其在小男孩脸上印下的那个吻,更令人鼓舞和回味。

她长得多漂亮啊……不知什么缘故,叶果鲁希卡不愿意想别的,他那昏昏沉沉的大脑根本拒绝想平凡的事情。他瞧着天空,想到幸福的康司坦丁和他的妻子。为什么人要结婚?……他又想起了公爵夫人,跟那样一个女人一块儿生活,大概很幸福快乐吧;要不是那个想法使他非常难为情,他也许很愿意跟她结婚了。

这是一次生理抚摸,也是一次精神访问。一次隆重的异性来访。

契诃夫最感人的故事、最神奇的对话,多是在儿童和老人或妇女间展开。似乎他们天性里有某种彼此向往和吸引的品质:妇女给予儿童以温情的滋养、母爱的浸润,促进其生理和情感的发育;老人则像辽阔的秋天,使孩子的额头走向成熟,学会远见和思索。契诃夫仿佛有种本领:总能为自己的儿童邀请到最令人尊敬的老人和妇女,无论智慧和美德,其表现都令人难忘。

简练、纯净、明快、散文式的结构、元素充足并注意了节约——这一切使《草原》如一部干净的叙事诗,苦难中闪烁着童话的美德和宗教的纯洁。

草原领袖和灵魂天敌

法尔拉莫夫——

一个传奇人物。冷漠、高傲、怪戾,凭着惊人的商业才能赢得了整个草原的敬畏。他征服了所有垂涎财富的人,就物质而言,他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他牢牢威慑着世俗之心,成为一个让人梦萦魂绕的名字。大家对他的膜拜俨然对待圣人与英雄,几乎所有人都在赞颂他,恭候他,巴结他,以为找到了他便找到了一切。小说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看见法尔拉莫夫了没有?”可以说,他把人们的魂勾走了。

但他是神秘的,来无影去无踪。

老是在这一带转来转去……这个人啊,就是那个人人都在找他,那个永远在转圈子,那个比德兰尼兹基公爵夫人还要有钱的人……这个矮小的灰色的人穿着大靴子,骑着一匹难看的小马……“很了不起的一位老爷……世界靠的就是这类人!”

“了不起的老爷”却对一个人不顶用,甚至说毫无意义,那就是索罗蒙——小客栈主莫伊塞维奇的弟弟。我认为,这是契诃夫在草原上安插的一个最富深意和个性的角色。索罗蒙的性情、信仰和价值观,完全不同于他人,他洞察一切,蔑视一切,嘲笑所有世俗价值。

他仿佛正在想着什么可笑的蠢事,正在觉着轻蔑而厌恶,正在看中一样东西,等个有利的机会把它弄成可笑,然后自己哈哈的笑一阵似的。

在世俗眼里,这是个古怪、孤僻、不可理喻之人,其兄如此介绍他——

“上帝剥夺了他的神智……他晚上不睡觉,老是想心事,究竟在想什么,只有上帝晓得了。他什么也不要!先父去世时,给我们每人留下六千卢布。我为自己买下一个客栈,结了婚,现在我有了子女;他呢,把钱丢进炉子烧掉了。真是可惜!可惜!他把钱送给我啊!”

他脑子里藏着什么呢?得出了哪些重要结论?他不屑示人,但面对神甫的挑衅和疑问,他还是泄露了一点儿:

“你看,我是奴婢,我是我哥哥的佣人;我哥哥是客人的佣人;客人是法尔拉莫夫的佣人……要是我有一千万卢布,法尔拉莫夫就成了我的佣人。”

当兄长狠狠责骂“你怎么能拿自己跟法尔拉莫夫相比”时,他答道:

“我还不至于傻到把自己跟法尔拉莫夫看成一路人……他活着是为了金钱和获利;我呢,却把钱扔进炉子里!我不要钱,不要土地,也不要羊,人家用不着怕我,也用不着脱帽子,所以我比法尔拉莫夫更聪明,更像一个人!”

法尔拉莫夫是草原生存规则的制订者,是财富游戏的洗牌人,是世俗人生的最高榜样。“好几万亩田,十几万只羊。”但这只对认同该法则和参与该游戏的人有用,对“局外人”索罗蒙却等于零,他是法尔拉莫夫唯一的灵魂天敌、价值克星。

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生存关系恰恰是最紧密、最邻近的——像一个事物的两半。正是这种对集体尺度和世俗契约的叛逆性,让索罗蒙在草原上显得醒目而孤独。

契诃夫感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里谈契诃夫,用了一个私人体验的词:“契诃夫感”。以示对这位前辈的爱戴。“对契诃夫的爱,已超过了我国丰富的语汇所能胜任的程度。对他的爱,如一切巨大的爱一样,很快耗尽了语言中最好的词句。”

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契诃夫第一次将中短篇小说带入了这样的境界:简明、流畅、高效、结实、举重若轻;充满童年的纯真和晨光,充满妇女和老人的温情与高尚,充满宗教的忧郁、圣洁和拯救感;将人间的苦难与梦想、精神的负重与升华——并挽得这般有力、有机、大气磅礴;追求一种饱含诗意的写实,追求一种准确而有定力的浪漫,追求一种坚硬的柔情和湿软;那种对底层命运的关怀和沉痛的“同感”(远不是“同情”了),那种对庞杂人性的细致分类、对流动情绪作速记和连续照相的能力,那种永远平静地讲故事的心态、对整齐的小说形状的把握……

在以上诸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们都做得很好,但他们用的是鸿篇巨制。在高效和节俭上,契诃夫属于极少数。

“多么伟大的理解力!他从来没写过多余的一节,每一节都是或者有用、或者美丽。”列夫·托尔斯泰这样赞叹自己的朋友。

在打量文学史的时候,我们会蓦然发现,无论古典还是现代的各种流派、各种术语,都无法将契诃夫覆盖住(陀思妥耶夫斯基亦如此)。后世那些很优秀的中短篇作家,只是偶尔完成了他的一个方面、一个局部。

“契诃夫感”——它应尽快进入教材。

2000年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

(1918—2008)

俄罗斯流亡作家。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物理数学系,苏德战争爆发后入伍,曾任炮兵连长,获两枚勋章。1945年因在信中指责斯大林而入狱8年,后流放哈萨克斯坦。出狱后定居梁赞省,在中学教书并开始写作。1962年,经赫鲁晓夫批准,描写集中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发表,引起轰动。1967年5月,向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散发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1968年,《癌病房》和《第一圈》在海外发表,受到当局严厉批判。1969年,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1970年,鉴于“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1974年2月12日,当局宣布剥夺其国籍,押上飞机驱逐出境。曾流亡西德和瑞士,后移居美国。

1973年至1976年,三卷本的披露苏联专制和劳改营内幕的《古拉格群岛》在巴黎出版。另著有自传《牛犊顶橡树》、长篇小说三部曲《1914年8月》《1916年10月》《1917年3月》等。

1994年5月,应叶利钦之邀,流亡海外20年的索尔仁尼琴第一次返回祖国,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岸,坐火车向西横穿全俄,沿途受到英雄般的礼遇。1997年,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2006年国庆节,总统普京主持典礼,向其颁发俄罗斯国家奖。

2008年8月3日,被誉为“俄罗斯良知”的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家中逝世,享年90岁。至此,他比“苏联”——这个剥夺他公民资格的政体,多活了17年。

“一句真话的分量比整个世界还重。”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