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一寸河山一寸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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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黄河悲歌

“华北方面军”要进攻中条山,并非一时兴起,而是蓄谋已久的计划。

太原会战后,这座位于山西最南端、以山势狭长而命名的山区就成了华北日军的眼中钉。山上分布着第一战区的二十万人马,你要南下,它侧击你,要西进,它挡住你,中条山由此成为保卫中原和大西北的一道屏障,被日军称做“华北的盲肠炎”。

有诗赞曰:尘黄日白风萧萧,寻常百姓都带刀,只须卫上将军在,敌人不敢窥中条。

这首诗里面的“卫上将军”,说的就是卫立煌。

以不变应万变

卫立煌,安徽合肥人,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国民党早期有“五虎上将”的称谓,卫立煌亦居其列,但和其他人不是陆士就是保定的出身不同,他是纯粹的行伍,从军营中慢慢升上来的。

卫立煌特别沾光的一点,就是他给孙中山当过警卫,还因公受过伤,此后便一路擢升,二十二岁就成了营长。

由于担心年轻镇不住人,“小营长”就像当年唐生智传授过的那样,特意留起胡须——我这么老成了,谁还能质疑我的能力?

卫立煌的能力是有的,要不然给孙总理当警卫的多了,也不是谁都能出人头地。

太原会战中的忻口战役,是卫立煌以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的身份,在抗战中第一次担当方面之责。以后太原失守,大家都玩了命地逃,卫立煌当时也很狼狈,一气渡过黄河跑到陕西去了。

没待几天,蒋介石的电报就来了,过黄河的每个人都挨了一顿骂。于是,众人打点包裹,转身又折回山西——阎锡山在晋西,卫立煌则立足晋南,都是半正规战加半游击战,日子也都过得十分不易,用阎锡山的话说,就是“一日不得一饱,衣服不能更换”。

总算,苦头没有白吃,阎锡山挺住了,卫立煌也在中条山站住了脚。

1938年冬,卫立煌接替程潜,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常驻洛阳,负责全权指挥包括中条山在内的晋南所有部队。

从1938年到1940年,“华北方面军”先后对中条山发动十二次进攻,但每次都怏怏而归。有一年夏天,日军九路侵略围攻,然而激战三天后,不仅未能攻取中条山,反而遭遇不小损失,来不及带走的尸体横陈在山路上,天热发臭,以至于半年多了都无人敢从那里经过。

中条山守军曾先后十二次击退日军进攻

这确实是一份不错的成绩单,遗憾的是,时间一长,卫立煌却因此在思想上出现了麻痹。

在中条山战役之前,蒋介石统帅部已得到情报,判断“华北方面军”的此次进攻规模不同以往,鉴于中条山背靠黄河,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不易固守,因此曾建议中条山守军撤往黄河南岸,据河防守。

但卫立煌不以为然。

中条山是他多年经营之地,以此山为依托,已形成半圆形防御线,无论日军从北、从东,还是从西,要想破这条防御线都很难,这叫做置之险地而后生。

兴致勃勃之下,卫立煌还夸下海口,称中条山是抗战中的“马其诺”,防御工事坚固,官兵士气旺盛,完全不用担心守不住。

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此亲自到洛阳与卫立煌见面,后者仍坚持自己的策略。

背水一战,别人都不敢使用这一战术,只有我敢而且使用成功了,这次我也会以不变应万变,像以往那样继续守住中条山。

何应钦最终表示同意。

不是向好而是向坏

古往今来的很多军事实例都表明,险地可以守,但必须有所凭峙,不然险地就会很快变成“死地”。

按照卫立煌的认识,他的第一个凭峙是防御工事,也就是他所说的“马其诺”。

可是,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规律,但凡叫做马其诺的,几乎没有一个不被人家攻破。

淞沪会战时的“东方马其诺”从头至尾就没派上什么大用处,而法国真正的马其诺,一年前就被德国人绕过去了。

不是说防线不重要,而是说如果过于看重和依赖防御工事,最后的结果一定不妙。中条山防区南北纵深很小,就算防御工事真的达到马其诺水平,也很难长期坚守,更何况还不达标。

中条山上有“站、跪、卧”三种防御工事,有交通沟、有据点堡垒,卫立煌在山上转了转,以为这就不错了。

可是苏联顾问也上山视察了,人家看后就大摇其头。

知道什么是现代防御工事吗?得把一座山都给掏空了,山洞里可以过汽车、拖大炮那种的。你这还叫马其诺?简直儿戏一般,太好笑了。

如果工事不行,那就只剩下了官兵士气旺盛。卫立煌虽没读过正规军校,但在陆军大学特别班进修过,兵法战策还是懂的,知道手中若不握有强兵的话,背水一战的确很危险。

张自忠当初过襄河,前三次都有第五十九军保驾护航,到第四次,前面是川军,身边是鲁军,战斗力都大大逊色于第五十九军,这也是他战死南瓜店的重要原因。

能够挡住日军十二次侵占,使卫立煌对中条山守军颇为自信,不过他长驻洛阳,很少像张自忠那样亲自过河,对前线的实情已然非常生疏。

此一时彼一时,1941年的中条山已经有了根本变化,不是向好,而是向坏。

这当然与大环境有关。历史学家黄仁宇谈到,到1941年,即抗战进行到一半时,国内物价已是战前的二十倍。随着贫困加剧和给养不足,厌战情绪开始蔓延,军队中的吃空额和走私现象屡见不鲜,且很难遏制。

这种情况各战区都有,但以卫立煌的第一战区尤为严重。

中条山守军,号称二十万,其实根本就不足二十万。首先是因为招不满,使“壮丁”竟然沦为商品,能够进入市场买卖了,开始是秘密的,后来就转入公开。比如在洛阳,一个壮丁的价格是棉花一千斤,或者小麦三十石。

有利可图之后,“壮丁”也成了职业。同一个人可以被卖到十次以上,也就是先到市场上去“卖”自己,然后再从部队里逃出来,接着再“卖”,如此往复,等于拿来换了十次以上的钱。

其次是逃兵现象控制不住。中条山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士兵都要自己打柴、背粮,甚至是推磨子,可谓是战时拼性命、战前做苦工。后方部队的士兵,只要听到是开去中条山,就哭的哭、逃的逃。

当兵的苦,当官的也不好过,饷少就得想别的招,或者吃空额,或者派些人到沦陷区做生意,一来二去,已全无一点打仗的欲望和警惕性。

到1941年,中条山的所谓“抗战”,真的弄得跟儿戏一般了,很多部队都坐在山上不闻不动,就算是偶尔下山,也是一群人在空地方胡转一圈,连枪都没放,就算“凯旋”了。

有些军官对此非常忧虑,把情况反映给卫立煌,可是卫立煌不相信,反而怪对方不会带兵。

你放松,对手却没放松。“华北方面军”一直在观察着中条山动向,他们很快便发现自己有机可乘。

最后的愚人

1941年5月7日夜间,“华北方面军”突然对中条山发起空前规模的侵略,参战部队达到了六师三旅团。

中条山战役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战前日军通过侦察,已经掌握了守军指挥机关的所在位置,他们组织突击队,或提前空降潜伏,或抄小路,对师以上指挥系统进行突袭,由此造成一种奇怪现象,即前方还没怎么打,后方却已无法有效地进行指挥。

仅仅一天时间,中条山的两支集团军便被分割开来,双双陷入困境。

卫立煌这才感到大事不好。

在“失街亭”这场戏中,马谡要屯兵山上,王平说你这是自处绝地,如果魏军断掉我们的水源,岂非不战自乱?

中条山守军除了怕断水断粮外,还最怕没有退路,因为身背后就是黄河。

按理,中条山靠黄河北岸应预先建筑一定数量的桥头堡,这样才能保障战时的水上交通,但卫立煌在这方面又做得不够好,结果日军一个迂回,率先抢占黄河岸边,大家都回不去了。

中条山区南北纵深不过五十公里,要想藏到山里去打游击都很困难,守军在被日军包围后,立刻步当年三国蜀军之后尘,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支接一支地陷入崩溃边缘,其失败之快,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一场不打就垮的战争,但有一些勇敢的云南人坚持到了最后。

唐淮源,云南江川人,时任第三军军长。

唐淮源是个略显固执的人,也可以说是有些“愚”。有一次打仗,眼看打不过了,唐淮源说要撤,而同僚反对,最后还是撤了回来,途中丢了门大炮。

那个时候,部队有一门大炮都不得了,往往打仗输赢全靠它。同僚因此责怪,“我说的吧,要不撤,大炮就不能丢,你还是太胆小。”唐淮源一听就急了,两人吵着吵着,竟然操起家什打了起来,结果老唐脑袋上挨一扁担,终生留下一道疤。

唐淮源在云南滇军中本来已坐到了前几把交椅,后来唐继尧杀回云南,要夺他的权。大家事先说好,找个空地方单挑,谁败了谁下台。

唐淮源败了,于是他二话不说,带着部队走了。

退出云南后,唐淮源从师长干起。某天上面来人视察,私下要打点费,老唐没理他,那厮没捞到好处,回去后就气呼呼地给打了个差分,将唐淮源由中将师长一下子降到上校师长,比下级的军衔还要低。

这样的“愚人”,本来是不适合在场面上混的,唐淮源自己说过,他之所以能忍受得下来,全是因为要顾及自己的母亲。

唐淮源未满周岁时,就被父亲弃养,由母亲一手带大,因此事母至孝。由于家里实在太苦,他便去报考了云南讲武堂,当时由于身上长了痔疮,他害怕让学校知道后不予录取,于是偷偷跪在地上朝天祈祷,翻来覆去地说一句:“老天爷,求求你让我好了吧,这样我才可以谋得一官半职,也才有能力让母亲免受饥寒。”

等到当了大官,家里生活条件好了,唐淮源因在社会上屡遭挫折,一度欲效仿古人退隐,但这时抗战爆发,他想到要给母亲争取更大荣耀,来安慰老人家,所以又毅然留在军队里。

1939年,唐淮源老母病逝。他在回云南奔丧后,便对家人说:“我这一生都是为了母亲,现在她不在了,我也就一无牵挂,此身当为国有!”

唐淮源的第三军大部分为云南子弟兵,他们是中条山战役中少数表现较好的部队之一。

通过重机枪组成的火力网,第三军给日军以很大杀伤,但当时的局面已非区区一军所能挽救,经过几天的厮杀后,部队伤亡大半。

5月11日,唐淮源见整体冲不出去,决定化整为零,分路突围。分别时,他郑重告诫下属:“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千万不要由第三军开其端。”

中国民间有一个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说法,即“大将忌犯地名”。5月12日,唐淮源被困于悬山,此地又称“唐王山”。

王者亡也,唐淮源组织残部三次突围都突不出去,已经弹尽粮绝,此时下起了滂沱大雨,他屏退左右,一个人走进一间土屋。

一切都显得那么糟,但是我尽力了,现在是给部下们做个榜样的时候。

第三军军长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宁死也不愿成为敌人的俘虏。

他的部下果真追随而来。第十二师师长、云南腾冲人寸性奇得到消息后说了一句:“当初忻口战役有郝梦龄、刘家骐一道殉国,第三军打了败仗,牺牲两位军师长也是应该的。”

5月15日,寸性奇右腿被日军炮火炸断,不愿被俘受辱,遂用腰中佩剑自尽而亡。“愚人”唐淮源在中条山做到了最好

6月15日,中条山战役(又称晋南会战)结束。

日方指挥中条山战役的是由参谋次长转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多田骏,一个月后他便回国,并因功晋升为大将。

中条山战役与几个月前的上高会战形成强烈反差,可以说是抗日战争以来打得最差劲的一仗。经此一战,中条山的第五、第十四集团军大部分都损失掉了。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当场战死四万二千人,被俘达到三万五千人,而日军死伤三千都不到,悬殊十分骇人。

蒋介石羞愤交加,接连用了“最大之错误”、“最大之耻辱”来进行评价。作为第一责任人的卫立煌被免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本兼各职,同时革除陆军上将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