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没落地主，生逢乱离之世
陶渊明，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大诗人。
陶渊明于公元365年（晋哀帝兴宁三年）出生在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武臣中官位最高者），封长沙郡公。这是陶家的鼎盛时期。陶侃死后，他的子孙们，有的因罪被诛，有的因兄弟之间互相残杀而亡，家境日渐衰落。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但由于他们不是陶侃的嫡嗣子孙，不曾继承公爵，因此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也渐衰落。在陶渊明8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从此他家在政治上已无势力，经济收入当然也随着减少。陶渊明婚后不久，妻子就死了，后来又续了弦，两个妻子共生了五个孩子，家口越来越多，负担日益加重。因此，他的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
陶渊明生活在这样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他自幼博览群书，受到各种思想的熏陶。他学过《老子》。《庄子》，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对儒家的“经书”（如《诗》、《书》、《易》、《礼记》、《乐记》、《春秋》等）也下过功夫。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极其黑暗、混乱的时代。东晋小王朝偏安江左，始终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当时北方的广大土地和人民，都是在匈奴、羯、氏、羌、鲜卑等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这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得陇望蜀，虎视眈眈，总想伺机把东晋王朝吃掉。然而陶渊明画像东晋统治者却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统治阶级内部，皇室与大世族之间，世族与世族之间，你争我夺，连年征战。他们既不顾北方人民的死活，又对南方人民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陶渊明生活的六十余年间，更是国无宁日，民无宁日。他亲身经历了“淝水之战”、孙恩起义、桓玄篡晋、刘裕建宋等重大历史事件，饱尝了战乱之苦。
公元4世纪的下半期，北方氐族统治者建立的前秦国逐渐强大起来，统一了黄河流域。383年（晋太元八年），陶渊明19岁，那年，秦王苻坚亲自率领97万大军，从长安出发，大举南侵，妄图一举而把东晋灭掉。双方军队在淝水（今安徽境内）交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这次战争，因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暂时缓和，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全力支持抗击前秦军队，结果东晋以八万之众打败了前秦的百万大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宰相谢安乘秦军崩溃之机，派谢玄等诸将领乘胜北伐，收复了北方许多失地。但是，外患稍缓，内乱继起。
在淝水之战中，谢安立了大功，遭到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的嫉妒。昏庸无能的晋孝武帝（司马曜），特别重用他的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司马道子笼络一批奸诈小人，竭力排斥谢安。385年谢安死后，朝中大权完全落在司马道子及其儿子司马元显手中，他们贪污奢侈，政治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和皇室对抗的割剧势力，占据京城建康以西的各州郡，不听朝廷指挥，国家沉重的负担都落在东方八郡（浙江的会稽、临海、永嘉、东阳、新安、吴兴以及江苏的吴、义兴）人民的身上，人民被逼得走投无路。这时五斗米道（道教的一派。东汉末年，张道陵创立，学道的要交五斗米）道徒孙恩乘民心骚动，于399年，率众百余人从海岛起义。起义队伍攻破会稽后，队伍增到数万人。这时东方的临海、永嘉、东阳、新安、吴、吴兴、义兴等其余七郡也同时起事，攻杀晋朝官吏，有力地打击了东晋统治者。后来在东晋将领谢琰、刘牢之率兵镇压下，起义队伍暂时失败了。402年，孙恩再次攻打临海郡，被晋兵击败，之后便投海自杀。他的余部就推他的妹夫卢循为首领，继续与晋室对抗。411年卢循被杀，一场持续12年之久的农民大起义终于失败了。
在孙恩起义的前一年（398），京口（今江苏镇江）镇将王恭联络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恒玄，起兵反对晋室。王恭被杀后，各镇推桓玄为盟主，形成大族推翻帝室的中心力量。正当东晋王朝全力以赴对付孙恩起义无暇西顾的时候，桓玄乘机吞并了长江上游各州郡，占据了东晋三分之二的土地。在起义军逼近建康的同时，桓玄在江陵聚众商议，准备夺取建康。402年，桓玄从江陵顺流而下，攻入建康，杀死了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这时朝中大权已完全落入桓玄手中。404年，桓玄废除了晋安帝（司马德宗），自立为国相，改国号为楚。
在镇压孙恩起义的过程中，刘裕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刘裕出身于破落的低级世族，幼年家贫，曾以耕地为业，兼做樵夫、渔夫及卖履小贩，对下层人民的苦难有较深的了解，刘牢之镇压孙恩起义的时候，他在刘牢之部下当一名小官。由于他勇猛善战，军纪严明，屡立战功，很快成为著名的将领。京口是从北方各地流亡来的世族和民众聚居的地方，民俗强悍，勇于从军。所以，当桓玄刚刚登上帝位，他便在京口纠集力量，率众一千七百人攻入建康。桓玄抵抗不住，只得又逃回江陵，这时东晋的大权又落在刘裕的手中。之后，他又进行北伐，歼灭南方的割剧势力，进一步扩充实力，树立威望，等条件成熟后，便在420年废除了宋绍熙三年曾集刻本晋恭帝（司马德文），建立了刘宋王朝。
这就是陶渊明生活时代的基本情况。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他是“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对陶渊明的思想发展，生活道路以及文学创作都有极大的影响。
投耒去学仕，辞禄归园田
陶渊明早想建功立业，“大济苍生”。可是直到29岁，才第一次出去做官。这在当时看来，做官已经是很晚了。他这次是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做州祭酒（掌管教化的官）。据他自己讲，出去做官的主要原因是生活贫穷，单靠耕种收入，还不能维持。他在《饮酒》诗中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指三十岁），意志多所耻。”意思是说，当初由于饥寒交迫，没办法养活老小，于是就在近30岁的时候，忍受着耻辱，放下农具，出去做官。萧统在《陶渊明传》中也说：“亲老家贫，起为江州祭酒。”同样说明，陶渊明出去做官是为生活所迫。但是从陶渊明早期的思想状况来看，儒家的用世思想占主导地位，做官的目的，恐怕主要是施展其政治报负，并非仅仅是为了谋生。这次他在江州任职时间很短，就辞职回家了。原因是“不堪吏职”，即承受不了“祭酒”这个职务。他好不容易才出去做官，为什么很快又辞掉了呢？这恐怕和当时政治的腐败以及陶渊明的性格都有关系。东晋王朝是一个门阀世族统治、等级制度非常森严的时代，当时陶家已经破落，政治上已无势力，他出去做官是不可能被重用的；再加上陶渊明“少有高趣”、“颖脱不群”，不肯谄媚奉迎，对官场那种尔虞我诈，胡作非为的现象看不惯，这就决定他在官场是待不下去的，所以“少日自解归”。
辞去祭酒后，他在家居住了六七年，靠园田的收入，生活仍不能自给。这时他看到许多名流人物都纷纷归附恒玄，于是他在35岁（399）的时候，又到桓玄的部下去当佐吏。
陶渊明到桓玄部下任职的时候，正是桓玄野心勃勃、大肆扩充势力的时候，桓玄一方面树立心腹，招兵买马，为篡夺帝位做准备；另一方面，又借口孙恩之乱，屡次向皇帝上表，要求出兵勤王，妄图借此机会窥探虚实，以便寻找机会实现其篡位野心。陶渊明到桓玄的据点江陵之后，对其野心有较多的了解，不愿与桓玄同流合污，于是辞官归田的思想又强烈起来。401年冬天，他的母亲孟氏去世，于是他便以此为借口，辞去了官职，实现了他归田的愿望。
403年春天，当桓玄攻入建康，诛杀司马道子父子，自居为国相，声势煊赫，朝野震动的时候，陶渊明已经远离官场，躬耕于田园了。他为自己能及时退出官场，深感庆幸。桓玄在京城耀武扬威，他却在家乡歌颂自己的田园生活。
陶渊明是一个有抱负有事业心的人，他虽然离开了桓玄，但是他对事业前途并没有绝望，并不甘心老死蓬蒿，归田的目的，只是为了等待施展抱负的时机。
当刘裕从京口出发讨伐桓玄的时候，不甘心四十无闻的陶渊明，又对刘裕这样一个新崛起的人物产生了幻想，认为施展抱负的时机又到来了。于是，他便到京口做了刘裕的参军。陶渊明这次出去做官，本来是满怀信心的，但是，他一到刘裕部下，又失望了，原来刘裕也不是他理想的人物。当时刘裕虽然刚刚崛起，但是他残暴专横的本性已经暴露出来。在这一年中，他为了消灭异己势力，先后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渝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大家切齿痛恨的桓玄的心腹人物王谧任用了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极为重要的官职。陶渊明看到这些现象，辞官归隐的思想又占了上风。
陶渊明离开刘裕之后，并没有马上回家。405年，他又到江州刺史刘敬宣那里当了参军。这可能是他退隐的过渡，因为刘敬宣的驻军就在他的家乡浔阳，离柴桑很近。他在刘敬宣部下任职期间，心情依然不好，不久就又辞职了。
经过这四次折腾，陶渊明已经心灰意冷，再也无心做官了。但是，在他长期归隐之前，却又去做了八十天的彭泽（今江西彭泽）县令。他这次出仕的目的，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讲得很明白，那就是筹备“三径之资”，即筹备退隐后的生活费用。这一点，他自己在《归去来兮辞序》中也有交代：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
可见他这次出去做官，已经没有什么“大济苍生”的打算，主要是从他的生活需要去考虑的：家境贫苦，孩子多，又不善于营生，作彭泽县令的俸禄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基于上述原因，他于405年8月又去赴任了。就在当年的冬天，郡里派督邮到彭泽检查工作，县吏告诉他：“应束带见之。”陶渊明一听，感叹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不久，他就解下官印，辞去了官职。
陶渊明从29岁出任江州祭酒，到41岁辞去彭泽县令归里，前后共13年。在这期间，他“一心处两端”，游移于进退仕隐之间，心情常常是矛盾苦恼的。经过反反复复的思想斗争，最后还是选择了终生归隐的道路。
躬耕田园，固穷守节
陶渊明一离开官场，就像出笼的鸟一样，感到轻松自由。
这时尽管他已经早出晚归地开荒、锄草，从事辛勤的农业劳动，但他的心情是非常高兴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刚脱离官场这个“樊笼”，感到轻松自由；另一方面是当时他的家庭条件还比较好，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所以他把农村写得安闲、优美，令人神往。在他看来，农村和黑暗的官场相比，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
然而，他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灾难很快就降临到他的头上。归田后的第三年（408），他那“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住宅，被夏天的一场大火烧了个净光。一家人只好寄居在门前的船上，直到初秋还没有定居下来。这场火灾使诗人的生活很快走了下坡路。在这沉重的打击下，他的心情已经不像前二年那样兴奋了，在他笔下出现的不再是那些优美富有生气的农村景物，而是“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己酉岁九月九日》）这样凄凉衰败的景象了。这时，他对农业劳动也有了体会，以至发出了“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的感叹。可贵的是诗人并没有被灾难劳累所吓倒，“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就是他的决心。
陶渊明47岁的时候，由园田居移居南村。南村在浔阳城外不远的地方，他早就想到这里居住，“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移居二首》其一），原因是这里有一些好邻居。这些邻居中，既有农民，也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读书人。
在南村居住期间，和他交往较多的有参军、主簿、县令一类的小官，也有一些是隐居在浔阳的文人。对这些人，他曾分别写诗赠给他们。赠诗的对象不同，内容各异，但在这些诗中，他一再表示要长期隐居，躬耕自资，决不再出去做官。
陶渊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他的朋友们有的去做官，有的到官府去讲学，有的隐居山林的时候，他却依然从事辛勤的农业劳动，毫不动摇。不过辛勤的劳动并没有换来他生活的好转，反而每况愈下。
从51岁到57岁这几年，诗人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51岁这一年，他的疟疾病一度加剧，几乎死去。我们知道陶渊明是一个嗜酒成癖的人，然而在这几年中，他经常没有酒水，在诗中不断提到这件事。他想饮酒而不可得，有时只好靠亲友招饮。据说在王弘任江州刺史期间，有一年九月九日重阳节，陶渊明家中无酒，闷闷不乐，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宅边的菊花丛中，暗自伤神，正在这时，王弘送酒来，他喜出望外，见酒就饮，当场喝得酩酊大醉，才回家中。从这个故事也可以看出，他缺酒缺到什么程度。缺酒只是诗人生活贫困的一种表现，其他方面的情况更惨。
57岁以后，诗人的生活愈来愈贫困，当风调雨顺，农田收成较好的时候，还可以勉强度日，但在遇到天灾歉收的时候，有时就落到断炊讨饭的境地。他在《乞食》诗中道：“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怀。”他虽然是偶尔讨饭，并且主人是热情款待，以酒招饮，但毕竟说明他的生活已经非常穷困。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有时他也接受朋友的帮助。他和刘宋（刘裕所建的宋朝）著名的文学家颜延之交情较好，颜延之做始安郡（今广西桂林市）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给他留下两万钱，陶渊明把这钱全部送存酒家，以供陆续取酒之用。
陶渊明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他决不肯为受周济而丧失气节。426年（宋文帝元嘉三年），擅道济作江州刺史，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已经很久吃不饱饭，起床也很困难了。檀道济劝他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幸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渊明听了非常气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赠以粱肉，被陶渊明挥而去之。
由于贫困和疾病的长期折磨，诗人的身体越来越羸弱了，427年（宋文帝元嘉四年）冬与世长辞，卒年63岁。
陶渊明从41岁辞去彭泽县令归隐，到63岁去世，这20余年间，他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田园。其间尽管他的生活道路坎坷不平，历尽艰辛，但他始终保持高尚的节操，成为当时文坛上出类拔萃的诗人。
卓越的成就，深远的影响
陶渊明的作品，现存的有诗歌120多首，文12篇（辞赋3篇，记传赞述5篇，疏祭文4篇）。其中诗歌创作成就最大。
他的诗歌，大都是抒情诗。从题材、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咏怀、田园和哲理三类。
他的咏怀诗，集中表现了从他出仕到归田以后的种种生活体验，是抒写情志，讥讽时事的诗篇。如写向往功名事业，欲有为而不能的深刻苦闷；写安贫守节的清高志向，锄暴复仇的强烈愿望，隐晦曲折地揭露社会现实的污浊和黑暗等。这部分诗歌其主导方面是积极的，但其中也流露出逃避矛盾，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等消极思想。
他的田园诗，着重描写了田园景色和田园生活，集中表现了他在田园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有对农村美好景物的赞颂，残败景象的哀叹，以及与农民共同劳动、亲切交往的描述，有对饥寒交迫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有对美好理想的展示与追求。陶渊明的田园诗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很重要的地位。
关于他的哲理诗，数量虽然不多，但价值是很高的。它表现了陶渊明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他认为宇宙间的一切变化，天地山川的长存，四时的运转，寒暑的交替，草木的荣枯，人的生死等客观现象都是顺着自然造化的力量而运转不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挡它，如果谁要违背自然发展变化的规律，谁就要失败。从这一基本的哲学思想出发，陶渊明对佛教的“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灭等一套神学说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传统的天道观、神鬼说予以否定。陶渊明的哲理诗不仅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也是研究我国思想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陶渊明的诗歌，除内容题材丰富、思想性较强外，还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首先，它表现了丰富多样的生活图景，抒发了诗人脱离官场的喜悦，对劳动的热爱，对农村凋敝的悲叹，以及对反抗强暴精神的歌颂等。他在《归园田居五首》中，描述了淳朴恬静的田园生活和悲凉凋敝的农村图景；在《咏荆轲》中，写了反抗强暴、慷慨悲壮的情景；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写了灾难重重，饥寒交迫的生活图景，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诗篇，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社会的现实，表现了作者的思想倾向，那就是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对理想的追求。
其次，使所写景物与生活情感有机的统一。陶渊明是田园生活的参加者，而不是田园景物单纯的欣赏者，因而他对田园景物的描写常常与他的劳动生活及其在劳动中的深切感受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如《归园田居》第三首：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在这首诗中，田园景物成为诗人劳动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景物，又成为诗人抒发情感的凭借，三者是难以分得开的。这种高超的艺术技巧在他的许多诗中都有表现。如前引《杂诗》第二首中写的“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等诗句，使环境的描写与心理的刻画达到了高度统一。清幽寂静的环境与“不能静”的心情构成了矛盾，在这样寂静的环境中沉思，引起情感上极大的不平静，这正是生活中的辩证关系，这就十分真实地表现了诗人的生活、思想，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第三，语言朴素、精练、含蓄、形象。陶诗的语言素以朴素、精练著称，明朝人王圻〔其〕在《史》中说：“陶诗淡，不是无绳削。但绳削到自然处，故见其淡之妙，不见其削之迹。”意思是说陶渊明诗歌的语言看起起很平淡，但并不是没有锤炼加工，因为他加工得恰到好处，所以只觉得平淡得优美，而觉察不出它锤炼的痕迹。这个评语是非常确切的。这确是陶诗语言的突出特点。如“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事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些诗句都非常朴素自然，读起来琅琅上口，丝毫没有雕琢之感，好像脱口而出，毫不费力。然而仔细体会，它又包含着极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决非信手拈来。诗人如果没有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陶诗的语言不仅朴素、精练，而且含蓄、形象。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诗中写雪景，仅用“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十个字，就把雪的轻虚洁白的形象写得十分传神，为历来的评论家所推崇。陶诗中有许多写景的名篇都具有这个特点。他对被描写的事物，常常是抓住其最突出的特征，只用淡淡的几笔，就把它的神态突出地显示出来。这正是诗人的天才和工力所在。另外，陶诗绝少冗长的描写，空泛的议论，往往使人感到“言有尽而意无穷”。如《归园田居》中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咏贫士》中的“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等，都有很多言外之意，读后令人产生联想，从而更了解诗人的内心世界。梁代的锺嵘在《诗品》中评论陶诗，为“殆无长语”，正是针对这种情形而言的，这也是他同时代的许多诗人所不可企及的。
第四，陶诗和同时代的诗人相比，尤其显得浑厚和完整。陶渊明继承了汉魏诗歌“气象混沌，难以句摘”（宋严羽《沧浪诗话》）的作风，讲究通篇的浑厚，不去斤斤追求一两句名句。其实他的诗中并不是没有名句，而是整篇都好，所以就显不出哪几句特别突出了。例如《饮酒》第五首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比起同时代人诗中的名句来说更为出色，只是因为全篇都好，所以人们比较注意全篇而不着重个别诗句了。这种诗篇给人的印象就更加和谐优美。
除了诗歌以外，陶渊明也擅长散文与辞赋，他的辞赋和散文，是他整个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末文学家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说陶渊明的“《感士》类子长之倜傥，《闲情》等宋玉之《好色》，告子似康成之诫书，《自祭》若右军之《誓墓》，孝赞补经，传记近史”，并说：“陶文雅兼众体，岂独以诗绝哉。”意思是说，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像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一样，不同寻常；他的《闲情赋》，可以同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媲美；他的《与子俨等疏》，像郑玄的《戒子书》；他的《自祭文》，像王羲之的《誓墓》；他的《五孝传》及其赞语，是《孝经》的具体阐述；他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五柳先生传》和《桃花源记》又接近历史的真实。张溥这样热情地称颂陶渊明的文章，真是独具慧眼。从这个评语中可以看出，陶文是博采各家之长而独树一帜的。
《桃花源记》是陶渊明散文中的代表作。作者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用寓言的手法，虚构了一个人人劳动，自耕自食，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乱，“虽有父子无君臣”（王安石语）的理想社会。这是当时现实生活的折光反映，是广大人民的愿望。陶渊明之所以把桃花源写得那样美好，令人神往，是要用桃花源这面镜子照出当时社会的黑暗丑恶，是要用理想的社会来否定现实的社会。这篇散文不仅思想性强，而且艺术性很高，线索清楚，结构完整，语言朴素生动，富于形象性。明代罗其鼎在《渊明祠序》中说：“渊明文章风节，复绝一时。自其记若诗（《桃花源诗并记》——引者注），传诵后里（同祀），遂使桃花源名胜千古。”《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寄托个人理想和志趣的抒情散文，作者以绘声绘色的彩笔，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五柳先生不慕功名利禄、立志攻读著文的生活理想和洁身自好、安贫乐道的高尚情操。《自祭文》历来被认为是他的绝笔。在生死面前，他认识到这是自然的规律，显得乐观、放达，绝无感伤、颓唐的情调。
陶渊明的辞赋，以《归去来兮辞》最著名。北宋文学家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见元李公焕《注陶渊明集》卷五引）这篇辞的艺术成就也很高。宋代的陈知柔在《休斋诗话》中指出：“陶渊明罢彭泽令，赋《归去来》，自命曰辞。迨今人歌之，顿挫抑扬，自协声律。盖其词高甚，晋、宋而下，欲追蹑之不能……《归去来》则自出机杼，所谓无首无尾，无终无始，前非歌而后非辞，欲断而复续，将作而遽止，谓洞庭钧天而不淡，谓霓裳羽衣而不绮，此其所以超然乎先秦之世，而与之同轨者也。”的确这篇辞无论叙事、抒情，还是结构、语言，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感士不遇赋》是陶渊明公开与上层统治集团决裂的宣言书。他在这篇赋中对上层统治集团的腐败，官场的黑暗，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并明确表示不与其合作的决心。这是一篇有浓厚抒情气氛的言志赋，诗人以慷慨激昂的情调，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他的不满与志趣。
《闲情赋》是陶集中仅有的一篇描写男女爱情的作品。鲁迅先生在《“题未定”草六》中说：“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又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谈及日本友人介绍中国作品时指出：“迄今为日本所介绍的中国文章，大抵是较轻松易懂的东西，坚实而有趣的作品，如陶潜的《闲情赋》之类，一点也没有译。”鲁迅不仅肯定《闲情赋》有坚实的内容，有较高的思想性，是大胆的反对封建礼教的表现，而且肯定它在艺术表现上是“有趣”的。的确这篇赋在陶集中是别具一格的，读了使入耳目为之一新。
总之，陶渊明的诗文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与他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更为突出。然而他的作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人重视。例如他的朋友颜延之就不理解他作品的价值，在他作的《陶徵士诔》中，只称赞陶渊明清高的人格，根本不提他的文学活动。他死后六十年，梁代的文坛领袖沈约在写《宋书》的时候，把他的传记归入《隐逸传》，他的文学成就同样不被重视。稍后于沈约的嵘和萧统开始注意到陶渊明的创作。但嵘在《诗品》中把他的诗作列为中品，称他为“隐逸诗人之宗”，对他的作品评价并不高。萧统给他的作品编集、作序，给予高度重视。然而，在他编选的《文选》中，也只选录陶诗八首，远不及谢灵运等人多。
陶渊明的作品在当时为什么不被人重视呢？原因之一是他家境贫寒、地位低下。在那个重视门阀地位的社会里，诗文只是达官贵人的专有品，像他这样一个下层官吏的作品是不会被人重视的。当时的高门大族的生活和对诗文的要求，都和陶渊明作品单纯自然的风格不合拍。在他们看来，陶渊明作品中不时流露出对官场的厌恶，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对理想的追求，这种思想情调，是难于欣赏的，也是不足取的。
但陶渊明的作品对后世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成就日益被人重视。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他的诗中说：“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李白在他的诗中也说：“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高适在看不惯官场中的腐朽与统治者残虐人民时，写出了“转怀陶潜归去来”的诗句；白居易也说：“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王维虽然在思想上和陶渊明相去较远，但在艺术风格上也深受陶渊明的影响，他曾模仿《桃花源记》写了名作《桃源行》。由此可见，陶渊明的作品到了唐代已经被高度重视，其思想和艺术都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宋以后的诗人，在反对雕琢提倡朴素的诗风时，常常举出陶渊明来作为榜样。例如，宋诗人梅圣俞论诗的时候，为了反对生硬怪僻的诗风，就有“宁从陶令野，不作孟郊新”（见《宛陵集》）的话。金代的元好问在反对形式主义诗风时，于《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四首》中也说：“君看陶集中，饮酒与归田。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天然对雕饰，真膺殊相悬。乃知时世妆，纷绿徒争怜。枯淡自足乐，勿为虚名牵。”一直到清末，黄遵宪还把他的诗集叫做《人境庐诗草》，他在诗歌创作方面主张“我手写我口”，显然也是从陶诗的朴素风格得到了启发。
陶渊明的作品对后世影响是深远的。从思想内容来说，其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那蔑视富贵，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气节，给后世一些有进步理想的作家作出了榜样。他们在不满当时黑暗现实时，往往从陶渊明的作品中汲取精神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他的乐天知命、安分守己的消极思想，也曾对一些诗人的逃避现实的出世思想起了一定的影响。在艺术上陶渊明的作品对后世的影响基本上是积极的，它对后代文学创作所起的作用也是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