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仁铸为父开脱，要代父入狱，其情可嘉，他说的既有事实，又非全是事实。当时，他对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梁启超十分器重，认为梁的《幼学通议》“切实晓畅，实为蒙养之要”。徐仁铸与陈三立、黄遵宪、谭嗣同在湖南共同协助陈宝箴推行新政。徐仁铸的幕僚周善培回忆说他与谭嗣同、梁任公、黄公度“最为投契”。推荐康有为是因为谭嗣同在他面前称道。湖南新政因受保守势力的反对，阻力很大，他有“改变方针向中枢发展”的想法，他寄给父亲康、黄、谭、梁的简历，由此推动了这份《密保人才折》。胡思敬的《戊戌履霜录》中说，徐仁铸“密疏梁、谭及康有为、黄遵宪”，“求父致靖荐达于朝”。但，徐致靖与康有为并非“素不相知”，而是早有所知。
研究戊戌变法史的专家汤志钧认为，徐致靖的“请定国是疏”很可能就是康有为草拟、经徐致靖修润的，除康有为自编年谱外，梁启超的《致夏曾佑书》也说到此事。1898年康有为在北京发起保国会，徐仁镜、徐仁录都参加了，参与其事的李盛铎也曾向徐致靖称道康的才识。徐致靖的保举人才折上去后，康有为住到徐家附近，一天三次到徐家谈维新变法的计划。当时他听康大谈《春秋》《公羊》，“非常投契”。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说：
吾以开会，由金顶庙迁至上斜街，与徐宅相望，日夕过从。徐君老而好学，乃至请吾说《春秋》，侧座听之，近古所无也。
徐仁镜对外甥许姬传说：“康主张君主立宪，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与你外祖的意见相同，所以很谈得来。”
9月4日，由于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言事受阻，引发光绪帝罢免六堂官，王照赏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第二天，徐致靖升礼部右侍郎（二品）。谭嗣同等四人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这是百日维新的最高峰，也是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举对旧大臣、慈禧太后的刺激加速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危机日迫之时，康有为、谭嗣同除了推动徐致靖上书光绪帝，保举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还建议光绪开懋勤殿，起用顾问官十人，请王照和徐致靖等具折保举，徐保的人以康有为为首，王保的人以康广仁为首。9月12日宋伯鲁上《拟开懋勤殿以议制度折》，9月13日，宋伯鲁上《选通才以备顾问折》，9月14日，徐上《遵保康有为等折》、王照上《遵保康广仁等折》，折子都是康有为起草的。当天，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第十二次去颐和园请安，请示开懋勤殿议新政，被慈禧太后严厉驳回，这是变革启动以来前所未有的。（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172页）这才有了光绪帝向军机四章京等问计的那份密诏，其中并未提及康有为的名字。
新政风雨飘摇，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矛盾开始激化。9月17日，光绪明发上谕命康有为迅速出京，去上海办报，不得迟延。（早在7月31日，光绪帝就命康到上海办《时务报》，康曾具折谢恩，却迟迟不愿离变法旋涡的中心北京。）当天，康到徐家吃饭，大家都劝他南行，癖好昆曲的徐致靖还唱了《长生殿·弹词》一折，苍凉动人，康说有“变徵之音”。很多年后，徐和少年外孙叙述往事，还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慨，“虽然知道新政已败，大祸将临，却都慷慨激昂，没有畏缩之态。但谈到光绪帝处境，则相对流涕，一筹莫展”。
1914年春天，徐致靖和康有为劫后余生，终于在杭州重逢，此时离戊戌年已近16个年头。他外孙许姬传看到的康有为是一个头带方顶缎帽、红结子、身穿蓝宁绸袍子、方面大耳黑须的中年人。两人眼光一对，康自称小侄，抢先几步，跪倒在地，徐也跪下，两人抱头痛哭。康说杭州当道朱瑞是袁世凯的人，怕隔墙有耳，建议笔谈。康从戊戌年得到英国军舰保护安全抵达香港说起，再谈海外的流亡岁月。徐谈的是六君子被杀，刑场情况，并写道：“在狱中得年侄乔茂萱的照顾，可以读书养性，曾作《祭六君子文》《续正气歌》等，是腹稿，下次来时，抄给你看。”说到出狱抵杭州，仁铸已逝时，康写道：“研甫年兄是我党通达时务的杰出人才，与谭复生可称双杰，如他在京，当不致如此惨败。”康说，戊戌年海外误传年伯被害，曾遥为祭奠。庚子年，听说年伯获释，曾托人带银奉赠，并有几首怀念诗，回上海后，当抄寄。徐写道：“钱未收到，诗颇思一观。”
接下来，两人谈到光绪帝之死，在谈到辛亥革命时，两人渐有分歧，康留恋清室，徐则认为满人多昏庸贪贿，不亡何待。
一刀尺白纸，两人手谈了80多张。临睡前，康把纸全烧了，还怕烧不透，用铜尺检查全是黑灰才罢。是夜，康有为与少年许姬传同睡。以后，康从上海来信，用的是日本手卷式的信纸，每封信就像一个手卷，书和文都很精彩，平均每个月有四五封。有便人来，康还托人带些广东的盐鱼、香肠、鲜荔枝等土产。有一次，康派人送来四首诗，其中有徐还在狱中时写的：“愁云惨雾何时解，正气歌成壮更悲。”有徐获释“喜而泪下”时写的：“冤狱两年悲党锢，维新元老纪新猷。”另两首中有句：“黑劫飞灰历几年，当时同补女娲天。”“万年青史纪维新，功罪如何说党人。”徐要外孙送到店里去装裱，并一直挂在外孙的书房里。
1916年夏天，袁世凯死后，浙江督军吕公望、警务处长夏超迎康有为到西湖避暑，住在刘庄，康邀徐同住。第二天在酒席上，康对吕、夏说徐老是度曲名家，今天大家可以一饱耳福。徐唱了《骂曹》，康欣赏唱腔，并琢磨徐文长原著的词意，不断地叫好。那天，徐兴致特别高，说：“坐在小划子（西湖的小船）里唱曲，更为清越好听。”于是大家分别上船，在湖心荡漾唱曲，盛夏之时，西湖游船很多，闻声纷纷靠拢，直到11点，才曲终人散，尽兴而归。康带了女儿和女婿，徐带了两个外孙，在刘庄住了一个月，这是他晚年最愉快的一段日子。“天旋地转沧桑变，世异时移流水悠。”徐作了一首七古长诗《七月既望夜宴刘庄酒后狂歌为南海寿》送给康有为，倾诉19年来的政变风云，壮怀激烈和流亡入狱之苦，其中有“贼臣卖主终卖国，甘心湛沉吾神州”之句，这个“贼臣”就是他曾密保、后半生耿耿于怀的袁世凯。
刘庄的夏天让康有为生出了住在杭州的念头，1917年他买下西湖丁家山一带三十多亩地，耗银四五万两，历时四年，在1921年建成了“一天园”，杭州人习惯叫“康庄”。正是在这里，年过花甲的康有为娶19岁的农家女张阿翠为六姨太，成为茶楼酒肆的谈资。他自题“康庄”联曰：
割据湖山少许，操鸟兽草木之权，是亦为政；
游戏世界无量，极泉石烟云之胜，聊乐我魂。
附近的山崖上题词，现在看到的“蕉石鸣琴”等都是他的手笔。1927年康在青岛去世后，“康庄”逐渐衰败。
徐致靖上折子保举谭嗣同，谭因病迟迟未能进京，徐去电催促，到农历七月才姗姗来迟，从那时起，谭几乎天天到徐家，或商量变法的事，或听昆曲，常请徐唱《长生殿》的《酒楼》一折，康有为则喜欢听《单刀赴会》中的“大江东去浪千叠”。
变法事败，康有为出走，谭嗣同和梁启超、徐仁录乘一辆骡车到了日本使馆，谭与日本参赞笔谈：“梁启超君应避死，留为大用，托君重义，使之不死”，自己则“义不应避死”。
“与谭最投契”的徐仁录说，“谭浏阳侃侃而谈，神态坚定”，“他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明大义的豪杰，联袁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被捕前一天，谭嗣同去看林旭，林问：“你走不走？”谭回答：“我不走。”林说：“我亦不走。”谭到徐家，徐致靖留他吃饭、喝酒，谭说：“变法维新失败了，任公我已托日本使馆掩护他到津，由海道赴日，贼党追捕康先生甚急，吉凶未卜。”徐问：“你作何打算？”他用筷子敲了一下头，“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谭某开始。”
徐后来告诉外孙许姬传：“谭先生在临危时，谈笑自如，慷慨激昂，真豪杰之士。”并自责：“我对不住谭浏阳，如不保他内调，不致被害。”
垂老之年，徐致靖向外孙许姬传解释谭嗣同的绝命诗时，还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因为他的保荐，1898年8月11日，黄遵宪以三品京堂候补出使日本（此前曾任驻日使馆参赞）。光绪帝被幽禁，黄在上海被捕，因日本的抗议两天后获释，从此隐居著书写诗，留下了《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对他当年的举荐，黄始终难以忘怀。《人境庐诗草》中有十四首《己亥怀人诗》，第一首是陈宝箴，第二首即是徐致靖：
纷纭国是定维新，一疏惊人泣鬼神。寻遍东林南北部，一家钩党古无人。
第十一首是写徐仁铸，前两句为：
臣罪当诛父罪微，呼天呼父血沾衣。
说的是徐仁铸上书愿代父入狱的事。
在徐致靖保荐的5人中，与梁启超关系最远。光绪帝也没有召见过梁，他后来解释其中的原因是由于梁“粤音太重”。徐仁铸与梁启超关系则要密切得多，请梁到时务学堂就是在他任湖南学政时。
许姬传回忆，进入民国，继康有为到杭州之后，梁启超也来了，身穿黑缎团花马褂，蓝缎团花袍子，头戴美式呢帽，手拿文明棍，坐的是四人抬的绿呢大轿，还有四个警察保护。那天外公也不在家，等外公一进门，梁就下跪。他们的谈话从徐仁铸说起，当梁问及他有没有回故乡宜兴，看看亲友，他的声音提高了，很激动地说：“戊戌变法我们失败了，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梁说：“年伯何必如此，我们都是为国家，不能以成败论。”语气中有点窘。梁启超临走前，拿出一把扇子，请他写字留作纪念。送走了梁，他还自言自语：“梁卓如前呼后拥，跑到这里来摆架子，刚才我一句话说得他脸都涨红了。”第二天他作了一首七律写在扇子上，后面还有跋：“任公年世兄自京来杭，别十余年矣，不胜沧桑之感，因赋俚句，留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