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梁启超有一次杭州行，在刘庄停留了10日，当地官僚殷勤招待，热情甚至超过了广东故乡。6月11日，他在杭州给女儿梁令娴写信，说自己在西湖边不忍离开，甚至想在西湖边买十多亩地，种茶、种乌桕，躬耕自得，做个“千户侯”。当时袁世凯称帝在即，他还要挥动如椽大笔去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等雄文，躬耕西湖的梦终究做不成，没能像他的老师康有为那样在西湖“割据湖山少许”。
四 悔之晚矣的密保袁世凯折
1898年9月，百日维新朝夕不保之际，康有为、谭嗣同等曾想依赖小站练兵、手握新建陆军，对新政表示支持的武人袁世凯，先让康门弟子徐仁录去小站看操（因为其哥哥仁铸与袁是盟兄弟）。由仁铸推荐在袁幕府的言敦源回忆，徐仁录到天津后，袁盛宴招待，看操时就坐在袁的身边，“词锋甚利，口若悬河”。仁录回京后，盛赞袁的治军才能，康、谭主张由徐致靖上密折保袁，这就是9月11日上的《密保练兵大员疏》：
臣窃见督办新建陆军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泰西各国兵制及我国现在应行内治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臣闻新建陆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额，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举，一举枪则万枪同声。……
这才有光绪帝两次召见袁，赏侍郎候补的事。调袁进京，招慈禧太后之忌，一也。袁不可靠，二也。徐致靖谈起此事，“非常悔恨，似乎是终身遗憾”。当时，徐仁镜曾劝他们慎重，“交浅言深，是一种轻举妄动。因为袁是荣禄的部下，虽小站所练新军，博得称誉，但人数不过七千。袁是个看风使舵的人，他曾赞成办新政，那是趋时。”徐仁录后来也承认，“欲倚靠袁之兵力救光绪、诛荣禄，乃谭浏阳、康南海与我合谋，诚为孤注一掷”。可惜徐仁铸当时远在湖南，他如果在京，也许会力阻，毕竟他“深知袁之为人”，他是青年翰林中熟悉时务的后起之秀，受到李鸿章的欣赏，也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他被革职后曾说：“保袁最为失策，此人居心叵测，如不保袁则维新变法虽失败，六君子或不致全部被害，一着错，满盘输。”他说林旭有见识，林有诗：“本初健者莫轻言”，对袁是有警觉的。
1916年6月7日一早，远在杭州的徐致靖得知袁世凯的死讯，脸上露出了戊戌以来18年从未有过的笑容，前来姚园寺巷报信的人络绎不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气氛，他说：“我垂暮之年居然赶上这一天。”他预备酒菜，对亲友说出了自己从未说过的心里话：
戊戌政变，屈指算来，已经十九年了。维新派在中国积弱的局面中，想要变法图强，可是没有清楚当时的局势，操之过急，以致昙花一现，终于失败。我们觉得光绪帝在甲午战败后，有变法图强的意思，想依靠他实行君主立宪。而慈禧是一个阴狠毒辣的暴君，光绪四岁登基，是她的傀儡，后来表面上归政，实际大权还在她手里，在这种恶劣环境中，我们的想法是太天真了。至于想借用袁世凯的兵力保护光绪，扭转垂危的局面，则是病急乱投医的举动。我是密折保袁世凯的人，徒然给他一个出卖维新，扶摇直上的机会。
他还说，“戊戌变法，因袁世凯告密，而慈禧再垂帘，囚光绪，捕杀维新党人，成为千古奇冤。”（《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114—115页）好在打倒袁世凯家天下的蔡锷，是当年徐仁铸办的长沙时务学堂学生，梁启超的得意门人，戊戌党人不仅参与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且报仇雪恨，终于吐出了多年郁积于胸的怨气。他希望中国从此能上下一心，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共和政体。
1917年，他得知康有为参与张勋复辟，愤怒地写了一封长信力劝康离京。原信未保存下来，他外孙记忆的要点有：“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我们变法维新的主张是对的。我们对清政府的腐败贪污，表示不满，所以要除旧布新，这一点也是站得住脚的。”“我们对光绪皇帝有知遇之感，是因为他能够听我们的条陈，进行变法，而不是因为他是清朝皇帝，所以捧他。”“我们主张君主立宪，并不赞成专制，宣统我们毫无所知，岂可跟着别人胡闹。”（《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119页）他听说康即将出任弼德院副院长，院长是袁的死党徐世昌，“你做他的姨太太，我替你难受。”复辟虽然12天就完蛋了，他却为此痛心不已，认为康有为此举有损维新派声誉，心中愤懑，经此刺激，第二年春天，他在杭州一病不起，以75岁而终。病中他还在打听康有为的下落，为这位曾共患难的老友而惋惜。
开吊之日，康有为寄来挽联，沉痛亲切。多年后康女同壁对他外孙说，她父亲一生最敬重徐致靖，“有知己之感”，还告诉他一件事，当年慈禧太后派兵舰飞鹰号追重庆轮，追捕康有为，中途油不够，开回天津，舰长以办事不力被监禁。后来才知是这位舰长刘冠雄（做过民国海军总长）故意放走康有为的。当时有识之士赞成变法，对康有为抱有同情。
史学界一直有一种说法，戊戌政变的发生起源于袁世凯的“告密”。也有史家根据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认为“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袁乃至荣禄都是想保全光绪帝的。这一日记直到袁死后10年（1926年）才公布于世，其可靠性受到质疑。袁的告密也许从时间上晚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但无疑告密扩大了政变的残酷性。无论从毕永年日记《诡谋直记》，还是徐家后人许姬传的《戊戌变法侧记》来看，袁都难逃告密的嫌疑。前者是当事人当时的记录，后者是当事人的口述回忆，可以相互参证。
五 “我不是遗老”
1900年，徐致靖出狱后去见李鸿章，李的第一句话“你是忠厚之报啊。”他答以“国事如此，万念俱灰。”李问他有何打算？他回答“劫后余生，并无打算。”
辛亥革命后，徐致靖不仅让外孙、孙子剪了辫子，自己也剪了辫子。上海租界的遗老见他剪辫，很是惊讶。一位军机大臣的儿子问：“年伯世受皇恩，是遗老，何以剪辫？”他回答：“我不是遗老，也不拥护清朝廷，但我非常怀念光绪皇帝。因为他和我们志同道合，主张维新变法，可惜被慈禧和狡猾昏庸的大臣折磨致死。我认为慈禧是中国的罪人，也是满洲的罪人。请你们以后再不要称我为遗老。”
李鸿章说他整天唱昆曲，他的性命可以说是昆曲保住的。他晚年在杭州以课孙读书、唱昆曲为乐，下午常到茶馆，与茶友唱昆曲、下围棋（或象棋）。慈禧太后从西安回京后，天津的严修打算邀集顺天、直隶的同乡京官，为他谋开复，他写信婉拒。他当年曾在河南任乡试主考，河南的士绅酝酿为他官复原职，他也谢绝了。他说：“我不能伺候那拉氏，虎口余生，等死而已。”
前些年，有人在杭州的收藏品市场找到过“谭嗣同赠徐致靖”的墨宝扇面，南山公墓有徐致靖女儿和女婿的墓，墓志出自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手笔。徐致靖于1901年南下，一直住在杭州姚园寺巷，改名徐仅叟，可惜这位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戊戌第七君子”的故居，在修建城站火车站时被拆毁，早已无处寻觅。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许姬传著，《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
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汤志钧，《乘桴新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4.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5.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
6.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7.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自陈三立、徐致靖们梦断河山，维新变革的壮志成空，归宿西湖之后，无论是晚清立宪派的代表之一汤寿潜，还是站在南高峰上对江赋诗、踌躇满志的宋教仁，都曾为从制度层面告别“衰世”，将中国从古代带入近代，而苦心焦虑过，拼命苦干过，热血澎湃过，甚至不惜送一颗头颅（黄花冈起义前夕宋教仁对于右任说的话）。徐致靖郁郁而终，陈三立后半生以诗酒自娱。戊戌之后，政局黑暗，民气消沉，万象凋零，直到庚子惨变，慈禧太后被迫推行新政，拾起染满谭嗣同等志士热血的戊戌变革纲领，试图挽救气数将尽的王朝命运，社会才重新出现一点生机，立宪运动就是在这一气候下展开的。以张謇、汤寿潜等为中心的江南立宪派在当时负有社会重望，他们在其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立宪与革命的这场赛跑，因为权贵集团始终难以割舍既得的庞大利益，背上因袭的包袱太重，私欲太深，最后输给了革命。
国会没来得及召开，武昌的枪响了，就连立宪派的中心人物张、汤也给他们曾寄予希望的这个王朝投了有力的反对票。辛亥前后，西子湖头，那些把热血洒在自己土地上的仁人志士，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还有铜像巍然的章太炎，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出现，那个时代也许不会令后人不断怀想。
湖南新政勃兴之际，宋教仁只是一个湖南桃源乡间的孩子，混沌未开，但自少年时代在武昌文普通学堂求学时代起，他就选择了一条与上一辈陈三立等读书人不同的道路。
在日本的那些岁月，宪政共和的思想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从主持《民立报》到组织国民党，他从论坛到政坛大显身手，所向披靡，他是新一代的新人物，受到举世的注目，他要把中国带入一个洒满阳光的共和时代，他身上有一种阳光般的因子，他是透明的政治人物，用的是阳光手段，他的宪政理想诚然不是中国古老传统中固有的，他的性格放在民族的政治史上也是罕有的，你可以说他天真，不够世故，为自己考虑得太少，对自身的生命安全毫无顾忌等。然而，这正是那个龙旗落地的时代的特征。他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迅速成长起来，生吞活剥地大量学习西方宪政成果、制度文明知识。这是龚自珍、魏源们无法想象的，也是陈三立、康有为们在戊戌年想不到的。魏源在他的书中赞美了英、美的政制，只是对相隔遥远的异邦政治文明的一种朦胧、模糊的向往，宋教仁脑子中的宪政蓝图却是清晰的，民国初生，时代的浪潮终于把年轻的他推到风险莫测的浪尖上。宋教仁横遭暗杀，宪政民主的曙光在民国的天空一闪即逝，依然是长夜难明的赤县天。南高峰上松涛依旧，而他1913年初春在杭州的演讲已成人间的绝唱。
维新梦破了，君主立宪梦破了，民主宪政梦也破了，在失败的浩歌中，我们看到了古老文明在制度层面转型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