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潮”的代言人胡适
山门外摆摊的老头子，
拿着两大杆密密累累的桂花，
一大早来敲我的房门，
喊道：“胡先生，桂花开了！”
我接过这样热诚地送来的礼物，
我感谢他带来这样可喜的消息。
前天出门还没留意到那些细小的花苞，
想不到今天便满山都是桂花香了！
……
1923年9月29日，胡适写下了这首《烟霞洞杂诗之一》。每次到烟霞洞，我总是会想起胡适，想起他的《山中日记》，那段“神仙”生涯已永留在他飘逝的梦中。那年10月3日，在离开烟霞洞的前夜，胡适辗转难眠，在日记中说：
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下弦的残月，光色本凄惨；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
10月6日，他在上海忆及杭州的日子，写诗一首，记下了游玩花坞、西溪路上看到的“竹叶青”（靛青花）之美。当月19日，他在离开2周后又重回杭州，住在里西湖边上的新新旅馆，尽情地玩了半个月，荡舟湖中，爬葛岭，登初阳台，吃“楼外楼”，重游西溪，看西湖日出，到湖心亭看月，枕在徐志摩身上唱诗高谈。他说，湖上，自己最爱的是平湖秋月，湖边最爱的是葛岭。10月30日，他在日记中说：“今日离去杭州，重来不知何日，未免有离别之感。”
之后的二十几年中，他有很多重来杭州的机会，直到1948年10月20日，他最后一次来杭州，到浙大演讲，这才是真正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来去匆匆，他竟没有为永别而感慨一番。
胡适在西子湖畔留下的身影、声音已如晨雾暮霭般远去，但他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播撒的种子，如同他喜欢的《圣经》中的这句话：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我们已经无法想象，没有胡适其人，历史将留下怎样的一段空白，将会有怎样的一种遗憾。胡适生前温文尔雅，即使是批评北洋军阀、国民党当局的尖锐言论，也不是怒目金刚式的，他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生平教书、演讲、做学术、写时评、钻故纸堆，但他留下的影响在20世纪却只有少数几人可以与他比肩。
1953年1月17日，举国上下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郭沫若、周扬、艾思奇、胡绳、王若水等纷纷操笔上阵，批胡文章漫天飞舞。有记者在美国访问胡适本人：“你对这个批判运动怎么看？为什么中国大陆把你定为反动思想？你这个敌对思想是什么思想？”胡适想了一下回答说：“我第一提倡自由，提倡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发表自由；第二我提倡怀疑，我一生就反对独断，就是反对教条主义。”这些话就是他所理解和倡导的新思潮，他曾经是“五四”新思潮最重要的代言人、解释者。1923年6月22日，他在西湖边的新新旅馆写《一师毒案感言》中说得明白：
“新思潮”是什么东西？在我个人看来，新思潮并不是几种生吞活剥的主义；新思潮所以能自别于旧思想，只靠一点：只靠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叫他做“评判的态度”。无论对于何种制度，何种信仰，何种疑难，一概不肯盲从，一概不肯武断，一概须要用冷静的眼光，搜求证据，搜求立论的根据，搜求解决的方法：这便是评判的态度。
胡适一度收集了大量批判他的文章，曾拿出来给叶公超看，说自己想写一篇总答复，叶公超劝他不必，“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1948年，在南京的一个私人场合，钱昌照当面问胡适对共产党的看法，他这样回答：“毛润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写信给他，不要打仗。至于共产党那里去，我不会。”他又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1949年，钱到北京，曾把这些话告诉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周恩来说：“胡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对他并不完全否定，但他是不会转变的。”
这些对话记在《钱昌照回忆录》当中。
大陆发起批评胡适的运动，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清除他在本土的影响，其实毛泽东也很清楚胡适不是一无是处。唐弢在《春天的怀念》中回忆，1956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这样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转引自邢小群《才子郭沫若》，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166页）
用不着等到21世纪，胡适的形象就开始恢复，“胡学”也渐成显学，李慎之生前甚至说了这样一句话：“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
胡适常常感叹自己书生的“天真”。1948年12月21日，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说：“我常望胡适能够像他30年前一样，成功卓越地领导一场在自由与民主基础上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胡也表示，战后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才华回归到与他相宜的学术领域，对此他后悔莫及。”时间已经不等胡适了，他再也没有机会了，但他播下的那些小小的种子没有在大地上灭绝，春风吹过，又会复活。
多少年后，人们蓦然回首，胡适还微笑着，站在历史中。
一 养病烟霞洞
胡适第一次来杭州是在1907年3月，他和中国公学的全体同学到西湖旅行，写过一首《西湖钱王祠》：“步出涌金门，买舟钱祠去。潋滟西湖水，惨淡前朝树。江潮尚依然，盛业归何处？”发表在1908年6月9日的《竞业旬报》上。多年以后，他在《四十自述》中还为自己当时全不懂“诗韵”，只依故乡安徽的方言顺口而写不无惭愧。
1922年底，胡适身体不太好，北京的政治气候也很坏，包括丁文江等朋友在内，都劝他到南方休息一些日子，银行家徐新六还帮他借了西湖金沙港一个吴姓的庄园。1923年4月21日，他终于下决心离开北京，暂时告别北大的讲台和他自办的《努力周报》。4月29日夜，他从上海抵达杭州，住在开窗即是西湖的新新旅馆，一直住到5月3日，期间任鸿隽夫妇、朱经农来杭州，也都是住在新新旅馆，杨杏佛、唐擘黄等来，住在环湖，他在西湖游玩时，还加上他表妹曹珮声、诗人汪静之等。有两天，他的脚肿得很厉害，杨杏佛曾送他一首《西湖纪痛》诗。他自己在5月3日写的一首白话诗《西湖》（发表他自己办的《努力周报》）中有这样几句：
十七年梦想的西湖，
不能医我的病，
反使我病得更利害了！
……
我没有气力去爬山，
只能天天在小船上荡来荡去，
静瞧那湖山诸峰从容地移前退后。
也就是这一天，他的脚痛稍好，感到走路不很吃力，动身去了上海。6月8日，他再次来到杭州，下榻在新新旅馆，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也在，还有晚清杭州知府林启的儿女。那天是个阵雨天气，午饭后，雨停了，他们一行坐船出游，到过三潭印月等处，天又下起了雨，只好回到旅馆，和高梦旦聊天。等雨停了，他们一起到“楼外楼”吃晚饭。15日，他与蔡元培、高梦旦一行游了龙井、九溪等处，在烟霞洞吃午饭，那里的风景竟打动了他的心，他说：“我爱其地风景很好，房屋也清洁，有久住之意。”蔡、高两位前辈于是力劝他在烟霞洞避暑，此时北京军警罢岗，时局乱哄哄的，他也不愿回去。5天后，蔡元培去了故乡绍兴，他再次到烟霞洞，定下移居的日期，高梦旦已与管洞的居士金复三商定价钱。22日，他先让侄儿把行李搬上山，23日蔡元培回杭州，在平湖秋月的大杨树下他们拟定了蔡先生与军阀政府不合作主义的几个宣言。24日，蔡前往上海，他搬上烟霞洞来，从此一住三个多月，烟霞洞成为他一生中难得清闲的一段休息时间，可惜他的《山中日记》是从9月9日开始的，6月9日起有三个月的空缺，没有留下记录，好在还有《山中杂记》《我的年谱（1923）》可以稍微补充。
6月24日，胡适移居烟霞洞的当天就和同来的客人上了南高峰，登顶俯瞰西湖全景，还能远远地看见钱塘江，天气晴朗时，甚至可以望见海，他认为西湖的风景以此最为壮美。当时，他正患着严重的痔疮，出脓、出血、肿痛，但山中的生活还是过得有滋有味。7月29日早晨，他曾和任伯济、曹表妹爬南高峰看日出，两天后写了白话诗《南高峰看日出》。9月11日，“桂花开了，秋风吹来，到处都是香气。窗外栏杆下有一株小桂树，花开得很繁盛。昨天今天的早上，门外摆摊的老头子折了两大枝成球的桂花来，我们插在瓶中，芬香扑人”。
9月13日是个好天气，他和曹表妹下午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花盛开，桂香迎人，他们到龙井喝茶，在一个亭子里，还借了象棋，下了一局，然后讲莫泊桑的故事给曹表妹听，到黄昏渐近，循着原路走回烟霞洞。当夜，他写了一首白话诗《龙井》。9月14日的上午、下午，他都和曹表妹到山中最高的那个亭子闲坐，讲莫泊桑的小说《遗产》给她听。9月18日，“夜间月色甚好，在月下坐，甚久。”19日，他与曹表妹出门，坐在树下的石头上，讲莫泊桑的故事给她听，夜间月色不好，他俩下棋消遣。9月22日，他们坐轿去云栖，出山后就是钱塘江，“我十七年不来江上了，今年见了，如见故人，精神为之一爽。此时无潮，江滨沙泥地平软可行，轿子沿江行了好几里，风景很好。”他们在云栖寺吃了饭，下山沿江步行，过之江大学，到了六和塔，登临塔顶，极目远眺，心情愉悦。
9月23日，他见烟霞洞前梅树憔悴，在《烟霞洞杂诗之一》发出感叹。26日，他和高梦旦、陶行知、曹表妹等一行游花坞，先乘船到松木场，再雇人把船抬到河里，继续上船，两岸有着动人风致的靛青花开得正盛。走进花坞，路边全是大竹林，不止几万株竹，“风过处，萧萧作声，雄壮不如松涛，而秀逸过之。杭州名胜，多竹之地，韬光不如云栖，云栖不如花坞。我游此三处，一处胜于一处，可谓渐入佳境。”花坞出来，他们又乘船到西溪，在秋雪庵上岸，四望都是芦花，他想象芦花盛开时，一片飞花满空的“秋雪”奇观，不无向往。28日，他们应徐志摩之约前往海宁看潮，当天回杭州，晚上在湖上荡舟看月。这就是胡适一生中最快乐的“神仙”日子。
当然，他仍时时关注着山外世界的脉动，他在日记本上贴剪报的习惯没有改变，对于方方面面的变化，经济、政治、外交等消息他都很注意，对学术、文学更是没有放下。在烟霞洞，他曾写过几篇序，译过契诃夫的小说，校阅过张慰慈的《政治概论》书稿，还有两册中学历史教科书，他还想和徐志摩一起翻译曼殊斐儿，不过只开了个头，就放弃了。
从1907年到1923年，转眼17年过去了，33岁的胡适已是名满天下，誉满天下，他的身体也牵动着无数关心他的知识界朋友。他在西湖烟霞洞休养，交游并没有中断，不仅书信往还不绝，还有不少人登山造访，各方面的人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