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心社”和“晦鸣学舍”不一样，那只是个人道德修养与精神上的结合，不是一个有形的团体。1913年8月，在《晦鸣录》第二期发表的《师复启事》说：“师复去年与同志发起心社，取绝对自由主义，无章程，无规则，亦无一切组织，各凭一己良心以相集合。”师复自己清心寡欲，淡薄名利，很仰慕托尔斯泰的为人。“心社”的十二戒条，他无不躬身实践，丝毫不肯放松。他只肯与丁湘田恋爱，却不愿有婚姻，他们有一个女儿，也不知后来情况如何。即使病重时，医生多次劝他吃肉，补充营养，他也迂执地不破戒。与他来往的亲朋无不受他感化。他反对抽烟，有一天朋友们在广州东园聚会，有个朋友正在吸烟，听说他到会，马上把香烟藏在衣袋里。有一政客乘轿来拜访他，到了离“晦鸣学舍”还有一截地的街口，即自觉地下轿步行。他绝不强求别人，但他自身的行为在无形中对周围的人起了些感化作用，使不拘小节的人们在良心上会感到一种不安。
他认为都市太繁扰，想约同志去乡村居住，半耕半读，建立一个大同村。他们在广东新安县的赤湾找到了一块地方，由香港航行2小时可到，面临文天祥叹息过的零汀洋，挨着宋帝陵，枕山面海，风景天然，有水田近百亩，能结果的荔枝四五百株。莫纪彭回忆，1913年春天，他们第一次找到这里，归程时回望，“早熟的荔枝，已垂垂如大小红紫玻璃球，弥漫悬空。”他们就叫做“红荔湾”，试图在这里开辟一小块无政府主义的实验基地，推行新村计划，郑彼岸提议取名为“红荔山庄”，但终因“二次革命”爆发、政局骤变而未成。
在“晦鸣学舍”，大家一起劳动、学习、生活，相互帮助，人人平等，把这个学舍看作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形，经费来源则是当初为暗杀团募集的。师复经常给他们讲无政府主义理论，有时出题目让大家作文章。丁湘田教语文，圣约翰毕业的李希斌教数理化和英语。“晦鸣学舍”的藏书中有英文版的马克思《资本论》节本，有法文版的《傅立叶传》等。当时他们的主要劳动是排字和印刷，他们选印《新世纪》上的文章，发行《无政府主义粹言》《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刻》等小册子，重印了《新世纪丛书》，每种都印了5千册，免费赠送读者，邮寄到国内各报馆、会社、各省议会、县议会，“无政府主义”这个名词才渐渐广为人知。此前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传播对国内影响甚微，虽然李石曾、吴稚晖早在1907年就在巴黎编辑《新世纪》周报，介绍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学说，但很少传入国内。直到“晦鸣学舍”创立，无政府主义的种子才开始在国内撒播。
“心社”十二条社约也是这个时候才正式对外公布的。莫纪彭回忆，“知识分子，看见十二条条文，多数是莫逆于心。短时间广州市上，茶座酒楼，有闲谈必谈心社。谈心社十二条条文，有闲的人们，谈心社是最新鲜、最时髦，又最好不过的谈话资料了！”
期间，他偶尔接触到刚刚传到中国的世界语，认为世界大同，应该以语言统一为先导，所以对提倡世界语非常热心，发起“广州世界语学会”，曾被推选为“环球世界语会广州分会”会长。每天他从西关步行到东堤会所，到夜深二三时才回家，即使刮风下雨也是如此。短期内，广东参加世界语会的有三四百人，世界语学会成立大会有上千人参加。这与他的努力号召是分不开的。
四 《晦鸣录》到《民声》
1913年8月20日，正值干戈不息、扰攘不安的袁氏当国之时，“晦鸣学舍”创办的《晦鸣录》周刊问世，20开本，16页，标举反抗强权、实行社会革命、谋取平民自由幸福的宗旨。只出版了两期，他们就被袁氏在广东的死党龙济光查禁，“晦鸣学舍”也被封闭，袁世凯政府通电全国各省缉捕师复。他举家迁到澳门，将《晦鸣录》改为《民声》继续出版，也只出了两期，袁世凯下令外交部照会葡萄牙公使、广东当局照会驻澳门的葡领事，禁止《民声》出版。广东当局甚至派人要将他从澳门劫持，幸得他闻讯有了戒备。他在勉同志文中说：“杀戮囚辱，固无政府主义党之乐乡。”
1914年元宵节后，他们几经周折，转往上海（后安顿在法租界），以“世界语传习所”为掩护，恢复出版《民声》。《民声》成为传播无政府主义最有力的刊物之一，包括克鲁泡特金、格拉佛、大衫荣等在内的世界各国无政府主义先驱都给予鼓励。吴稚晖曾劝师复去法国留学，但他认为，中国只有他最熟悉安那其理论，又有决心传播，还能筹款维持刊物，没有其他人可以代替他，终于没有出国。（他故后，刊物勉强坚持到1916年，出到第29期就停刊了。1921年区声白等又在广州复刊，出至第34期停刊。）
他在《晦鸣录》的编辑序言中指出，办刊就是要传达“平民之声”，不限于一家之学说，不囿于一党之见解，独立不倚，表达自己良心上的是非，说出人人心中想说的话，以真理为目标。他理解的无政府主义首先就是反抗强权，反对军国主义等许多形形色色束缚人类自由、妨碍人类幸福的教条，出路是万国大同、语言统一，人道主义、人类自治是核心。为此，他写了大量文章，阐明无政府主义的正确和可行性，苦口婆心地进行解释，有时同一期刊物上就有他的多篇文章。1914年4月18日，他在《民声》六号发表《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一文，从学理角度认为孙、江所言只是社会政策，而非社会主义。之后，他还发表过《江亢虎之无政府主义》等文，对“中国社会党”创立者江亢虎的观点多有驳斥。
师复离世12年后，1927年5月30日，郑佩刚等在上海出版《师复文存》，梅定成执笔的序言中说：“师复本无政府主义党健全分子，为同志中前辈后生所共倾服，以其有毅力，有勇气，有热情，有道德，有品格，所谓‘一点不留余渣十分成全自身’者，是固一模范实行家。”他虽不以文字知名，但读他的文字，无不深入浅出，语重心长，“说高尚之主义，如数家珍，能令阅者忘疲，听者兴奋。”他的文章能破、能立，三寸铁管，洞察幽微，有缚马伏虎的笔力，对某些主义、信仰之祸害尤有先见之明，赞同他的人称其文字为“降妖伏魔之法宝”，“足令举世妖孽，望影惊避”。
1914年6月，师复致函无政府主义万国大会，报告中国无政府主义传播的历史和现状，并向大会提议：1.组织万国机关；2.注意东亚的传播；3.与工团党联络一致进行；4.万国总罢工；5.采用世界语。此前，他就在《民声》特设了一个世界语部作为通讯机关，与世界各团体、同志相互联系，交换杂志，讨论问题。
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思潮纠结在一起，所以又称为“无政府社会主义”或“无政府共产主义”。这年7月，师复在上海发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起草成立宣言，发表《无政府共产党目的与手段》等文，主张经济上、政治上的“完全自由”，一切生产要件归社会公有，废绝财产私有权，废除钱币，废除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废除一切宗教，人人劳动，不要政府、军队、警察、监狱，不要一切法律规条，人人受平等的教育，自由组织各种公会，“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义，组织自由共产之社会。”等等。这些主张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他的主张中比如世界大同，重视人道，反对强权，废止家族，反对迷信等，即使今天看来也都还有价值。与此同时，师复在广州的弟弟刘石心与黄凌霜、区声白等一起成立了“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南京、常熟等地也有人成立类似的社团，他们相互联系，讨论学理。
师复的《无政府浅说》讲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无私产，无家族，……人人为社会尽力工作，所获得之幸福（即以工作而得之衣食住交通等等），已与人共享受之，所作所为，无一非为己，亦无一非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表述几乎一致，可以说，这股无政府主义思潮为后来社会主义的传播埋下了伏笔。
《民声》的编辑几乎由师复一个人负责，从写稿、校对、处理来信到排字、印刷等，工作繁忙，结果把身体拖垮了，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无钱医治，友人多劝他把唯一值钱的印刷机器卖了，他坚决不干。好不容易有朋友借钱送他进了医院，医生说他身体衰弱，须补充营养，要多吃肉类、蛋类和牛奶等，但他要恪守“心社”社约，宁死不破戒。病重之时，他还写了《上海之罢工风潮》的评论，对社会民生耿耿不忘。1915年3月27日，他在铁道医院病亡，临终之前留下一封给友人的信：“文明科学本为富人之专利品，托尔斯泰所由深恨而痛绝之也。现在《民声》垂危，几将易箦，余之忧《民声》，比忧病为更甚。倘《民声》呜呼，余又真成为不治之痨病，则师复将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之黄土而已！”
师复之死，大大削弱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像他这样坚韧卓绝，知行合一，既有探索学理的热忱，又有实践能力的人物可谓后继无人。从“心社”、“晦鸣学舍”、“世界语研究会”到“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从《晦鸣录》到《民声》，短短三、四年间，他的生命如同火一般熊熊燃烧，最终燃尽了自己。他编印《民声》，劳神竭虑，每出一期，就要卧病几日，但病稍好，他又照常风风火火地干开了。在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阵营中，他确实只手撑起了一片天空，在他的努力下，无政府主义的种子开始播在古老的大地上。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在《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书中说，师复因为目标的严肃性并致力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而受到广泛的尊敬，他去世后，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楷模。“师复之所以闻名不是因为思想的独创性而是因为宣传这些思想时的热情。”在他弟弟石心看来，他短短的一生不妥协、生活严肃、求知专一、有雅量、爱美。莫纪彭在《回忆师复》长文中称，这五点正是他建立安那其信仰的个人人格，以人格感召，是和平革命一条最稳健的路线。
1927年3月，《民钟》杂志继1923年的“克鲁泡特金”专号之后推出“师复”专号，吴稚晖等许多重要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者纷纷撰文纪念。毕修勺如此缅怀师复：“如果信仰主义的人有大无畏，百折不挠，以主义为第二生命，甚至于列主义于生命之前，于主义有益的事，虽粉身碎骨亦所不却”，“说到这层，我就想到师复，想到我所敬爱的师复的精明，以身殉道，以主义为第二生命的可羡可慕，尤其是在乌烟瘴气的中国，有这样纯洁的人格。他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且在中国只有他可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他无时无地不以主义为自己人生的目的，殚精竭力，使之实现于世。”1930年，巴金从法国回来，第一次到杭州，即上烟霞洞为师复扫墓，相隔70多年，这一幕仍留在93岁高龄的巴金记忆中。
师复去世的噩耗传到美国，挚友郑彼岸曾写下两副沉痛的挽联，概括其生平和他们理想无成的悲怆：
春梦断江南，红荔湾头虚宿约；
夜盟记湖上，白云庵里痛前尘。
继秋璇卿女士分占湖上青山，他年三竺重经，感旧应添一付泪；
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黄土，此日重洋怅望，哭君宁为十年交。
主要参考书目：
1．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
4．莫纪彭，《回忆师复》，《莫纪彭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版。
5．（美）阿里夫·德里克著、孙宜学译，《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李喜所，《略论民国初年的社会主义思潮》，哈尔滨师范大学，《北方论丛》198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