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拜读了杨吉平《二十世纪草书四家评述》（《中国书法》2000年第10期）、《〈二十世纪草书四家评述〉释疑》（《书法报》总第870期）及姜寿田先生《读〈二十世纪草书四家评述〉质疑》文章之后，笔者受益颇多，因杨吉平“对草书的相对偏好和擅长”使笔者学到了怎样去欣赏“真正”的草书，亦领略了在做“学问”上如何“比较研究”。但杨吉平对姜文“质疑”所作的草率“释疑”以及由《二十世纪草书四家》一文所“自言自语”式的胡说八道，着实让笔者有不吐不快之感！
一是学理上的错误。《二》文标题前有“二十世纪”，后有“草书四家”，言下之意，这四家就是杨先生殚精竭虑选出的四大家，而依行文来看，杨先生的标准即“碑加帖”。
评选角度不能说不独特，作为评论，预设结果，必然让接受者落入陷阱，这在学理上是极端错误的。作为书法艺术来讲，碑帖各有所长，两个系列都能孕育大师，同样我们也没有必要苛求大师们真草隶篆、诗书画印样样皆精。通才更佳，专才更深。杨先生要求大师们的“大草”（狂草）是勉为其难，在书法书体中，狂草确实是最高境界之书体，之所以名为“狂草”，既有“迅疾的速度”，又有文字的“简约”，黄庭坚没有“速度”，王铎、傅山没有“简约”，算不上大草，当代更没有一人的大草能摆到桌面上，卫俊秀——更不能与书史上的贤者相提并论。碑帖互化草书没有问题，碑帖化狂草（大草）简直是痴人说梦，因为“迅疾骇人”的速度，碑的优势将化为乌有。大草（狂草），永远是帖学的专项。
二是逻辑混乱。《二》文中，于右任是“书法大师”，林散之是“草书大师”，谓王蘧常“本世纪书法艺术的第一把交椅应该属于王蘧常”，谓卫俊秀的“大草”是“惊天地，泣鬼神”，这多么玄乎！拙如我辈怎么观感卫俊秀草书后没有这么颤动的效果呢？可笑的是，杨先生在其后的《释疑》文中，很轻松地又放出了这么几句话：“于右任的创造性有多大，将怀素的《小草千字文》拿来比较一下便可知道；林散之的纤弱，也绝非笔者一人的“随意化”评说，今年第6期《书法》杂志嘉树先生《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展览》一文中就称林散之书法“品位日益卑弱”；王蘧常书法是否超过沈寐叟，连王先生自己都十分清楚。”这是自己打自己嘴巴。杨先生在《二》文中已有“于右任先生以其少有的才华和过人的胆魄，将棱角分明的魏碑书法写得顾盼生姿，挥洒裕如，轻松自然，使魏体行书由探索阶段过渡到成熟阶段。”如此断语，那么，于右任的创造性还差吗？笔者也承认林散之的纤弱，何况林老一辈子把很夺眼的“长折撇”都没写过关，必须多言的是，沙孟海先生的确是写匾高手，但在他的行草作品里，长折撇的“折”笔依然不过关，因为沙老的用笔有问题。杨先生在《二》文断语：“王蘧常是中国书法史上章草书法的第三个高峰”，“事实证明，王蘧常以其不可替代的艺术成就远远超出了他的恩师，成为本世纪可与古代的书法大师相提并论的一代宗师”“古今无有匹敌”。那么杨先生还在《释疑》中“王蘧常书法是否超过沈寐叟，连王先生自己都十分清楚”这样胡说八道呢？
杨先生确如自己所言，对学术问题是“反复”研究的。
三是基础太差。杨先生在评述“四家”时，把中国语言里最灿烂的辞条都用到了，每人都享受了杨先生所加不少殊荣。什么“大师”“大师级”“巅峰”“高峰”“最好”“杰出”“最具创造性”等等，不一而足。乱戴高帽胡叫好，这不是学术上的具体分析，是凭主观愿望妄评。请看他为了拔高卫俊秀的分析：“卫俊秀将王铎、傅山（卫先生以怀素少学识、徒能卖弄技巧而不大重视唐代草书）一路狂草与北碑的厚重生拙不着痕迹地、创造性地熔铸为一体，使奔放的草书多了许多的凝重，使舞动的线条增加了几多力度，其奔放处使人激动，其凝重处让人流连，所谓端庄杂流利，沉着兼痛快。我们将卫俊秀草书与同时代人比，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同古代的大家相比也同样有此结论。”这是什么学术语言？分明是小学生呓呓学文。卫俊秀先生作为学者也乱说，怀素在“卖弄技巧”？凭你卫先生怯弱的笔力能望其项背？书法艺术尽管饱含着作者学识，但不能忽视其专业性，否则就是鼠目寸光。笔者放言，怀素在书法艺术上所秉持的才情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超迈的。
《二》文中称“没有方折谈不上北碑”，那么《泰山金刚经》《郑文公碑》是什么特点？
草书“以圆笔为主”，张瑞图的方折笔草书如何解释？这纯属作者缺少识见之故。又说陆维钊草书“方圆争斗”，就是“食碑未化”，这又是何种艺术逻辑。代表傅山“碑学”理论的“四宁四毋”只是傅山的一种观点，而非理论，作为理论，必须是成体系的，“四宁四毋”就如凡人名言一样，可以警策，但不能对艺术发展在自身系统内作出有效且巨大的修正和完善。依笔者浅见，傅山一生的书法实践并没有按他这几句名言表白的那样去做。
杨先生说卫俊秀“八十年代出山时，多次拒绝日本方面的邀请”，这不能说明卫先生有民族气节。文化的世界性开放使世界各种艺术交融，只能说对中国书法走向世界，让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深厚的文化有好处，而无坏处，杨先生把卫俊秀的这桩事提出来，并拉出齐白石先生作陪衬，这种良苦用心，只能说卫俊秀先生顽固不化，孤陋寡闻而已。
总之，杨吉平以比较浅薄的书学知识，混乱的逻辑，自擂自唱并蓄意哄抬卫俊秀而无视评述诸家艺术实际水平的越轨行为，必然给书坛造成不良影响，不撰文以批评，必将有损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