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颂》全称《司隶校尉杨孟文颂》，汉隶摩崖石刻，隶书。额字为：“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建和二年（148年）刻于今陕西褒斜谷石门崖壁上。文凡二十二行，每行三十或三十一字，字径三寸。隶法瘦劲恣肆，雄健舒和。最早记载此碑的文献当属宋代欧阳修《文忠集.集古录.跋》，但其书名一直不显，就是在康有为对碑派书法的体系化评述中，也极其吝啬文字，只寥寥数语，称《石门颂》“高浑”，“劲挺有姿，与《开通褒斜道》疏密不齐，皆具深趣”。《石门颂》之所以不被世人所重，个中缘由可在清末碑派书家张祖翼跋语中识得一二：“《石门颂》摩崖刻石前代虽有著录而名不甚显，至乾隆间太仓毕秋帆督关陇，始与开通褒斜道刻石同为艺林所重。然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石门颂》是汉隶中圆笔刻石的代表作品。碑书中宫疏朗，体势外张，亦不乏沉稳敦厚之致。碑字造线略瘦，实乃以小笔硬毫书丹，书写者情态动作悠游自在，节奏极为平和，由是更使此碑流畅而不滞，落落大方，含蓄蕴藉。
《石门颂》多以露锋起笔，笔法已然成为北碑的前奏，只有结体徒具隶书特点，因而，《石门颂》比其他汉隶刻石表现更复杂，也更丰富，我们可以在“命”“春”“豫”“叹诵”等字迹中一睹其端倪。这些字，与近年西北出土的简牍书迹在笔法、结字上极为相似，是典型的从简牍书体向隶书、北朝碑版风格转型、过渡时期的产物。翁方纲（1733-1818）在《两汉金石记》称：“‘命’字垂笔有长过一二字者，盖指此颂也。然此处特因石理剥裂不可接书而垂下耳，非可以律隶法也。”这只是他囿于时代局限未睹简牍书而作出的臆测。因为，简牍的出土以1899年在新疆古楼兰遗址的发现才揭开了简牍书写之序幕。正因如此，我们有理由将翁氏观点反过来进行表述，《石门颂》的隶书“特点”并不十分显明：书体结构成熟反差较大，精彩与劣等（不成熟的隶字）字各占一半，往往在劣字中突出的问题是中宫过于松散，以致外向笔画处理得太别扭；又由于属简牍书至隶书过渡时期刻石，因而此碑承袭了简牍书的局部特点：波磔相对较少，横竖笔画多以搭锋连接，亦少方折笔。所以在对此帖的临习中，掌握搭锋是其关键，但在隶书中搭锋处理得不当，行将减少书写的技术难度，甚至远离“隶”体要求，将字写俗。
正如张祖翼所讲，《石门颂》雄厚奔放这一特点后之学者很难学到，后人临作往往失之于一意横撑，多硬气、霸气而少蕴藉，其失误在于未领会其笔法，甚至难以用自己的思想进行语言（及笔法）转换。此碑少波磔，它已接近北朝碑刻的笔法，如“道”“尊”“极”“亿”等和《泰山金刚经》书法迹象非但仿佛，而且其书意精神也同归一流。
代表隶书成熟的最主要标志“波磔”在此帖中并不明显，甚至由于所用工具毛笔的小而硬，使“蚕头”不显，“燕尾”与典型的隶书用笔极其相左，赋予了更为放达恣意的美学精神。此碑在“燕尾”的部分大笔画上处理得很开张，更见线条柔韧度，因而，写《石门颂》不能将线条写单薄，要把线条的柔韧性写出来，是谓理解了此碑。否则，习书必然单薄刻露，毫无艺术性可言。而这种线条柔韧性的取得和塑造，必须要在运笔动作过程中注意拇指控笔的挫劲（设计阻力），中指送笔的柔性，拇指与中指在发力感上既是相抵触的，同时又是配合不间的，这样生发的力感，才能与《石门颂》造线质感得以亲和，才能真正进入《石门颂》的广大艺术天地。
有人说《杨淮表记》出于《石门颂》，两碑刻时差为26年。《杨淮表记》乃卞玉追想杨孟文（《石门颂》主人）勋业，记述杨孟文之孙杨淮及其堂弟杨弼的官历，赞扬杨孟文子孙的情感。从两碑的关联性来考察，卞玉找《石门颂》同一书丹者或刻手，实有可能，书丹者书风以26年的时差转变亦在情理之中，康有为言《杨淮表记》“或出中郎之笔”，不论书丹者为谁，从笔道上来看，两碑书丹者可能出于一人之手。古来先书而未竟刻石之例甚多，延刻者亦在情理之中。又康有为称《石门铭》出于《石门颂》，这只是臆测，两碑截然不同：《石门颂》放达而于简中藏巧，《石门铭》厚重而内蕴诡异，两碑没有丝毫共通的地方，故“双石门”各成体系。
对于习书者而言，将《石门颂》与《杨淮表记》对照临习，更能参得其中秘蕴。有志此碑者，亦可找清代何绍基临本窥得此碑技要，但要特别注意何氏起笔和收笔的挫法以及转折处的处理方法，以惠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