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的眼》写正在告别“过去”的“今天”，写朦胧中的清晰，属“正在进行式的小说”；而《蝴蝶》便有了“今天过去式”。张思远1979年欣慰地感到：“我们企盼过的，我们应允过的，我们拖欠过的，我们损害过的，终于我们要渐渐兑现了。我们总算学会了一点儿东西。”张思远“复出”后，全然没有像冬冬预料的那样“先杀一批”，没有实行“反报复”，而是从极端的“阶级斗争”噩梦中走出来，使“建设”成为“今天”的最强音。他心里安然些了。“他并没有忘记使自己的工作对人民、对山村、对老张头和拴福大哥更为有利。不管有多少缺陷，他想不出有比现在的政策更好的政策，他想不出有比现在的作法更对人民有利的作法……”1979年问世的钟亦成的信念还仅仅属于追求；1980年张思远的信念就已开始化为现实。比起《布礼》，《蝴蝶》的主人公在“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大跨度内驰骋的意识，有了一个辐辏点，有了豁然开朗的“今天”。王蒙就是小说中在寻找的第一个歌唱春天的云雀。他的小说总是首先成为标志出“时间运行的轨迹”的里程碑。《蝴蝶》里已经有了“春天”的物象：“乡亲们继续招待，胃和头脑一起进行社会调查。豆腐和粉丝，果酒和老醋，全部是自己的副业。鲜鸡蛋，咸鸡蛋，松花蛋和臭鸡蛋，动物蛋白和零花钱都在增长。黍面油炸糕蘸蜂蜜，这是山里人最好的甜食……”《蝴蝶》已包含了《春之声》“序曲”。
张思远立足于今天，回顾中国的昨天，“展望明天”时，心里有了底气。他有了明确、坚定的使命：让大家都过上文明和富裕的生活。
心里装着秋文的忠告和期望，坐在归途的飞机上他感到“比任何一只蝴蝶都飞得高得多”。隔着舷窗注视神州大地，他如醉如痴。他悟道：“不管它飞得多么高，它来自大地和必定回到大地。无论人还是蝴蝶，都是大地的儿子。”张思远的历史反思终于实现了一次顿悟。
《蝴蝶》是王蒙反思小说的“顿悟篇”。开悟的张思远，其精神世界无比清明、透彻。小说结尾描写他洗了澡的感觉：“洗过澡以后人们轻盈得就像蝴蝶。”“蝴蝶”是他顿悟的契机，也是结果。“蝴蝶”升华为象征，一个具有整体意义的象征。
王蒙独特的经历使他获得了独特的关于社会和人生的体验。他将其同时注入张思远与“海云—秋文”这一对相对对立的人物身上，产生了感人人微的力量。小说以执政者张思远的自省为叙述角度，在相对对立的人物关系中产生一种融合的力量。《蝴蝶》发出的是融合的声音。社会融合的理想既是王蒙宽容精神的自然表现，又是王蒙小说的一个潜在的创作动机。张思远的自省是对于吕师傅所发出的融合声音的响应。
《悠悠寸草心》（1979）中的吕师傅是披上了理发师职业外衣的作家主体——“我在省委第一招待所——最初，对外叫作光华饭店——的理发室工作，已经快三十年了”。王蒙将“风云三十年”聚敛在吕师傅的理发室里——“小小的理发室也反映着人生的沧桑，何况到这里来整容的颇多头面人物。”小说以吕师傅的角度叙述了三十年来执政党作风的变迁，其着眼点在于“今天”：受到过群众保护、肩负着人民的期望的唐久远夫妇“复出”后滋生着制造特权的不良作风，面临着严重脱离群众的危险。唐书记夫妇的“后院”被暴露无遗。小说使用了幽默这一富有智慧的哲学形式，讽刺了堂堂皇皇后面的畸形与可笑的东西。这种含着眼泪的嘲笑不是对唐书记夫妇的苛责、声讨，而是怀有期待的温和的批评。如作家所说：“尖酸刻薄后面我有温情，冷嘲热讽后面我有谅解，痛心疾首后面我仍然满怀热忱地期待着。”
小说在革命的尊严被“造反派”屙在理发室本是贮放热毛巾的保温桶里的粪便和蛔虫玷污净尽的年头过后，在百废待举、积重难返的现实面前，发出一种宽容、协调的声音，对于改进执政党的作风，表现一份期待，一份“悠悠寸草心”。
王蒙的小说强烈地透露着作家的社会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传统一脉相承。自古以来，中国的“士”阶层就不属于某阶级。它是“阶级融解下之产物”，其使命是“力促阶级之融解”。《悠悠寸草心》和《蝴蝶》先后从普通老百姓角度发出呼吁，从执政者角度做出应答。一呼一应，汇成一种调和的声音。
它意味着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社会分裂状态的结束，正在实现的是通过建设逐步形成社会的协调与统一。在王蒙笔下，吕师傅、唐久远、张思远、海云、秋文、拴福大哥……都是自家兄弟。
民族篇：《相见时难》
在《相见时难》（1982）里，少年布尔什维克出身的主人公翁式含的心灵和信念在“新时期”里经受了一次新的考验，这是在经济遭受长期内乱破坏刚刚过后，中国与西方生活水平形成巨大落差面前的考验，“开放”面前的考验。
美籍华人蓝佩玉回国带来的冲击考验着小说中的各式中国人：领导层里的“风派”人物孙润成又随“风”倒；社会渣的某些人。
杜艳是由《布礼》中的“灰影子”衍生而成的现实人物，对内的虚无主义衍生出对外的殖民地性格，实行着“大开放”。杜艳是老舍《四世同堂》中的大赤包在“新时期”的再现，是精神上的“沦陷者”。
王蒙最早地揭示了在建国三十年之后滋生于中国大地的后殖民地意识，并且对此怀有强烈的忧患。看了杜艳“坦率”的表演，蓝佩玉感到：也可怜！这是“解放”吗？我倒觉得，更确切的说法是——解体！不是有点可怕吗？
蓝佩玉年轻时寻求人生道路曾一度寻求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偶然地“迷了路”、“误了点”，未能找到革命而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去了美国。尔后她经受了一连串的“荒谬”——“偶然性的荒谬”：在美国生活了三十来年，却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她不那么喜欢美国，但是却离不开它——“至少是现在”；她一直爱着中国，可却听说国内有的人“泄气了”；她回到梦萦魂绕的中国，却被奉为“外宾”；她到处寻找中国，却摆脱不了杜艳们的追逐……她总是经受迷失方位的痛苦。
蓝佩玉意识、感受到了自己与环境间存在的荒谬，这是她清醒感的表现。
身处美国，在诸如紧身衫、性刺激、吸毒等“消极文化”氛围中，她不甘愿做一个“渺小的雌兽”。她保留着“东方人的无法解脱的执拗的痛苦”。她保留着“理想主义”。对于她来说，“一个失去了理想的人并不等于忘记了理想。恰恰相反，理想因为失去了而更加迷人百倍”。她接受美国的“技术文化”而不接受其“精神文化”。她到处寻觅象征“民族精神”的香袋。
蓝佩玉顽强地保留东方精神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一些同胞受到西方价值标准的影响，丧失了中国人的志气。这给她带来了痛苦。
因为她一直相信：有一种光明，一种力量，一种希望，那是在中国。
翁式含体现着蓝佩玉所向往的光明、力量和希望。翁式含处于中国的深处，是深层的中国。翁式含也意识到了自己与环境间存在的一连串的荒谬：作为少年布尔什维克，在解放后，按杜艳所说，三十年来他并不得意；“****”期间，因为同蓝佩玉的关系，他被打成“叛嫌”、“特嫌”；而今，当年挥拳痛斥他和蓝佩玉相互“勾结”的孙润成竞要他出面帮忙巴结蓝佩玉这样的“海外关系”，致使他感到：“听孙润成的口气，好像我们派留学生还要借助于这位动摇逃走了的女士的帮助呢……”
“多么不公正的历史，简直像一个恶狠狠的玩笑……”
翁式含带着这样荒谬的三十年历史的负担，难于与蓝佩玉相见。
《相见时难》将沉重的三十年历史都渗透到了“相见时”里。
翁式含需要回答蓝佩玉的如下提问：
我之所以苦，是因为我背离了自己的理想。北京话这叫——活该！
你呢？你难道为忠于你的理想，为理想的胜利实现而受苦吗？为什么？
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或许是一个具有“反思”意义的问题。这是关于革命“所付代价”问题，“目的”问题。《蝴蝶》中的冬冬曾就革命目的问题提出过质疑：“为了我们，为了让我们受罪吗？”
回应这个问题或者说社会思潮是《相见时难》的一个创作动机。关于个人受苦，对于王蒙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出身的主人公来说是九死而不悔。钟亦成已经经受过了这种心灵的考验：“为了这信念，为了他参加的第一次全市党员大会，他宁愿付出一生被委屈、一生坎坷、--～被误解的代价……”他为获得这一信念，为参与这一信念实现的过程而感到无比幸福。他是巨人。他对荒谬发出居高临下般的一笑。翁式含不假思索似的将钟亦成的个人反思移情于整体反思，将“我”推及于“我们”，对革命发出了拒绝反思的“反思”：蓝：你们受苦了。
翁没什么。是我们自己决定选择了革命的道路。除此没有别的路。
蓝：然而这代价是可怕的。
翁：怕的人请走开。历史不会因为害怕付出代价而停止前进的运动……
蓝：然而并不能说都是前进的运动。例如，“**********”。
翁：我们已经给历史做了手术。继四九年以后，这又是一次大手7R……
翁式含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声辩同雨果在《悲惨世界》里通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代表G为法国大革命，为“九三年”——包括它的恐怖行为所做的声辩如出一辙。翁式含还斩钉截铁地把“****”浩劫的病根归咎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表现了王蒙自幼形成并矢志不渝的革命文化观：“……我们改变了中国的历史，我们把旧中国搞了个底朝天……然而旧中国的历史也向我们报复了，最腐朽的东西打扮成最革命的样子出现在那沉重的十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