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镇》恪守“民以食为天”的思想，重视百姓的“油盐柴米”，而将“斗争和运动”视为其对立面。作品坚信前者恒久，后者短暂。
小说中拥有最为清醒的意识的人物是秦书田，他内心严肃真减，外表玩世不恭，去挨批斗就像去出工一样。他的乐观精神在于他深信：“世界很大，天长日久啊。而且世界的存在也不能只靠搞运动，专门搞斗争。天底下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事情。”他的“生命之歌”点燃了蕴藏在胡玉音身上的生命之火。古华描写生命时表现出的火暴胜过其对立面——“斗争和运动”的暴烈。秦谷军的诞生意味着健康和生命战胜了病态和死亡。王秋赦吊脚楼的坍塌象征着极端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倾覆。小说结尾由疯子王秋赦褴褛的衣衫前襟上挂满了金光闪闪的像章，声音凄凉地叫喊着“五六年又来一次啊一一”，则是有力地宣布：“疯狂”的时代已被彻底埋葬，这种叫喊只不过是其残留在人世的“尾声”。
王蒙力求使他的小说成为“时问运行的轨迹”。他的小说中的历史反思则形成了一个“风云三十年”运行的轨迹。在当代文学中，《布礼》（1979）最早地展现了少年布尔什维克出身的主人公在自1949年到1979年问所有重要——或者严重年份里的内心活动，构成了一个历史运行轨迹中的心灵的历程。
高晓声（1928—1999）的《李顺大造屋》（1979）以短篇篇幅，通过一个普通农民辛酸的造屋史，浓缩了近三十年中国农村的历史，展现了中国农民可怜的生存状态史。
方之（1930～1979）的《内奸》（1979）从更早的1942年写起。
主人公是一位商人，他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历经新四军抗日、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中国、国民党统治、新中国建立、“**********”爆发，历尽人世沧桑，在历史反思的坚实基础上，思考了谁是“真共产党”、谁是“假共产党”这一重大问题，揭露的锋芒直指****、“******”和“帮四人”，指出他们就是“内奸”。方之依据自己早年做地下工作的体会，写出了这些“内奸”起到了外部敌人所起不到的破坏作用。
李准（1928～）的《黄河东流去》（1979～1984）标志着作家创作道路的一个新的转折，即如作家自己所说的，从一向的“配合政治运动的写作，转到研究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个性和文化传统上”（李准：《文学语言及其他》）。作品通过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原黄泛区人民在水、旱、蝗、汤四大灾害逼迫下形成的大流民、大迁徙的描写，着重从伦理、道德、品质、情感以及整个精神、文化的深刻层面，展示中华民族赖以度过苦难的坚韧的生命力，在探讨反思中寻找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具有“寻根”品格的历史反思。
李准在卷首写道：《黄河东流去》“不是为逝去的岁月唱挽歌，她是想在时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
《黄河东流去》从赤杨岗村七户农民家庭的悲欢离合着笔。作家在作品中指出，中国的家庭结构是如此牢固，这可能是中国强大生命力之所在（第8章第3节）。这种生命力又是与土地密不可分。作品中的七户农民都深深地热爱着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不管流落到哪里，他们都紧紧地贴附在大地上。他们坚忍不拔，富于智慧，讲情义，重伦理。作品在这些普通人身上挖掘出我们民族最可宝贵的道德品质、意志力量和美好的精神世界——这一切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哺育的，几千年历史文化熏陶的，是中华民族生命力之所在。作家在民族灾难史中寻找民族生存的力量，表现了对民族生存发展的坚定信心，对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是有力的鼓舞。
反思文学中的“历史”具有明显的多重性质。它既描写多灾多难的年代，又描写朝气蓬勃的“早年”和获得了转机的“今天”。结束了漫长的充满极端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国家及时地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轨道。“反思”作家们敏感地发现了社会生活中“并没有忘怀严冬但毕竟早已跨越了冬天的春之声”。他们是在恢复了生机的“今天”去回顾梦魇般的“昨天”，展望美好的“明天”。反思文学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属于理想的现实主义。
对干群关系问题的反思
在建国后的历史运行轨迹中，包含着一个干群关系变化的轨迹。
它关系着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衰，“反思”作家对此怀有深深的忧虑。
反思文学拥有一个与历史反思关系密切的对于干群关系反思的主题。
张弦（1934～1997）的短篇小说《记忆》（1979）是较早的从干部自身角度对干群关系进行反思的作品。
《记忆》描写市委宣传部长秦慕平“复出”后，没把自己在“****”中的遭遇当成政治资本，而是在其中进行自省，并有所汲取，有所领悟。《记忆》体现了“反思文学”在为老干部恢复名誉的主题方面对于“伤痕文学”的深化与超越。
秦慕平“****”时无意中用旧报纸包鞋，偏巧一版上方有一张******接见某外国代表团的合影——“用宝像包破鞋”，被造反派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到一连串的批斗、毒打。作为执政党的干部，秦慕平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对自己的遭遇进行思考，扫清记忆里模糊之页上面的尘土，认识到今天对待他的这一套——用“圣物”置人于死地，并非无根无源，而恰恰在“昨天”他就用来整过别人：“四清”运动中，农村女放映员方丽茹在放映******接见外国友人纪录片时，因神不守舍，违反操作规程，把领袖形象颠倒了。主持本系统运动的秦慕平发挥阶级斗争理论，无限上纲上线，把方丽茹打成“现行反革命”，送农村监督劳动。历史好像在验证某种“报应”规律似的，“****”紧随着“四清”而来，打击方丽茹的极端理论，连同方法，一齐向秦慕平施行“报复”了。秦慕平把这一切归咎于“******”，而把自己对人民犯下的过错则永远铭刻在记忆里。“复出”后，他自觉地贯彻中央的纠正冤假错案的精神，突破身边的阻力，首先坚持为方丽茹平反。
《记忆》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秦慕平同方丽茹、李克安十四年的纠葛中，注入了具有整体意义的、深远的思考。方丽茹作为人民这面“镜子”，引起了秦慕平更为久远的记忆：“那是在冀中平原，在鲁东南，在南下的征途上。多少次呵，打了胜仗，走进村镇的小街，大娘嫂子们，一手挡住自己推让的胳膊，一手把鸡蛋强往荷包里塞。
吃着那鸡蛋，味道多美呵！它满含着父老姐妹的爱戴、鼓励和期望。
作为他们的子弟兵，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冲杀，而流血，而立功，心情又是多么自豪和快慰！”于是他深刻地反思道：而今天，面对人民的真诚信托，作为一个党的干部，还能像当年那样于心无愧吗？
《记忆》满篇是秦慕平对于人民欠账的沉痛反思，开创了反思文学对于干群关系反思的主题。
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1980）的主人公沉痛反思的基石是他和海云的关系。
张思远是执政的布尔什维克。1949年他对于这座中等城市突然拥有了巨大——简直是无限的权力。他也拥有崇高的威信。他作为执政党的化身赢得了海云的爱。海云也是一个象征，她热情、活泼而又轻信，是建国初期人民的化身。那时，像花蕾初放的海云与张思远呈“和谐”状态。而当海云获得了某些必然的发展时，张思远便显出了某种僵化、褊狭。“难道我管得了一个城市的几十万人，却管不了你一个吗？”这样的执政者意识，造成了张思远与海云间的裂痕。
海云的摧折是在1957年。因为几篇“以反官僚主义为名向党进攻的小说”喝彩，她被打成“****反社会主义的****分子”。此时，张思远把海云当成自己的敌人，对她实施残酷打击：他背着手，踱来踱去，立场坚定，铁面无私。“只有低头认罪，重新做人，革面洗心，脱胎换骨！”他的每个字都使海云瑟缩，就像一根一根的针扎在她身上……
原本“底虚”的1957年，在张思远的反思意识里，像巨石一样沉重，难以释然于心。海云化作他乘坐的小汽车轮子下面的小白花，他“似乎看见了白花被碾压得粉碎”，他“感到了那被碾压的痛楚”，“听到了那被碾压的一刹那的白花的叹息”。
对于和海云的关系，张思远从最：初开始反思，从执政者的地位人手反思：
那有轨电车的叮当声，便是海云的青春和生命的挽歌，从她找到我的办公室的那一天起，便注定了她的灭亡。
如果我真的爱她，我就不应该在五。年和她结婚，我就不应该在四九年和她相爱。
对于海云命运的反思使张思远这位曾经拥有无限权力的执政者走下了“神坛”，使这位赫赫的执法者意识到自己原来是被告，自己犯有罪过。他进行自我审判：
假设我们还有一千个一万个来世，我愿意一千次一万次地匍匐在海云的脚下，请她审判我，请她处罚我。
反思文学所反映的干群关系破坏的悲剧并非由个人造成。《记忆》写道：方丽茹懂得她的遭遇并非由某一个人、某一种偶然的原因所造成，也并非她一个人所独有。《蝴蝶》中的海云至死也认为张思远不是坏人。破坏干群关系的是极“左”的政治路线，悲剧都产生于政治运动之中。
李国文（1930～）的短篇小说《月食》（1980）中的伊汝在党内经常敲响“不要丢掉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的警钟。1957年他为此被打成“****”。驱赶天狗的警钟不再鸣响。黑影侵入晶莹玉洁的月亮。伊汝从此失掉与太行山区人民的联系，失掉与新婚妻子妞妞的联系。月食是一个象征，食甚相当于“******”横行期间，整个天地仿佛跌进了漆黑的深渊。月食的过程，就是极“左”路线形成、盛行、猖獗、结束的过程。李国文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1981）以革命者于而龙的坎坷经历为主线，将十年“****”以及粉碎“******”以后的现实与三四十年前游击队根据地生活时期的历史融汇起来，探索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的历史渊源，表现于而龙真诚的信念和豪情，揭示冬天里孕育着春天的生机，只要和人民在一起，就会有春天温暖的主题。
茹志鹃（女，1925～1998）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1979）中的老甘，在1958年“******”运动中下令按亩产16万斤的虚假产量征购粮食，只顾自己邀功，不顾群众死活。他还以搞运动的方式指挥生产，下令砍掉即将收获的梨园，并且把敢于进言的老寿打成“****机会主义分子”。作家将老甘的这种变着法儿整农民的作风同当年他发自肺腑的诺言——“老少爷们，革命的衣食父母，你们对革命的贡献，党不会忘记的。”——剪辑到一起，使之成为一组极不和谐的故事。
它们不像是出自一个人的经历，可又确确实实是老甘前前后后做的事情，从而显现了老甘的严重食言。作品俯拾即是的突兀之处和轻轻的揶揄，表现了作家和老寿一样，对老甘这个来自于人民的子弟兵，却蜕变为骑在“衣食父母”头上的官老爷，内心里感到难以言喻的痛惜。
“反思文学”中干群关系主题的多重性在于，它既敏锐地发现执政党的作风问题，急切地发出“党要管党”的呼吁，又把这些在各种程度上失去了同群众联系的干部看作“自己人”。“反思文学”作家是在干群关系受到严重伤害之后，改革开放大业方兴未艾之时，呼吁全社会，特别是干部，反思干群关系问题。其中有些作品旨在对“复出”的干部发出期望，表达批评、告诫之意。茹志鹃的短篇小说《草原上的小路》（1979）批评党的高级干部石一峰父子只对他们自己在“****”中受到的伤害耿耿于怀，却忽视杨萌一家的不幸遭遇。
杨萌的父亲是当年在石一峰的手下被错划为****的。而石一峰走马上任后，不对自己曾经执行过的极“左”路线反思，极其冷漠地对待杨萌父亲的平反问题。《草原上的小路》向“复出”的干部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刚刚经受过的灾难中应该学会点什么？
金河（1943～）的短篇小说《重逢》（1979）针对有的干部“复出”后，只谈自己受迫害光荣，只字不提自己的过失，塑造了地委副书记朱春雨的形象，在公安局审讯室与十年前为了保护自己而参加武斗、现已成罪犯的叶辉重逢，经历了良心上的审判，终于勇敢地站出来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实事求是地对待同群众的关系。
叶文福（1944～）的政治抒情诗《将军，不能这样做》（1979），以一位“****”后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将军拆掉幼儿园、耗用几十万元外汇营造安乐窝的现实故事为线索，通过对于将军戎马征战几十年的光荣历史的回顾，表现这位将军在革命战争年代经受住了枪林弹雨的考验，在和平年代却被特权思想腐蚀了灵魂，迷恋于“一家人无止无休地享乐”。诗人以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现实生活中滋生的党内不正之风、腐败的苗头，尖锐、严正地指责了将军的不义之举，腐败行为，表达了人民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