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酒店业随着酿酒业的发达而扩展，大小酒店遍布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一些市镇，“茶坊酒肆，接栋开张”，酒肆生意兴隆，繁华程度丝毫不逊于唐宋时期。京师为全国政文化中心，酒肆也最为奢华。
在现代的北京，清代开张的老酒店还可寻觅。如建于乾隆六年（1741年）的沙锅居，老字号全聚德、丰泽园、东来顺、回来顺、西来顺、来今雨轩等。旧时北京的民间小酒店，大多店面简朴，粉壁墙上往往书一大“酒”字，屋檐下也挂有类似酒楼的招牌。室内陈设简单，木桌木长条凳、资碗、锡或白铁皮制成的酒壶。柜台顶上多写有“太白遗风”、“太白世家”、“刘伶停车”这类竖匾，有的墙上还挂有名人画，其内容也多与酒有关。
宋至清代，大型酒楼的建筑形式，分为楼房型和庭院型两种。楼房型的酒楼，宋代称为“阁子”，清代称之为“雅座”。有的酒楼内部廊庑环绕，形成了独特的建筑群体。
清乾隆年间徐扬所绘《盛世滋生图》展示了苏州木渎经胥门、阊门直至虎丘的市容，图中所绘饭店酒楼有18家之多。苏州的王四酒家、石家饭店也闻名遐迹。唐伯虎在《姑苏杂咏》中是这样描苏州酒肆兴旺的“小巷十家三酒店，豪门五日一尝新。”沈朝初的《忆江南》词云：“苏州好，酒肆半朱楼。迟日芳樽开槛畔，月明灯火照街头，雅生列珍馐。”
晚清各地酒楼更趋繁盛，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地方风味酒楼。尤其是京师为王公贵族聚居之地，酒楼之盛超过他处。
晚清上海为中外交通枢纽，商旅往来频繁，酒楼更是繁多。戊戌变法期间，汪康年在上海办《时务报》，梁启超为主笔，汪康年主持对外之交涉，日夕酬应，苦于酒食征逐之烦。《清稗类钞》记：
一夜赴十四处晚餐会：则为酒楼九，长三、么二妓院五也。其中先时而至，仅道谢者七，略坐而把盏，仅以酒沾唇者四，有二处则大嚼，而疲于奔命之如是者，实恐有一不到，开罪于友人耳。宴会之苦，非个中人不知，盖食无定时，方饥不得啖，过食则伤生也。
旧时上海，妓女之高等者为长三，幺二为亚于长三之妓，时人常在妓院设席宴客，谓之“摆酒”，而唤妓俏酒则为“叫局”。
杭州虽向以繁盛著称，然在光绪初，城中无酒楼，若宴特客，必预嘱治筵之所谓酒席馆者，先日备肴馔，但送至家而烹调之。仓猝客至，仅得偕至丰乐桥之聚胜馆、三和馆两面店，河坊巷口之王顺兴、荐桥之赵长兴两饭店，进鱼头豆腐、醋搂鱼、炒肉丝、加香肉等品，已自谓今日宴客矣。盖所谓酒席店者，设于僻巷，无雅座，虽能治筵，不能就餐也。光绪中叶，始有酒楼。最初为聚丰园，肆筵设席，咄磋立办。自是以降，踵事增华，旗亭遍城市矣由此可见，晚清虽社会矛盾、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宴饮之风却日趋豪奢，颇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之味道。如苏州虎丘，“繁华甲全国，酒楼歌榭，画肪灯船，留连其中以破家者不可胜计。尤盛者，竞渡之戏，粉黛杂，笙歌敖曹，逾月不止，浮薄子弟及富商市贾皆趋之若狂”。
延伸阅读
晚清北京的酒肆
北京酒肆有三种。一种为“南酒店”，出售女贞、花雕、绍兴酒及竹叶青酒，并提供火腿、糟鱼、蟹、松花蛋、蜜糕等佐酒菜；一种为“京酒店”，出售雪酒、冬酒、酒、木瓜、干榨，佐酒菜有煮咸栗肉、干落花生、核桃、仁、蜜枣、山植、鸭蛋、酥鱼、兔脯；一种为“药酒店”，有玫瑰露、陈露、苹果露、山
露、葡萄露、五加皮、莲花白等，售卖药酒者不提供菜， 须饮酒者自买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