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酒，即对酒类设专税。税酒始于汉代，实质上是对榷酒政策的进一步发展与补充。自汉代出现了酒税之后，唐宋都曾予以发展，尤其是宋代，对酒税的发展和完善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明清以后，对酒征收专门性的税收更是成为一项重要财政收入。
税酒主要是禁止偷税漏税。税酒时，人人都有从事酒业的机会。《汉书昭帝纪》卷七载，民户酿酒酤卖不受限制，但必须按国家规定的数额交纳酒租，即酒税，否则将以刑律处置。
为避免榷酒在酒的生产、流通领域垄断过死，适当开放酒禁，征收专卖酒税。税酒时私营者按税额比例与官府分成酒利，只要按章纳税，营业不受限制，亦即如果税额不重，酒户有经营自由，也不必经过特许，官府也无缉私章程，税酒也可以逐步向专卖过渡。如果不断加重税额，只让特许的商户经营，取缔非特许商的经营，并且有严厉缉私禁私的法令，则虽未宣布专卖，事实上已在专卖转化，或很接近于榷酒了。
王莽最早确定专卖税率“令官作酒，……除米由本价，计其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宫，其三及糟灰炭给工器薪樵之费。”
自西汉以来，东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两代前期、明朝和清朝前期的大部分时间都执行的是税酒政策。
禁限私酒通常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以立法的形式禁止政府特许之外的酿沽行为，二是缉查打击业已出现的私酒活动，以保障政府独得酒利。
有关禁限私酒的法律条文，汉唐时期留下的文献记载较少。宋朝则法律条文严密细致。建隆二年（961年）颁“货造酒曲律”到“犯私曲至十五斤，以甜酒入城至三斗者，始处极刑，余论罪有差，私市酒曲者，减造人罪之半”，翌年“再下酒曲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乡间三十斤，弃市，民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诸州城二十里者，到五斗者死，所定里数外，有官署沽酒而私酒人其地，一石弃市”。宋太祖乾道四年（966年）再下诏减轻刑罚，就上述立法量刑变化而言，显然有递减的趋势，但是实际上仍然是很严酷的，一条人命还抵不上50-l00斤曲，或3-5石酒的价值。有的官吏如王嗣宗在榷酤斗量上，上疏建言给人超生，已算是不饬深峻的宽政而被载入史册了。宋代官酒务就设有“酒巡”、“酒务脚子”等专门缉私酒的组织。各地州县尉、巡检、监押等也兼有缉查的义务。宋代人说官府缉私酒比防范“盗贼”还残暴。
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在弹劾唐仲友的奏状中提到一件事，说临海县长乐乡富户沈三四因天旱雇人工车水，用家酿白酒招待雇工，这件事被临海县酒务脚子杨荣等人知晓后，遂派出三条船来到沈三四家缉查，尽管沈三四一再分辩自己没有违法卖酒，但杨荣等人不由分辩，押沈三四并“将各家衣物搬去拷打，抑令供认，罚钱三百八十贯”，最后以在州界禁地内卖酒的罪名“徒罪断遣”。虽然这件事的真正缘由是酒务官吏完不成规定的酒课额而寻机“补趁课利”，但也反映出宋代缉私酒的严酷。
另外宋代还颁行与缉私酒法相辅的告赏法，即唆使民众互相监督，不论是谁向官府检举告发私自酿卖酒曲之事，只要属实，官府便按已公布的赏格给以优厚的奖励，同时把实行者的家财籍没入官。
金朝时因袭宋朝旧制，也有严酷的禁私酒法，金世宗大定三年（1163年）诏严禁私酿。在元朝太宗六年（1234年）“颁酒曲货条禁”，“私造者依条治罪”。
延伸阅读
陈遵投辖留客饮
陈遵好饮酒，常在宾客满堂时，关上门，把客人车上的辖（车轴上的零件）取下投入井中，使车不能行，客不得去。后遂用“陈遵投辖、孟公投辖”等喻指主人好客留宾，情真意。骆宾王《帝京篇》诗：“陆贾分金将
喜，陈遵投辖正留宾”。苏《送赵寺
寄陈海州》诗：“若见孟公投辖饮，莫忘冲雪送君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