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企业从业人员的“专业规范”，除了依赖组织所制定的相关规章以及领导阶层的落实执行外，还有赖从业人员个人的修养，再加上组织需有一套具体可行的考核奖惩制度，始能建立与维系优良的专业规范。
2004年12月31日，工商时报刊载中山大学叶匡时教授的一篇文章《媒体与企业的互动关系》，提到作者担任中山大学传播管理研究所所长时期，曾经邀请一位亚洲华尔街日报的驻台记者到所上演讲，事后，所长依照惯例，致赠记者车马费以及演讲费，没想到，对方当场表示，他以华尔街日报员工的身份，花公司的时间前来演讲，按照公司规定，不能够收受这笔钱。
作者由这件事体认到，受尊敬的媒体之所以受到尊敬，是因为他们有严谨的专业规范，透过严谨的专业规范，这些媒体建立起专业性、主体性以及公信力，以致于也比较有能力，挺得住来自企业或政府的强势压力，而维护新闻自由与客观公正的报道和评论。
由这个故事，我想起自己也曾经目睹过的一段往事。那是2002年的10～12月间，中央大学EMBA班开了一门课“企业策略”，管理学院院长李诚教授，邀请数位台湾钢铁公司前领导人担任部分讲座，期待藉由台湾钢铁公司高阶领袖现身说法，说明台湾钢铁公司创立时期的管理策略与特色，而后由李教授写成《台湾钢铁公司经验》一书，交由天下文化公司出版。
当时，台湾钢铁公司前辈的讲座由我负责联系，我也参加了每一场次讲座，乃有缘目睹想要与各位读者分享的故事。
第一场，台湾钢铁公司创办人赵耀东先生讲完《台湾钢铁公司创业时的重大决策》之后，在一片掌声中，李院长亲自奉上一个红包袋给赵先生，却见赵先生面带笑容说：“我演讲从来不收钱。”同时出手推拒，李院长只好带着些许尴尬的表情收回红包。事后，李院长趁着学生们向赵先生提问的时候，要我代收红包，惊讶中，我赶忙边推拒边说：“这我可不敢代他做主！”
另一场，由金前董事长懋晖先生演讲《台湾钢铁公司的业务系统》，讲毕，主持人照例奉上红包袋一个，金先生瞬间迟疑之后，收下红包，在众人面前摇晃着红包说：“我今天所讲的，是属于台湾钢铁公司的智慧财产，这笔车马费应该归属台湾钢铁公司所有，我把它捐赠给台湾钢铁公司。”于是在一片更热烈的掌声中，金先生将红包转交坐在他旁边的我，嘱我带回公司处理。回到台湾钢铁公司以后，我立即将这笔一万元的车马费送交财务部门。
赵、金两位前董事长的佳言懿行，博得中央大学硕士班师生的尊敬与喝彩，也为台湾钢铁公司的声誉与形象大大加分，值得台湾钢铁公司全体后进同仁感戴。如今饮水思源，我等后生晚辈更应珍惜前人树立的文化与风范，尽忠职守，绝不可有贪赃枉法、舞弊之行为，而在收受顾客、包商、关系企业等有利害关系人的馈赠之际，也应当有所谨慎与节制。
说实在的，一个企业从业人员的“专业规范”，包括专业能力与敬业态度，敬业态度则包括道德、操守。专业规范，除了依赖组织所制定的相关规章，以及领导阶层的落实执行外，还有赖从业人员个人的修养，再加上组织需有一套具体可行的考核奖惩制度，始能建立与维系优良的专业规范，行而久之，广为社会所认同，转化为对组织牢不可破的信赖感。试看，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在新闻报道上的公正性，以及杜邦公司在环境、安全管理方面的声望，不就是在这种环环相扣的努力中所累积起来的成果？
走笔至此，我难免又要想起一桩与“专业规范”背道而驰的事例。话说2002年10月，我随同赵耀东先生访问大陆武汉、扬州等地，他虽是应武汉大学邀请往访，也顺便为台湾钢铁公司拓展与武汉钢铁的关系，但却婉拒台湾钢铁公司和武汉大学提供的旅费，完全自行负担。
事后，我在《台湾钢铁公司半月刊》发表这趟行程的游记，题名为《西出武扬无故人》，刻意提到赵先生婉拒旅费的事情，用以映照时下的风气。可是，事后却仍然听到有“赵先生要求台湾钢铁公司为自己负担旅费”这种传闻，实在难以理解。
由此，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一个人或一家企业要想树立一种优良的“专业规范”，非常不容易；然而，若想要毁弃任何人或企业的“专业规范”，则为轻而易举。但愿赵先生被误传的这个事例，只是一个擦枪走火的错误或意外，也期望所有企业皆能正视“专业规范”的重要性，胜于营收与利润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