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犹豫不决，边走边停，端方于10月3日到达夔州，接着又扎营不进，并再次给内阁发电，请求另派大臣赴川。至于另派哪位大臣入川，端方一会儿举荐河南洹上隐居的袁世凯，一会儿举荐湖北总督瑞澂，总之谁去都行，就是他自己不能去。端方随即返回宜昌，等候消息。为了逃避入蜀，端方不惜破除情面，严词弹劾赵尔丰，按清律，不能以原参之人去查办该省事务，端方弹劾赵尔丰，为的是回避入川，可谓用心良苦！
在与清廷谈判条件、延缓入川时间的同时，端方还想方设法向川人表示友善，他命令门下幕客李希庚、包荣诰拟出安民布告：“因为四川铁路是最要紧最难修的路，修一里路差不多要五六万两白银，朝廷怕四川的百姓担负不起，路没修成，家家均会人死财绝了。本大臣曾经出洋，向来宽大，不肯多杀人，现在带兵来川，就为要保全无辜。……若仍要以罢市、罢课相要挟，朝廷是不怕的……”
铁路大臣端方赴川前夕的复杂心情，如今已经很难准确描述了。一方面他要以超人的智慧和足够的精力对付清廷，以及清末官场上的那些竞争者；另一方面他要以冷静的情绪和公允的姿态介入四川路事乱局，同时还必须警惕身边的这支湖北新军，他们暗中的交头接耳似乎隐约在提示着什么。
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端方带领士兵穿过三峡峡谷，步行入川，一路西行。当队伍离开重庆往成都方向先进时，端方接到了一封加密电报：武昌革命党人起义，占领了武昌城，湖北总督瑞澂已逃跑。这封电报使得端方的一颗心犹如掉进了寒冷的冰窖，不寒而栗。为防止走漏风声，引发骚乱，端方下令将入川士兵们的私人信件一律扣压，封锁军营与外界的一切联络。
端方入川的一路上，四川绅商界人士纷纷前来请愿的人不少，比如四川省咨议院议员、曾经担任过《蜀报》主编的朱山，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朱山在与端方的一席长谈之后，由说客的身份幡然一变而为端方的幕僚，入川的旅程中，朱山就在其幕中，积极为之出谋献策。
但也不是所有的说客都像朱山一样被打动的，比如同盟会员朱之洪，往谒端方于夔州，提出了三点要求：一、请为川民申冤；二、罢入川军队；三、释放蒲殿俊、罗纶等人。端方以温和友善的态度接待了朱之洪，并回应道：川民有冤屈，他一定会代为申诉；释放蒲殿俊、罗纶等人，是他一贯的态度，已分别发电给清廷和赵尔丰，有望尽快释放；至于率兵入川，实因为川局正乱，是奉朝廷之命令，不过请放心，这些入川的兵，决不会轻易动川人一根指头。
端方诚心诚意地解释，尽管做到彬彬有礼，要给川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他根本没有想到，朱之洪前来谒见的本意，并不仅仅是提出释放蒲殿俊、罗纶等立宪派首领。此时四川同盟会已悄然将保路同志会改造成同志军，正在积极筹备武装起义，朱之洪来夔州的真实目的是一次试探，他们将端方所带的湖北新军两标人马看成是清廷的看家鹰犬，想来一探虚实。
对端方而言，真正的危险确实来自于身边的这支湖北新军。队伍走走停停，到了四川资州，端方下意识地发现周围充满了危险。有人悄悄递话，在瑞澂送给他的第三十一、三十二标中，江国光、单道康、邱鸿均、梁维亚等数十人皆是革命党，队伍到宜昌时就曾动过杀端方祭旗起事的想法，只因有人认为，武昌起义尚在准备中，杀了端方暴露目标，对起义不利，才暂时没有动手。
到了资州，杀端方的呼声又起，暗潮涌动，端方犹如坐在一个炸药桶上，随时都有被炸飞的危险。恰逢其时，有人假托满清新贵铁良的名义致电端方，说北方革命党起事，京都危急，两宫已经向山西疏散了，请端方迅速入陕勤王。这天，端方召集两标高级军官开会，透露开赴陕甘扩编成军的消息，并向自流井盐场商借银子三万两，作为队伍的开拔费用。两标官兵多半是湖北人，背井离乡，远征跋涉，已是心有不甘，现在听说还要开赴陕西，更是怨气满腹。
革命党乘机秘密开会，认为武昌已举义旗，两标义士因随端方赴川，失去了参加武昌起义的荣耀，留在武昌参加起义的，现在都成了革命功臣，而他们还要跟随这个旗人进入陕、甘，岂不是辱没祖宗？即使将来回到湖北，也会被人耻笑。众人越议论，情绪越激昂，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不杀端方，无以表明心迹。
这个秘密会议的内容被端方察知，更是寝食不安，肝病也乘势发作。手下亲信给他出主意：乘船经宜昌返回武汉。端方摇头，长江沿线已被革命党掌控，走这条路线等于自投罗网。又有人向他密陈，愿出死力保他出川，但条件是只允许端方一个人与他同行。端方用警觉的眼光看了那人一眼，摇了摇头。
急乱之中，忽然心生一计：数年前曾有传说，端方的生母是大臣陶澍家中的一个婢女，陶暗中把她收了房，肚子大了，太太吃醋，硬将她逐出，才归了端方的父亲。端方实际上不是满人，而是汉人陶澍的儿子。在这个传说中，人们还列举出他的名号“陶斋”为证。关键时刻，端方寄希望于这个传说能帮他的忙。十月初五，端方杀猪宰羊，大张盛筵，召来三十一、三十二标排长以上的军官，还请来资州地方富商名绅作陪，酒喝到七分，端方宣布他是汉人，恢复陶姓，改名陶方，和满人划清界线，并拿出一叠“陶方”的名片当众散发。
众军官对他姓端还是姓陶并不感兴趣，最关心的是队伍将来往哪里开拔。端方不敢以实相告，嘴上支吾一番，急得眼泪直往下掉，很快被密密匝匝的士兵团团围住了。端方的胞弟端锦出来解围，对士兵许诺：只要保护他们哥俩平安到西安府，愿出白银四万两犒赏。站在前排的士兵听到了许诺，站在后排却没有听清，还在大喊：“爱钱就不要命，要命就不爱钱，就是当官的答应了，老子们也放他不过！”端方兄弟眼看如此情景，知道军心已变，回到营中，二人相抱大哭。
当时第三十一标标统名叫曾广大，是端方任鄂督时所提拔的军官，见顶头上司端方处境危急，于是出面向士兵们说情，请勿开杀戒。曾广大说：“端某并非诳人者，大家放他一条生路吧。”士兵们沉默不语。曾广大又说：“我们虽是军人，仍应以慈悲为怀，何必要杀人？——何况端某与我们并无冤仇。”见士兵们依然沉默不语，曾广大提议举手表决，结果皆曰该杀，赞成不杀端方的只有三四个士兵，曾广大再劝，众兵皆汹汹，有几个士兵甚至冲过来要捆绑曾广大，曾乃不敢言，掩面哭泣而去。
杀机已动，端方性命就难保了。十月初七凌晨，端方兄弟二人密备了两乘小轿，将两只行李箱系在轿后，正准备趁着星夜逃遁，才行出数十步，突有数十个提枪的军人冲出，将小轿团团围住。端方见势不妙，跳下轿来要溜号，却被一把刺刀拦在胸前。
“你们这是干嘛？”端方声音发抖地问。
“请大帅升天！”队官刘凤怡大声说。
连推带搡，众刀齐下，砍了六刀之后，端方一颗血淋淋的脑袋滚落到了地上。其弟端锦见此惨景，万分悲痛，大喊一声“四哥——”转折身来，大骂那帮兵丁“混账王八蛋”，有个叫贾志刚的兵丁冲上来，照准端锦的颈脖就是一刀。端家兄弟的首级割下后，被当作战利品装入铅箱，放入石灰，沿途示众，最后拿到武昌去报了功。据说，黎元洪见了这两颗人头，不由得连声叹息，让人暂存在武昌洪山禅寺。端方带入川的那支队伍，后来被黎元洪编为“教导团”。
川人代表进京
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对策之一是向各地广派联络员，把四川争路的真实情况告诉全国，免得让四川陷于孤掌难鸣的境地。他们随身带着公函、报纸和传单，白纸黑字这样写道：“须知川人之争，实民权与专制之争，川人不幸而失败，行见专制淫威泛滥国内，则所身受其殃者，岂独川人而已哉！”启程奔赴京城的几个人是阮峘、李孔扬、黎广芬等，为首的代表名叫刘声元。
刘声元（1875～1924），字苙青，重庆万州人。12岁中秀才，乡梓视作神童，1902年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与周作人成同窗好友。毕业回川后，任夔府团练教官、万县中学堂监督，1910年被选为省咨议院议员，来到省城成都，成为保路同志会的重要骨干。相传这位血性汉子特别有性格，铁路公司成立时，他争着要当充满危险的交涉部长，未争赢罗纶，竟当众号啕大哭。
启程进京之前，川人聚会为他们送别，各色人等从四面八方涌来，一条不很宽的三倒拐街变成了人的河流。罗纶致开会词，这个当过袍哥舵把子的侠义胖子，一上台即失声痛哭，向四周拱手作揖，哽咽道：“各位父老乡亲，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让盛宣怀给卖了！中国完了！”声情并茂的演说，险些令场面失控，群情激愤，哭喊声、叫骂声、呜咽声响成一片，震耳声浪汇集成汹涌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