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是迄今为止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直接影响了“二战”之后的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中国也未能逃脱大萧条的影响。在“二战”之前，中国一直都保持着银本位制度，成为当时国际金本位体系下的独一无二的国家。
在20世纪早期，中国的主要流通货币是白银和铜币。白银主要用作批发生意、长途贸易等大额买卖，还可用于缴税，铜币则主要用于零售的小额交易。当时中国货币市场十分近似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完全自由竞争市场，各国货币与本国货币都在市场上流通。其中较为常见的外国货币有西班牙银元、墨西哥银元亦称鹰洋或英洋、日本银元和法国人铸造的西贡银元。中国各省本土铸造的银币因背面往往铸有蟠龙纹，俗称“龙洋”。此外，还有可兑换白银的流通较少的纸币，由外国金融机构、国家和省级政府、中国本土私人金融家发行。
尽管中国是唯一的银本位国家，但世界白银市场却有伦敦、纽约、上海和孟买四大城市。其中伦敦是首要的白银市场，英国人操纵着白银的生产、消费和流通，具有白银定价权。当时每天的白银价格均由伦敦的四家金银经纪公司决定。上海是中国本土白银交易的中心，但仅仅是世界白银贸易的被动接受者。
在单纯金本位制度下，两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只要比较含金量的不同就可轻松得到。但中国货币与其他金本位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却必须要先比较金银之间的兑换率，因此，白银价格的变化对中国经济会有极为强烈的联动作用。
1873～1931年，由于绝大部分国家逐渐放弃白银充作货币的功能，与黄金相比，白银大为贬值。1873年的金银比价是1∶15.9，到了1894年就涨到1∶32.59。除了“一战”时期，很多投资者购银保值，产银国却又禁止白银出口，银价曾有过短暂的上涨，大部分时期白银价格都保持持续下降的趋势。一方面，金贵银贱，加重了作为债务国的中国每年偿本还息的负担。1929年，以外币偿付的外债本息高达1.3亿两白银，银价若跌落10%，则中国财政负担就要增加10%。另一方面，银价下跌也会带来短暂的好处。
除了在“一战”期间中国向其他国家输出白银的短暂时期之外，1933年之前的绝大多数时候，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这些白银主要由外国在华银行利用中国自由市场的特点大量输入白银牟取暴利。中国纸币以白银做储备，大量白银的输入成为银行信贷扩张的基础。换而言之，白银增加，信用扩张，利率下降，这相当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扩张政策。
在金贵银贱的大趋势下，金本位国家由于黄金购买力上升，白银购买力下降，货币相对中国这样的银本位货币升值。这导致金本位国家的出口停滞，甚至倒退。反过来，中国受信用扩张的影响却形势一片大好。当时中国对外出口的主力是粮食、棉纱与生丝等。
就棉花来说，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棉纺织业都消费印度与中国的原棉，日本和印度还生产粗纱供给中国农村市场。白银价格的变化将直接影响日元与卢比对中国货币的汇率，最终影响到中国的棉花价格和本土棉纺织业。白银价格下跌，中国从印度、日本进口棉纱或原棉的价格上涨，结果中国棉纱厂得到极大的发展。
机械化的工厂需要庞大的原始资本投入，在当时中国没有良好的融资渠道，工业企业几乎没有一家不向银行贷款经营，也没有一家工厂不是依靠银行信贷资金发展壮大的。其中尤为著名的是“棉纱大王”荣宗敬和荣德生两兄弟创建的申新公司，后来的“红色资本家”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即荣德生四子。1916年，公司初创时的外来资金是公司自有资本的2倍多，其中80%来自短期贷款和银行透支。到了大萧条时期，银价日贱，银行有更多的白银储备，信贷更是随之扩张。全国金融中心——上海的各大银行对外放贷的主要对象便是工业企业。当时最大的私人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工业企业的贷款占到贷款总额的1/3，其中66.7%是对棉纺织业的贷款。
那时的中国信用匮乏，银行并非毫无保留，工业企业一般必须要以自身固定资产作为抵押来向银行贷款，而银行则对工厂进行严密的控制。比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申新公司的贷款就对该厂的生产经营与财务加以严格监督。申新纱厂生产的棉纱，其提货单必须要经过银行盖章，储蓄成品的仓库大门钥匙要交给银行掌管，重要账据和大宗的现金出纳要由银行会计人员来审核。因此，工业企业一旦失去银行的支持，就很难维持经营，结果只能倒闭。
由于信贷扩张，从“一战”一直到1931年，中国经济都比较景气。即便在大萧条时期，中国都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可这种繁荣却很脆弱。1931年开始，国际市场上的白银价格开始上涨。在外国市场上，棉花、粮食和生丝等中国商品的价格随之暴涨，海外市场日益萎缩。反过来，印度、日本等外国生产的原料与成品在中国国内市场的价格优势却开始越来越明显，这导致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萧条。由于经济的不景气，中国广大的内地农村与中小城市立刻就陷入了内部冲突和混乱之中，各地军阀割据，关卡林立，赋税沉重，盗匪横行，于是大量内地城乡的白银有来无回地涌入当时较为安全的上海。农村经济不振让主要市场在国内的中国棉纺织工业企业陷入困境。1932年3月，日本扶持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独立，在东北市场对国产棉纱和棉布课以重税，却对日货免税，更让中国棉纺织工业企业雪上加霜。这很快便给跟这些企业关系紧密的金融机构带来沉重的财务负担。
从1929年年初到1931年9月，伦敦白银市场的银价下跌了50.5%，纽约市场下跌了51.1%。这段时期，中国物价上涨了21.2%。大量白银被投机者通过上海口岸输送到中国，这些白银均为投机性资本输入，一旦有风吹草动随时都会撤离中国。因此，投机性白银的输入只能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加剧中国汇率与经济的不稳定性。
上海房地产泡沫与法币。
国外与中国内地白银最终都会聚于上海，上海金融机构拥有了充裕的白银储备，信贷能力大为提升。但由于工业企业的不景气，信贷扩张不仅没有起到振兴经济的作用，反而引起了上海房地产泡沫的产生。
面对中国内地城乡的萧条与工业的衰退，投资者开始将资金转移到上海房地产市场。1924～1929年，上海房地产总价值增加了20亿两白银，但其中一半的增长都来自于1928～1929年。房地产交易的价值每月至少有100万两，最多时可达到1 000万两。投机造成了房地产泡沫，投机者一旦购置土地进行建设，就会以此作为抵押来购买更多的房地产。
上海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与农村经济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一些著名的房地产公司打出广告说：“进口出口均极暗淡，唯有地产一枝独秀。大量存银，唯有投资地产最为安全。如君有意，敬请垂询。积十七年之经验，服务咨询，包您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