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房地产开发公司抓住上海金融宽松的条件，大量发行债券。1931年，鸦片贩子沙逊洋行经营的华懋地产公司发行了总额达30万两的债券，年利息率6%。两年后，华懋公司又发行了1亿两白银的债券，年利息率毫无变化。债券以房地产公司为后盾。沙逊洋行经营的另一个房地产中央地产公司发行了600万元的十元券，年利息率5.5%（1933年3月1日，中国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并规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一律废除银两改用银币。3月8日，财政部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银本位币定名为元，重量为26．6971克，成色为银88%、铜12%，即合纯银23.493448克）。这些债券由位于上海黄金地段的南京路上的地产及其房屋租金利润做支撑。这些资产总价值为5 190万两。由于房地产价格日趋上涨，金融市场的投资者非常乐于接受这些房地产公司的债券。
银行大量过剩的资金也均投向房地产。1927年前存款总额在私营银行中处于第1、2位，后退居第5、6位的浙江兴业银行在上海租界拥有1 000多幢建筑，抗战前中国主要银行之一的四明银行也当仁不让，更是拥有多达1 200多幢的建筑。银行投资的房地产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自己营业用的房地产，几乎所有较大规模的银行均有自造的大楼作为总行或总部的所在地。位于上海租界和天津租界的银行大楼，都是当时最现代化的昂贵建筑。这是因为兴建一座高成本的银行大楼，不仅起到投资房地产的目的，也是对自身实力的一种证明，对潜在客户能起到极大的吸引作用，有利于业务的开拓和兴盛。二是经营性房地产，自己建造好后出卖或出租。很多银行为此建立了信托部，从事房地产经营和收租业务。
可惜好景不长，1931年9月，英国放弃金本位，随后英镑开始大幅贬值，伦敦白银市场上的银价开始攀升。随后，印度、马来西亚、越南、伊朗、日本等众多在市场上与中国具有竞争关系的国家相继对外贬值本国货币，中国纸币对外币汇率下降的趋势终于开始逆转了。随之而来的便是出口锐减，贸易逆差大幅增长。为了平衡国际贸易赤字，中国迫不得已大量出口黄金和白银。仅在1932年，中国就净出口白银734.6万元。到了1933年，全球经济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放弃金本位，美元大幅贬值，中国1933年的出口仅及1930年的58%，贸易逆差竟达7 337.39万元，结果净出口价值1.89亿美元的黄金和1 420万美元的白银。金融机构的硬通货储备急剧下降，信贷随之紧缩。
美国是生产白银的传统大国，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资本控制了世界白银生产的66%和白银冶炼的77%。白银主要集中在西部犹他、爱达荷、亚利桑那、蒙大拿、内华达、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7个州生产。来自这7个产银州的参议员控制了参议院中1/7的投票权。以这些州的议员为核心形成了白银利益集团。大萧条给白银生产者带来严重打击。于是，白银集团展开了抬升白银价格的游说活动。白银集团视中国为眼中钉。他们认为，提高了银价就提高了银本位制的中国的对外购买力，给美国商品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可以销售掉美国过剩的产品。此外，提高银价将使中国货币升值，增加中国工业产品的成本，削弱中国商品的竞争力。
1934年6月，在白银集团的游说下，罗斯福政府通过了《白银收购法案》。法案授权美国财政部在国内外市场收购白银直到白银价格达到每盎司1.29美元或者财政部储备的白银价值达到了黄金储备的1/3才结束。在收购的过程中，财政部有广泛的自由斟酌权。
结果，在世界市场上白银价格更为迅猛地上涨。将白银从上海运至伦敦或纽约，至少可以得到50%的净收益。在华外国银行成为白银外流的主力和急先锋，外资银行拥有治外法权，又有大量的白银库存，如1933年年底上海外资银行的白银库存为2亿7千多万元，占当时上海白银总库存的50.4%。这些银行将大量白银运出中国，让中国金融形势变得更为摇摇欲坠。美国则为白银的主要进口国。从1934年9月之后的半年时间里，美国政府每月平均收购白银2 400万盎司，到1935年6月30日为止，共收购了2.94亿盎司白银。
中国政府只好通过征收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以阻止白银外流之势。但是，大量的白银转向华南经由中国香港出境或华北地区，然后再走私出口到境外。其中在华北地区主要是日本人在进行走私白银的活动。日本通过中国银价与世界市场银价的价差积累巨额资金来建造兵舰和稳定日本的币值。针对中国外汇存底有限的情况，日本正金银行在1934年11月和12月间多次向中国银行突击购买外汇，使中国外汇储备量遽然下降，对中国无限制买卖外汇施加压力，迫使其无法维持汇价。当时中日之间正处在爆发全面战争的前夕，美国以邻为壑的政策大大削弱了中国抗日的经济基础，不啻为助纣为虐。结果，在华外资银行的白银库存直线下降，到1935年9月时白银库存只占到上海白银总库存的12.7%。
很快，白银大量输出导致了中国物价下降，白银储备降低，信用收缩，利率上升，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萧条。大量的工商企业倒闭，仅在1935年，上海就倒闭了1 065家工商企业，全国银行倒闭或者停业20家，当时中国最大的产业——纺纱业开工量降低60%。由于工业对农业原材料需求的减少，加上当时发生了灾荒，1934年的农业产出只有131亿元，比1931年下降了46%。
房地产亦然。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上海租界内的房产价格上涨的势头终于发生了逆转。租界房地产交易额逐年降低，1931年还达到1.31亿元，到了1934年仅为0.12亿元。据当时报纸记载：“往昔上海市况繁荣，地价与房租，随之昂贵，其价之高，不特为全国各地冠，亦渐占世界之地位。今市况萧条，工商业者对于巨额房租之负担，夫岂能胜。影响所及，地价暴跌，市多虚宅，地产业者有同归于尽之虞……地产极度衰落，价格狂跌，交易完全停顿。”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萧条，金融业也受到严重冲击。中外银行以房地产为抵押品或担保品放出巨额贷款。随着房产价格与交易额的急剧下降，银行贷款收不回，流动性丧失，资金周转失灵，很多银行只好关门大吉。1935年，仅上海一地就倒闭了17.9%的民族资本银行，18.2%的钱庄。
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瑞典中央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与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奖具有本质的差别）获得者弗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一书中写道：“如果不是美国抬高银价，中国将可能在晚些时候放弃银本位，比实际发生的情况晚上好几年，等到政治和经济状况都比较好的时候再进行货币改革。中国未来的进程就会有所改变，也许发生在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并不能避免，但是，至少会推迟发生，这样国民政府就可以赢得更多的时间来恢复其因战争而受到的创伤。”最终，中国政府只有放弃银本位制度，实行法币改革，走上了恶性通胀的不归之路。